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耶利哥」路上遇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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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57屆總會通常年會(2012年4月10-13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專講,張信一牧師譯。

前言:
第57屆總會通常年會特別邀請唐培禮牧師(Rev. Dr. Milo Thornberry)前來發表專題演講,現場除了議員之外,還邀請彭明敏教授、謝聰敏先生、魏廷朝先生的夫人張慶惠女士、周清玉女士、高俊明牧師夫婦。唐牧師是1964年美國衛理公會派來台灣的宣教師,在台灣神學院及台南神學和教授教會歷史。在當年白色恐怖時期,是幫助彭明敏教授逃亡國外的主要人士。2011年出版「撲火飛蛾」,以自傳方式述說當年出自信仰參與彭明敏教授逃亡的見證。  
專講全文如下:
議長、總幹事、各位牧長、貴賓平安:我真的找不到適當的詞句來表達我是感到多麼榮幸,也感到不佩,受邀來參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57屆總會通常年會。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長老教會的總會年會,不過也許理該如此,因為我能和許多老朋友,在這美麗的台灣參加這年會,這將是我畢生難忘的時刻。
我知道您們要我來這裡演講。不過當您邀請一個傳道人演講,您還是要有聽講道的心理準備。假如我是要講道,我會選用路加福音10章25-31節,那是耶穌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我們從主日學的時候就聽過,是很熟悉的故事。耶穌說有一個人要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途中落入強盜手中,搶他的東西,把他打個半死,丟棄在路旁。兩個宗教人士經過那裡,看他倒在路旁,但從旁走過,沒有幫他。有一個被猶太人憎惡的撒瑪利亞人來到現場,不只幫助他,還把他安頓在旅館,並且向旅館主人保證他會負責一切費用。
耶穌一開始用一個聽的人都會心頭一震的意像,他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是沿著約但河,大約是一天的路程。大家都知道那條路有強盜出沒,是一條很危險的路,沒有必要,最好不要走那條路。果不期然,這個人「途中遇到強盜」。
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像耶穌那時的「耶利哥」的路。在那種地方生活很危險,可能的話,不要住在那種地方。對我來說,台灣就像「耶利哥的路」。1965年,我受美國衛理公會宣教部派來台灣,我有很大的掙扎,我覺得背棄了上帝給我的召命,我應該留在美國參與當時的民權運動,不應該離開。
但最大的掙扎不是我所要離開的,而是我受派要去的地方。台灣像是「耶利哥的路」,充滿危險。1964年,我讀了不少有關蔣介石政權的腐敗與殘暴,我要求傳道部不要把台灣列入我可能受派前往的地方。您猜他們派我和我的前妻秋詩(Judith Thomas)去哪裏?
到台灣以後,衛理公會把我「借給」長老教會,我就在台神與南神教「教會歷史」,我教了四年。
路上有勇氣與良知的人們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耶利哥的路」上遇到幾位有良知與勇氣的人。從彭明敏教授的分享,我更清楚台灣是一條多麼危險的「路」,我也因此決定要做一些不在宣教師職務範圍內的事。1966年夏天,當時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要回去美國述職,他想國民黨大概不會再允許他回來台灣,所以他介紹我和秋詩跟彭教授認識。我們和彭教授一見如故,成為好朋友。其後四年,每週一次,彭教授設法擺脫那些「照顧」他的人來和我們見面。從他和一些他介紹給我們的朋友,我更了解國民黨腐敗的程度和二十年前在中國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是那麼腐敗、殘暴!!
一開始我們和彭教授預備了一些可信度比較高的資料,給那些想更清楚知道台灣真正的情形的外國訪客,這些「高可信度的資料」包含取自權威期刊的文章,以及在台灣的朋友的著作,有時候也安排他們密會彭教授。秋詩和我都認為我們不應該影響台灣人,使他們改變對台灣現況的看法與態度,但我們深信我們有責任讓美國人知道台灣的情形。得助於幾位可信賴的朋友,我們持續做了四年。在當時戒嚴法下的台灣,擁有或分發這類文章是「殺頭罪」呢!!
我們為什麼不離開?
我有一個朋友,卡絲德(Ora Custer),今年95歲,身體還很好,但眼睛幾乎看不見。她要我讀我那本「撲火飛蛾」的書給她聽。好幾次,她問我:「既然您知道您和您全家所處的環境那麼惡劣,又危險,您為什麼不離開?」我那本書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比較簡短的答案是:「當您交了一些好朋友,而您知道他們的生命隨時有危險,對我來說,留下來盡我所能的幫助他們,比一走了之容易。」
路上的三個撒瑪利亞人
和彭教授在一起的,還有二個好朋友、好同工。他們是謝聰敏和魏廷朝。我們在1966年認識彭教授時,他們二人還在牢裡,所以我們比較晚才認識他們。他們是彭教授在台大的研究生。1964年他們和彭教授一起想發佈「台灣自救宣言」,質疑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現在回頭看,許多人說那是台灣人爭取民主奮鬥的開始。
雖然他們二人還在牢裡,在我們和彭教授共事當中,他們早已是我們的夥伴。感謝他們的勇氣和創造力,他們從獄中用很薄的紙張寄出來政治受難者的名單、他們的情形、家世,有時也有他們在監獄外的家庭狀況。我們把名單轉給國際特赦組織,只希望給他們一點能見度,或許對他們的安全有點幫助。他們寄出來的資訊也讓我們了解這些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困境,啟動了我們對這些家屬做經濟資助的計畫。
魏廷朝在1968年9月20日出獄,還不到一個禮拜,彭教授就帶他來台灣神學院看我們。他不畏懼獄卒要脅的故事,許多人都聽說過。開庭時,他站起來嗆法官,有膽量就判他死刑。他要來看我們,老實說,我們有點擔心,怕他會不會因他的遭遇而成為一個憤世嫉俗、難以相處的人?
