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馬可教授談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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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可(Mark C. Thelin)述  《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p.166-169


        我是屬於傳教士第二代,1933年出生於福州,我父親是協和中學的副校長,專長是農業推廣,母親在那兒教英文和音樂,他們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直到內戰發生,就是閩變吧,母親才帶著我離開福州。1937年,抗戰爆發,母親又帶著我和弟弟經香港回美國。父親則留在大陸,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策,不論戰爭與否,教育必須持續下去,所以他與協和中學的師生在一起,直到1943年才回美國。1947年,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福州,隨即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的初三。不料,1949年,大陸整個兒落到共產黨的手裡,我只好回到美國南達科塔州,寄住在叔叔的農場裡。19511955年,我在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主修社會學。

傳教士的第二代登陸台灣

畢業後透過奧柏林山西基金會,申請服務,被分發到台灣來。這個基金會是為了紀念1900年義和團暴動中,在山西省遇害的一群奧柏林傳教士,後來由熱心的奧柏林校友發起成立的。1918年該基金會派遣第一批教員到山西銘賢中學教英文。1940年左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基金會有好幾年都不再派遣新的教員到中國。1949年,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基金會改派英文教員到日本、印度和台灣。19541955年,第一批到台灣的教員,被派往台南長榮中學任教,我則是第二批。記得是1955107日,我由西雅圖搭乘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新型飛機──「星座號」(Constellation),花了26小時飛到東京,與親友們在那裏待了幾天,1012日飛抵台灣。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因為1492年的1012日正好是哥倫布登陸美洲,1955年同一天我登陸台灣!

剛來的時候坦白說,我對台灣沒有什麼印象,只知道她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社會結構與中國大陸不盡然相同,但其實我們中國的大文化認識也很模糊,在福州時我畢竟只是個孩子而已。1956年,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先生請我考慮回美國進修,因為東海準備要成立社會系,我說讓我想一想,考慮6個月吧。說實在那 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想回美國考試受訓,進外交部當官員。隔一年呢,我還是接受了吳院長的建議,回到奧柏林修了一年碩士,之後又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 花了3年半取得社會學博士。1962218日,我又回到大度山上。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第一次見到曾約農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1955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像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德耀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19576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o」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 !」,不知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

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他的獨特作風。65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50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參加了創校典禮

195510月中旬我抵達東海,先和七名志願新生、吳司機一起幫忙搬東西。112日開學典禮,那一天天氣還不錯,沒有樹,後來很有名的東海風已經吹的很厲害了。學校剛蓋了一點點建築物,我記得男生宿舍是4棟,女生宿舍3棟,創校典禮和月會,都是在位於現在15棟的倉庫——臨時禮堂舉行。那時中港路還沒鋪柏油,只是一條泥土路,我們坐公路局的車上來,每個人一下車,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拍拍頭,撲掉滿身的灰塵。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2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 候我不太適應,4個月內,體重掉了30磅,後來又增加10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Prof. Anne Cochran)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我問過一個家住台南的男生,一學期只回家兩次,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我曾經約略的估計過,那時候的學生衣服只有兩套,一學期伙食費,食堂包飯才240元,一直到1962年時,全年學雜費及生活費只要8,000元。

不得了的東海風

生活裡頗多趣事,東海的水塔比宿舍高,水壓過大,水龍頭常突然爆開來!我後來搬到男舍711室,那個東海風啊,真不得了!有一次測出來,風速每小時高達2530英哩。朝北的門特別辛苦,很難關上。灰塵大,半個小時就積滿桌面,掃都掃不完。冬天也很冷,有一年降到華氏38度,換算成攝氏大概只有3度。我跟學生吃住都在一起,我和他們打籃球,到夢谷烤肉。我也參加合唱團,指揮就是後來的圖書館館長鄭得安先生。學生則教我說中文,跳土風舞。

我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待了這麼多年,我的中國話至今仍然是白話文,沒有什麼文言文的味道。小時候在大陸,家裏講英語,和協和中學的學生講中國話,出去玩會講一點點福州話,但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一句:「你會講福州話嗎?」o國語從小就學,在上海念高中時,老師強迫我們每學期背500個方塊字,還要考試,但是我的程度比別人稍好一點。1955年我從美國要到東海之前,還先到耶魯上過3個月的華語密集班,每周20小時,由兩個在北平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和6個北平人輪流跟我們對談,非常有效,他們的中文說的非常標準,可惜時間實在太短。

通才與勞作

通才教育現在已經消失了,十分可惜!我自己在奧柏林學院時,一、二年級就是先接受通才教育,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英文作文,到了三、四年級才上專門教育。我記得1956年東海實施通才教育的時候,理學院的人抱怨最多,覺得浪費太多時間。1960年代,吳校長曾開辦一個叫作「社會科學綜合討論」的課程,觀念很新,是由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效果顯著,如果能夠恢復,特別好。

流傳至今的勞作制度,是聯董會特地從美國請來高齡65歲,剛退休的蕭查理博士規畫指導的,之前他在美國貝利亞學院推動勞作教育非常成功,到了東海他以身作則,常常自己帶頭做勞作,學生們對他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繼任的亨德博士,組織學生到大肚山頂四個村落去做社會服務,他們利用假日到村裡做排水溝,提供醫療服務,或者找個三合院,放放電影,教村民跳跳方塊舞。這個勞動服務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貫的。現在學生人數增加太多,勞作制度大受挑戰,如何分配有意義而且足夠的勞作,可說是很大的難題。我也曾經建議過將學生勞作推展到校外的社區,現在東海學生人數十分多,應該更能夠提供這種社會勞動服務,並且必須具備「實質性」(substantive)的內涵,而非只為「做工」而已。

教授相處融洽

1962年,我搬進東海路25A宿舍,1965年回到美國,次年4月結婚,9月底回到東海後,仍住在25A, 一直到現在。我經常和教授們一起聚會,覺得東海教授的陣容很堅強,學問很好。我還記得政治系的徐道鄰教授,博通百家,口才風度都是第一流。他是從柏林大學回來的,能說三四種語言,兼有文學、歷史、政治、藝術、社會的涵養,上他的課真是一種福氣!如果東海能多一些這種老師那就好了,通才教育也就會有希望。教授們彼此之間也很融洽,從前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教授聚餐。有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教授方師鐸聊天,剛好那陣子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因為他的越戰政策失敗,必須下台。方教授是留日回來的,笑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日本的話,要切腹!在中國的話,就辭職。而在美國,頂多是不連任而已。從這個笑話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情的不同。這樣輕鬆而有意義的聊天現在已經很少了,教授之間也不像從前那樣團結和諧了。我覺得重建東海以前的團結,可以從小單位開始做起,例如現在學生流行的學長制、家族制都很好,這比較有可能回復到東海的精神。

重建東海的理想主義

現在回首,才驚覺到時間過得好快,東海的改變十分大,幾年前一位在美國住了十年的老朋友回來看我,當我們一起站在牧場上遠看台中盆地時,他問我說:「 Where have a11 the greens gone?」 我無言以對。東海早期理想主義甚濃,學生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義務,去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當初我拿到學位時,所長還曾經認為回到台灣簡直是浪費我所受的良好教育,但是我堅持已經對東海有所承諾,一定要回來。現在,社會系所有17個專任老師,算算有一半是我的學生,回想當初的決定,從來沒後悔過,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我覺得這輩子的根是在東海。我看望東海的未來,大學部能再度受到重視,提升大學部的水準。雖然我們已經有研究所了,即使東海將來變成第一流的研究機構,但可能我出身奧柏林吧,仍然衷心希望重振通才教育。

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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