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與二郎牧師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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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嵩牧師撰 摘自《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 p.121--123;是該書第8章「回顧與展望」裡談到上與二郎牧師的一段;無題。按:上與二郎牧師(1884-1984),1918年到台,就任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的第四任牧師,戰爭末期任「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統理,1947年返日。 

記得在日本求學時期,前後將近7年(1935-1942)。神學院中有一位上謙次郎,是一位極好的朋友。他是台北日人教會的上與二郎牧師的次子,他也有一位哥哥(上良康)唸神學院,後來連他的一位弟弟也去唸神學院。可惜謙次郎君及他的弟弟於戰爭中應征到前線去,不幸失蹤。當年我唯一一次同來渡假,路過台北,以及最後畢業回國途經台北之時,兩次都應邀在他家作客過夜。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逼壓教會組織「台灣基督教團」,上與二郎牧師對台灣長老教會財產移交的要求,態度不無過於偏激之處,手段也十分強硬,但是自從我看到他和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人物,而且是基督徒的蔡培火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對台灣出身到日本求學的學生的循循善誘的作風,頗具有傳聞中所認識的上與二郎牧師的先師植村正久牧師的風範,所以在我心裡,經常對他懷有尊敬私淑的感情,因而兩次由日本返台,路過台北,都曾應謙次郎君之邀,到他家過夜。有一次,夜宿他家,翌晨告辭要回南部家鄉時,平素沈默寡言而面容慈祥的上牧師,便告訴我一句話說:「噢!要回去了嗎?那麼盼你多多傳道。」說完乃默默地送我到門口只說一聲「再見」,然後回到他的書房,我鞠了躬,提起行李,在謙次郎君陪同之下,到火車站(當時上與二郎牧師的教會與住宅就是現在立法院隔鄰的濟南長老會教堂與宿舍)搭車回南。但是一路上縈繞在我胸臆的就是上牧師的那句話,直到今天我仍牢記不忘,經常成為一種警鐘迴響在我的腦海。
另一次是在東京,和上牧師的長子良康兄於放學後同車間宿舍,一路上和他談到蔡培火先生的事,蔡培火先生自從民國初年從當時的台北國語學校畢業,便開始執教於高雄縣岡山的小學。同時參加台灣的民族運動,然後於林獻堂先生領導之下,發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繼而參加領導文化協會運動,又與楊肇嘉先生合作促成台灣自治的運動,直到中日戰爭時發動的和平運動等,為了台灣的民族運動嘗試各種努力。良康學兄與我在言談之中,常會嘆息地說:「蔡先生花了這樣大的精神與努力,而且曾經幾次嘗了鐵窗的滋味,吃了數不盡的苦頭,假如他把這些精神與努力,專心花在傳道救靈事工之上,真不知能多收幾百、幾千倍的效果。」我乍聽之下,感到這話必定是因他的父親上與二郎牧師所影響形成的想法。因為蔡先生自從參加政治運動之後,就喪失了在公立學校執教的機會。後來決心到東京去求學,受到植村正久牧師的感化而信主領洗,從此誓願做一個基督徒,並與上與二郎牧師成為莫逆之交,上牧師也對蔡先生的事業與他的先師植村正久牧師一樣不惜大力的支持。但是到頭來,竟然經由他兒子聽到這種感喟,當然蔡先生為爭取日治時代台灣政治的改善,做了極大的努力與貢獻。但是以我做一個傳道人的立場來說,對於這位我平日所敬重的資深牧長,且是蔡先生至親好友上與二郎牧師的家人的這番話,不免使我佩服上牧師一家傳道精神的堅定,同時也使我進一步體認傳教聖工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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