魏廷朝到我們家,見了秋詩和我,然後他看到我們一歲半的女兒Elizabeth躲在椅子後面。不久,我們看到他和Elizabeth坐在地板上用華語和台語在交談,也許也用一點客語。幾個禮拜後,他開始幫我準備我在神學院授課的教材。他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他會以客家文化所受到的尊重,以及我們昨天所奉獻的客語聖經為傲。我們和彭教授、魏先生繼續擬定計劃要如何有效地資助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一年後(1969)謝聰敏也出獄,他也在出獄後的一個禮拜內來我們家。魏廷朝已經向他提起我們要資助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事,他說他可以馬上開始把錢帶去給這些家屬。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氣,想想:他才剛出獄,馬上又要從事這種高風險的事,把我們從美國費城募得,透過秘密管道轉到台灣的錢分發給政治犯的家屬,這在戒嚴時期是處罰很重的「罪」行。他們二人對種風險一笑置之,他們說只有他們認識這些家屬,也只有他們,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人才會信任。
分發金援的工作在隔週就開始。為了不暴露他們的身份,我們給他們取了英文名字,彭教授叫Peter,他到今天還用這名字;魏廷朝叫Matthew;謝聰敏叫Tony。
和他們一起做這件事,和我們跟彭教授過去二年所做的基本上是一致的。秋詩和我是外國人,因此我們從事這些活動,最多是被驅逐出境。但是台灣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可能被關、被刑求,甚至被處死。魏廷朝和謝聰敏固然和我們一起做這件事,到底我們還是新手,沒什麼經驗。因此我們決定只跟曾經被關過,又深知要付什麼代價的台灣人共事。在以後的日子裡,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做「撲火飛蛾」,以為最多只是被驅逐出境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事實證明,我們的推斷沒錯。然而,我們推斷和我們共事的台灣人可能面臨的遭遇,很不幸,也完全正確。
當我們覺得彭教授有被暗殺的可能時,我們決定幫他逃離台灣。在1970年1月3日,他從松山機場打扮成一名嬉皮歌手,搭乘日航班機離開台灣,經由香港到瑞典。
1972年2月,尼克森、季辛吉和周恩來在中國會談。從會談的記錄看到,他們三人都想知道彭教授到底是怎麼逃離台灣的。他們萬萬沒想到這是秋詩、我、彭教授本人,還有二對宣教師夫婦,在香港的一位宣教師,一位在日本貴格會的朋友和二個日本人,精心設計做出來的。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有策劃逃亡的經驗,但決心和一點好運氣使我們竟然可以凌駕蔣介石那史達林式的特務羅網。而周恩來、尼克森和蔣介石至死還搞不清楚彭明敏是怎麼逃走的。我們參與這件事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為外人知,而我們如何執行則是在2003年才公諸於世。
魏和謝完全不知道逃亡這件事,我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找他們麻煩,我們不能把他們捲入這件事。這不是我們不信任他們,這倒是我們自知我們沒有做這麼重大事情的經驗,我們不能增添他們已有的麻煩。
一年後,1971年2月23日,是我和秋詩被軟禁的一個禮拜前,魏和謝被捕。我們所推測和我們有連繫的台灣人會受到的待遇完全正確。他們被捕十三個月後才受秘密審判,判決監禁十五年,後來減半。兩位都遭刑求。我們之所以知道他們受拷問的經過,是因為謝聰敏從牢裡偷寄了一封信出來,輾轉到我手中,我把那封信轉給「紐約時報」,他們在1972年4月24日當做讀者投書刊登出來。
在他們第二次出獄以後,謝聰敏搬到南加州住了一陣子。魏廷朝為了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再度被捕,又被判了八年的徒刑。
1987年戒嚴法解禁以後,魏和謝還是繼續為台灣人民奉獻。謝聰敏當選立法委員,也做了國策顧問,雖有從前受刑求的陰影與傷痛,他還是傾全力編纂出版了一本記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書,同時為政治受難者的理賠奔波。魏廷朝也是一樣,1997年他出版了一本「1949-1996台灣人權報告書」,他成年以後大半的歲月是在監獄裡度過的。1999年12月28日在晨跑的時候,他那顆愛鄉土的心停止跳動。
路上的另外兩位撒瑪利亞人:
高俊明與高李麗珍
我知道在台灣這條「耶利哥的路」上,還有許多撒瑪利亞人,而我只提三位,那是因為這三位是我最熟識的。還有兩位,起初我只有慕名的份,他們是高俊明牧師及高李麗珍牧師娘。高牧師於1970年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在1979年12月,一些牧師要求他幫忙藏匿一位被國民黨追捕的民主人士,高牧師沒有推辭。因為他自己也被國民黨特務日夜跟蹤,他無法親自收容他,但他幫忙安排場所。後來高牧師和這些牧師都因而被捕、判刑。逮捕、監禁高牧師成為國民黨不知如何是好的「燙手山芋」,他們不得不在1984年的8月釋放他。備受尊敬的高牧師,雖然人在監獄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繼續選他當總幹事。
