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培禮:良知與勇氣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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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培禮講 張信一譯《台灣教會公報》 3123期 2012年 1月2-8 日

【編按】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與其前妻唐秋詩(Judith Thomas)於1965年來台當宣教師,認識了當時被國民黨軟禁的彭明敏教授,他們夫婦幫助彭教授成功地逃出台灣。唐牧師最近寫了《撲火飛蛾》(Fireproof Moth)一書,述說他們為什麼要冒險幫助彭教授和其他的政治受難者的心路歷程。該書已譯成中文,並於2011年12月10日在台北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文是唐牧師在2011年10月8日應柑縣FAPA之邀的演講。


1965年美國衛理公會派我到台灣當宣教師,我有點擔憂,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在逃避當時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有一天我到美南衛理大學圖書館準備應付期末考, 看到了一本《從中國發出的雷聲》(Thunder Out of China),是Teddy White和Annalee Jacoby在1946年合著的。這本書的介紹文說,美國國務院曾想辦法阻止書出版,就這樣,我無法放下那本書。2位作者詳細描述蔣介石政府的貪腐與殘暴,但國務院不要美國人民知道真相。我向我的差會說,我願意到東南亞4個講華語的國家當宣教師,台灣是我最後一個志願,但我和我前妻秋詩竟被派到台灣。台灣的衛理公會把我「借」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就在台神和南神教了4年教會歷史。

●認識彭明敏教授

認識彭明敏教授以後,我做了一些不在宣教師職責範圍內的事。1966年夏天,當了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美國宣教師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介紹我們夫婦和彭教授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從此每個禮拜一次,彭教授擺脫國民黨派來「照顧」他的那些人,來和我們見面,這樣持續了4年。從彭教授口中,我們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比White和Jacoby書中所說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開始,我們和彭教授提供一些可信的資料給想知道台灣情況的外國友人,包括學術文章、台灣人寫的文章,有時也安排他們和彭教授見面。我們夫婦認為不應影響台灣人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看法,但有責任讓更多美國人了解台灣的實際情形。4年內,我們提供了不少資訊給可信賴的外國朋友。
我有個95歲的朋友卡絲德,她幾乎失明,要我把《撲火飛蛾》讀給她聽,並好幾次問我:「您和您的家庭處在那麼危險的環境中,為什麼不離開?」這本書可做為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簡單的說:「當你交了一些好朋友,你知道他們生活在危險中,幫助他們要比一走了之容易。」
●魏廷朝和謝聰敏
彭教授以外,還有2位好朋友:魏廷朝和謝聰敏,他們是彭教授的學生,較晚才認識。1964年,他們因為和彭教授為了要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 1966年我們認識彭教授時,他們還在牢中,雖然我們2年後才相遇,但他們早就成為我們事工的一部分。他們從獄中用很薄的紙張,送出所有政治受難者的名字、情況以及家庭資訊。我們設法把資訊轉送給國際特赦組織,希望即使是一點點曝光,也能讓外面知道他們的情形,對他們的安全有一點助益。同時,從送出來的 資訊,我們了解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家境,於是開始設法資助他們。
1968年9月20日,魏廷朝出獄,不到1個禮拜,彭教授就帶他來我們家。他不怕獄卒,不向法官低頭,受審時笑法官不敢判他死刑。他要來看我們,我實在有 點擔心,他會不會很冷酷、很憤世嫉俗?
他跟我們見面時,看到我們那2歲半的女兒Elizabeth躲在椅子後面。過一會兒,我們看他坐在地板上和Elizabeth用台語和華語,還用一點客語 交談起來。後來他也幫我準備我在神學院的教課,我們經常在一起計畫要怎麼資助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1年後,謝聰敏出獄,他也在大約1個禮拜後來我們家。魏廷朝已和他提過資助受難者家屬的事,他說他要馬上開始做這件事,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剛出獄,馬上就要做這高危險性的事:把我們從國外募到的錢,發放給全島政治受難者的家屬。這在戒嚴法中,處刑是相當重的,但他和魏廷朝對這種風險一笑置之。他們說,因為他們兩人認識這些家屬,也能得到他們的信賴。資助的工作在1個禮拜內就開始,為了討論事情的方便,我們替他們3個人起了英文名字,而不用真名,彭教授叫 Peter、魏廷朝叫Matthew、謝聰敏叫Tony。

