木村謹吾醫師點亮的一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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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謹吾醫師點亮的一盞燈」 原載於《台灣扶輪月刊》2018年9月號 

視障者的世界是黑暗的,因為他們無法與常人般的工作,而成為社會的邊緣人,嚐盡世間的冷漠與淒涼。因此培訓殘疾人士之盲啞教育,不但可以教導他們的謀生能力,也可以提升他們的信心和尊嚴。
十九世紀的台灣並無殘疾者之教育機構,直到1891年英國長老教會 的傳教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來台,才在教會的支援下於台南創立了「訓瞽堂」,教導點字、算術及簡單的手藝,後來併入台南慈惠院」,1922年由政府接辦後改名為「臺南州立盲啞學校」。而以個人的力量與資源建立具有制度化之盲啞教育機構,則是1917年台北大稻埕木村胃腸科醫院的木村謹吾醫師所創立的「木村盲啞教育所」。他們兩位都是台灣盲啞教育的啟蒙者。
木村謹吾醫師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也是視障者。1895年9月,他以海軍軍醫身份隨軍來台,先致力於傳染病的撲滅,直到衛生環境趨於穩定之後,他繼續留在台灣懸壺濟世。在他行醫期間看到台灣尚缺完善的殘疾教育機構,因此向總督府建請設置公立的盲啞學校,惟因當時正積極於義務教育之推行,政府沒有多餘的經費與人力,因此只好作罷。於是他決定投下自己的積蓄,並向日本的兄弟姊妹籌募資金,於1917年在台北的蓬萊町(現重慶北路、寧夏路),創設台北第一家「木村盲啞教育所」,由木村醫師自任校長。
由於盲啞教育所需經費不貲,因此木村醫師只好一面行醫,一面執教,並令其子高明共同投入工作,以維持學校之營運。1922年改名為「私立臺北盲啞學校」。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社會大眾開始認同木村的理念及殘疾教育的重要性,也獲得不少的捐款,校務因此開始趨於穩定。1923年裕仁皇太子訪台時,特頒「教育功勞者」的銀盃,以資表彰。1928年木村謹吾醫師以功成身退,辭卸校長職務,並將學校捐給政府營運,而改制為「台北州立台北盲啞學校」,其子木村高明長期襄贊校務,因此受聘接任校長。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台北盲啞學校由國民政府接收,更名為「台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1946年,木村校長在台產業全遭沒收,一家三代也被迫遣返日本。而他在台灣推動盲啞教育的貢獻,迄今仍受台灣人的尊敬與感念。
日本時代的盲啞學校是結合了教育與信仰的理念,其真正的偉大之處,乃是在艱困的時空環境下,從無到有的開創精神。而戰後由盲啞學校所分出的啟聰學校及啟明學校,在校史的紀錄上,對於木村謹吾的貢獻僅輕輕一筆帶過,甚至連一張完整的照片都未留存,倒是甘為霖牧師的一些照片被長老教會 保存的很完整,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是否尊重前人種樹的功績。
這個故事使我想起偉大的女性海倫凱勒(Helen Adams Keller,1880年-1968),我組合了她生前令人省思的幾句名言與大家分享,她說:雖然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但是也有很多克服的方法,因為當一扇幸福的門關起時,另一扇幸福的門會因此開啟,但是我們看這扇關閉的大門太久,卻忘了那扇已經為我們而開啟的幸福之門。
黑暗將使人們更加珍惜光明,寂靜將使人們更加喜愛聲音,而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卻是看不倒,也摸不到,它們只能被心靈感受到,愛也是摸不著的,但你卻能感受到她帶來的甜蜜,我們只要朝著陽光,便不會看見陰影。
她晚年曾說:「我的身體雖然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就讓我的心超脫軀體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悅中,追求美好的人生。」海倫凱勒生前挺著亦盲、亦聾、亦瘖的殘疾身軀,訪問過35個國家,在世界各地推動盲人學校的興建。1964年獲得美國總統頒贈「總統自由勳章」。1968年她蒙主寵召,終於擺脫黑暗,在天堂看到了美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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