高牧師被關的時候,牧師娘到美國,讓全世界知道台灣的人權狀況。藉著長老教會朋友的安排,我在亞特蘭大長老教會事務所有機會見到高牧師娘,我深深感佩她的信心與勇氣。她說高牧師在監牢裡傳福音給他的獄友,使國民黨政府很困窘。聽說這是他能提早出獄的原因之一,真的嗎?牧師娘給我高牧師1982年6月27日 在獄中所作的詩,相信各位都知道這首詩:
我求主給我一束鮮花,
但它給我又難看又有刺的仙人掌;
我求主給我幾隻美麗的蝴蝶,
但它給我許多又醜陋又可怕的毛毛蟲。
我震驚,我失望,我哀嘆,
但經過了許多日子,
忽見那仙人掌開了許多鮮豔的花,
那毛毛蟲也變成美麗的小蝴蝶飄舞在春風裡,
神的旨意最美善。
高牧師和牧師娘深知在「耶利哥的路」上做「好撒瑪利亞人」的真義。
不是那些用「說」的,而是那些實際去「做」的。
彭教授、謝聰敏、魏廷朝、高牧師、牧師娘以及一些我在這裡沒有提到,但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們,他們以他們的生命實踐了慈愛和公義,那是我們的信仰最極致、最崇高的理念。他們是耶穌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所要教導的教訓活生生的範例。
有人常常勸告、告誡秋詩和我:「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做客」,意思是:你們只是客人,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或許可以接受,但這是個支持既得利益者的原則。姑且說它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適用,但這個原則基本上是一種不道德的藉口。台灣這個殘暴又腐敗的政府之所以得以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支持、縱容。我愛我的國家,我也感謝我的教會派我來台灣所做的服事,但是我的良知不容許我對不公義的事袖手旁觀。假如我完全不聞不問,我認為我是間接贊同美國政府在這裡所做的一切。基於我的信仰良心,我決定有所作為。
我不知道彭教授、謝聰敏和魏廷朝知不知道「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高牧師夫婦一定很熟悉。但他們都能了解那祭司和利未人從旁走過,不幫助那被害人的行為是不應該的。他們也一定會對那些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為了既得利益,罔顧他們鄰舍的苦痛,對蔣政權的暴政不聞不問的行為感到痛心。但他們也一定會讚佩不久前在猶他州的羅根城,有一群人不顧危險,合力抬起一輛正在著火的汽車,救了那壓在汽車底下的人的生命那種義勇的行為。
他們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冒險用行動救人。這些我在台灣「路上」遇到的人,以及許多我不認識或沒提到的人,他們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幫助別人。
希伯來書12章1節說,這些可敬的人們「像雲彩圍繞我們」。如果您看希伯來書11章所列舉的名字,以及這些在台灣為了爭取人權與民主奉獻、犧牲的人們,您會發覺他們當中是基督徒的並不多。耶穌說,口頭上叫「主啊,主啊」並不重要,而是以行為「實行我天父旨意的」(馬太福音7:21)才重要。
台灣前面的路還有很多困難。大選前許多人有勝選的希望,許多人出錢、出力,希望能改變情勢。但是既得利益、黑金,以及來自中國的威脅利誘,讓現在的政權得以繼續執政。台灣社會還是充斥著那些想奪取台灣人民的自由與民主的強盜,我們需要更多的好撒瑪利亞人勇敢站出來,為公義獻身,關懷社會,轉換台灣社會的方向,使之成為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不認為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有權利決定台灣的未來,但我認為他們必須堅持只有住在這裡的人才有權利決定未來,而不是由北京、華盛頓或渥太華來決定的。我在這裡向各位保證,我有生之年一定盡全力和其他關心台灣、愛台灣的人士一起努力,監督我們(美國)的政府不得犧牲台灣人民決定台灣未來的基本人權。
耶穌在說完「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後,對在場的人說,也對您、對我說:「去,照樣做吧!」像雲彩圍繞著我們的見證人已經這樣做了,讓我們也排除一切使我們分心的障礙與糾纏,奔跑我們前面的路程。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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