和他們一起做的事,跟我們當初認識彭教授時的想法相當一致。因為我們是美國人,如果被當局察覺,最多是被驅逐出境,而台灣人就不一樣了,他們的後果可能是下獄、被刑求、甚至處死。因為我們是沒經驗的生手,所以我們決定只跟坐過牢,又有覺悟要付代價的台灣人一起做。有時覺得我們這2隻「撲火飛蛾」,以為只會被驅逐出境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事實證明,我們的推算沒錯。

當我們知道彭教授有可能被暗殺時,我們決定要幫他逃離台灣。他於1970年1月3日打扮成一個嬉皮歌手,從松山機場搭日航到香港轉往瑞典。一直到1990 年代,我們夫婦幫彭先生離開台灣的事公開出來,國民黨、中共和美國國務院都不知道這是我們幹的。魏廷朝和謝聰敏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們知道國民黨一定會懷疑 他們,因此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

1971年2月3日,我們夫婦被軟禁的前1個禮拜,魏和謝被捉。這跟我們先前推測和我們在一起的台灣人可能遭遇的完全正確。13個月以後,他們才被祕密審 訊,判刑15年,後來刑期減半,2人都慘遭刑求。我們知道他們的受審與刑求,因為謝聰敏設法偷渡一封信給我們,我們把信轉給《紐約時報》,他們在1972 年4月24日的「讀者投書」登載出來。

他們第2次出獄後,謝聰敏到南加州住一陣子,魏廷朝則因為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再度被捕,又判了8年徒刑。1987年戒嚴法廢除後,他們2人繼續為台灣人民奉獻心力。雖然受被刑求的陰影所苦楚,謝聰敏當立法委員、國策顧問,更不遺餘力地把「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名單及他們受苦的情形公諸於 世,並持續幫助政治受難者。魏廷朝也一樣,在1997年出版了《1949~1996台灣人權報告書》,他成年以後的大半時間都在牢裡度過。1999年12 月28日,在晨跑時,他那顆愛台灣的心停止跳動,驟然去世。

 ●彼得、東尼、馬太和旁觀者效應

據我所知,彭教授、魏廷朝和謝聰敏都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但他們卻活出了基督教所強調的公義與愛心;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我從小就在聽的耶穌的比喻「好撒馬利亞人」。

1964年3月27日我在《波士頓地球報》讀到一則新聞「珍諾比斯凶殺案」,那是2個禮拜前發生在紐約皇后區的事,有個叫珍諾比斯(Kitty Genovese)的女人在她家門前被殺,凶手持續行凶30分鐘,她大聲呼救,鄰居都聽到,但沒有人幫她。凶手離去後10分鐘,又回來了斷她的生命,這時 才有人打電話報警。這個事件當時轟動全美,大家都在問:「為什麼會這樣?」「旁觀者效應」或「珍諾比斯症候群」(The Genovese Syndrome)成為社會心理學的名詞,意思是旁觀者數量越多,他們當中任何一人進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那時我才到波士頓不久,我可以批評說皇后區珍諾比斯那些鄰居「他們」是多麼可恥、多麼不應該,但是「他們」可能就是「我」。我也想到,在那民權運動、反戰 運動最激烈的時候,我要離開美國,我會不會也是「他們」?我並沒有因而留下來,我還是去台灣。當我漸漸了解台灣的情況時,我無法了解為什麼在台灣的宣教 師、美國學生、軍人和使館人員,看到國民黨的暴行,聽到台灣人的呼喊,還能無動於衷?這和珍諾比斯的鄰居有什麼差別?

有人告訴我們:「不要忘了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作客。」意思是勸告我們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可能有點道理,但即使國際關係必須有這個原則,這原則本質上還是不符合道德正義的。殘暴的蔣政權能隨心所欲在台灣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撐腰使然。我愛我的國家,我珍惜教會派我到台灣做宣 教的工作,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許我袖手旁觀。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我認為我們是同意美國政府支持蔣政權。因此基於我們的信仰,我們選擇有所作為。

我想彭教授、謝聰敏和魏廷朝大概不知道珍諾比斯的事,但他們一定不能忍受那些鄰居見死不救的態度。我相信他們也會了解,2011年9月,在猶他州有群人, 為了搶救一個被壓在燃燒汽車底下的人,冒著生命危險,齊力抬起汽車救出那個人的勇敢與愛心。彭教授他們3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為的是要幫助、關懷別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傳承下去,我相信他們的良知與勇氣不會落空。台灣、美國,乃至全世界需要這種良知與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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