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麗莉教士 ( Lilly Sin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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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令級撰 2002年寫的 錄自「崇基工作室」網頁 2011年1月6日

按:德國路德會辛麗莉(Singer, Lilly, 1938- )教士,1964年來台,先在台北語文學校學習台灣話一年半,後服務於花蓮畢士大育幼院、屏東的殘障機構等處,而於 1982年至大雅鄉惠明學校暨盲童育幼院,直至滿65歲退休,在台共39年,於2003年6月22日返國。


幾年前在教會的一場活動中認識辛教士,初見面我用英語問她說:請問妳會說華語麼?沒想到辛教士字正腔圓以道地的台語回答說:真歹勢!我說台語。當時我楞了一下,很難想像一個外國人河佬話竟然講得這麼溜。在瞭解之下,始知她遠從德國來到台灣服務殘障朋友己超過37個年頭,在大雅鄉惠明盲校已有近廿年了,惠明盲校的院童和大雅鄉民都稱她辛教士。這位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辛麗莉教士,秉持基督的「愛」極儘教士的職份,將其一生的青春歲月無怨無悔地完全奉獻給台灣的弱勢族群。

辛麗莉 ( Lilly Singer ) ,1938年出生於羅馬尼亞,自幼生長於德北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母親原是東德人,在柏林圍牆未築前逃至西德。17歲時就讀德國路德會教士學校,後因看史懷哲所寫的書,深受感動進入護士學校學習護理。1964年畢業後加入德國Marbur Mission宣��團,一心一意想前往非洲,但差會要她到台灣服務,因為台灣欠一名護士,26歲的辛教士毅答應,從此和台灣結下不解之緣。台灣是她待最久的國家,己成為她的第二故鄉,連回德國都覺得有點陌生。

初到台灣,辛麗莉先在台北學習學了一年半的語言,先後在花蓮畢士大育幼院、屏東的殘障機構等處服務,當時台灣的小兒麻痺症患者相當多,因此辛教士服務的對象除了盲胞、智障外,大多是小兒麻痺症的患者,直到1982年,來到台中縣大雅鄉的惠明盲校,一待就是20年。辛教士照顧台灣寶島上沒人要、被遺棄的孩子,像母親一樣無悔的付出,像一片天空包容無私散發她的愛在這片土地上。惠明盲校以往只收盲生,但自從辛教士來到惠明後,也收盲、啞、 聾等多重障礙生,許多公立的學校不收的,都到惠明來。

辛教士希望每一個殘障者都能在「有尊嚴」中生活,因此讓所有的殘障者有工作做是她 努力的目標,於是惠明在她努力之下設立了廿人的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和學校分開,晚上這些學生在學校睡覺,白天即到庇護工場上班。這樣能使這些學生有成就 感,因為他們也能像大人一樣賺錢。辛教士視每位學生殘障的程度,給予不同的工作,大部份都是簡易的手工,如珍珠項鍊、中國節等…..。項鍊是惠明庇護工場一項主要的產品,但多重障礙的盲生,要完成穿針引線的工作,在常人看來,那是很可笑且沒有效率的工作,但她從來不給學生壓力,即便是一星期只完成一條項鍊 的工作。或有時這些學生,把快串好的項鍊,一抓錯邊,整串珠子又溜出來,也只能耐心地安慰和鼓勵這些學生,重頭再來。但也不全然不處罰學生,辛教士透露一 個教殘障學生的秘訣—責罵不能多於讚許,即二次讚許一次責罵。

微笑是辛教士的標緻,無論遇何困難,她從不面帶愁容。問她為何會如此的快 樂,她說看到這些孩子的成長是她喜悅的來源,他們的眼睛雖看不到世界上任何東西,但從他們良善的心,相信他們看見了上帝給他們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他們以單 純的心去體會上帝所造的世界,進而超越身體上的殘缺,化身體上的有限,提升到精神上的無限;將現實生活上的殘酷無情,化為向大自然挑戰的生命力量。

她 的生活簡單、樸素,打從進入教士學校後,沒有第二套服飾,不論在何種場合,她一生就是一襲藍衣、白帽打扮的教士服,乍看之下還誤以為是護士。大雅鄉的鄉民 和商家幾乎都知道她在盲校服務,知道她是個大善人。她常常上大雅街購物,鄉民主動叫她:「辛教士!妳好!」,「待會兒回去時,把這些東西帶回去給那些孩子 吃!」聽在她的心裡很窩心,唯一覺得歹勢的,就是她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只好回應說:「大家好!多謝啦!」。通常這些商家都會說「辛教士妳要愛的!親菜啦!」而以最便宜 的價格賣給她,有時候沒買的東西,老闆也會送給我們,辛教士對此表示說:「台灣人不但有人情味,又富有同情心」。

辛教士台語講得相當溜,華語會聽但不會寫也不太會看,問她是什麼原因,她說:學習語言相當費時,她不希望在這方面浪費過多的時間,只希望把更多的時間留給這些多重障礙的孩子身上。這期間差會曾數度欲調她前往它國服務,均被她以學習語言不易回絕。而為著把全部的時間和愛留給這些孩子,辛教士選擇不結婚。受她照顧的孩子,許多人爭著要叫她「媽媽」,去年台中縣政府為這一位常年以「愛」關懷、教養大雅惠明盲校殘障學生的辛教士,在母親節時還特別以「特殊的媽媽」表揚她,可是她還是希望他們叫她為「辛教士」。

珍娜是個多重障礙的女孩子,吞咬有問題、口腔很臭而且又有嚴重的自閉症,被帶來惠明盲校時不敢看別人也無人理會她,更不用說和他人一起睡。辛教士把她帶在身邊,但就是無法接近她,防衛心相當重,睡覺時只要碰到她,即便是在熟睡中她會即時跳下床。辛教士為此費盡心思,仍然束手無策,後來她利用回德國休假時,四處請教專家。珍娜是個保溫箱長大的嬰兒,或許是提早離開母胎,出生時即少了那一份的母愛的情懷,專家請辛教士試著用袋鼠袋的方式和她親近。辛教士返台後,每天傍晚下課後,在二樓把珍娜抱在懷裡,每次抱一個鐘頭,起先珍娜不肯,她只好強迫她就範,久而久之珍娜也順服了。最難過的是在夏天,由於沒有冷氣,即使是脫掉衣服,擁抱在一起的滋味那可真不好受,這對辛教士和珍娜都是一種考驗。然而在辛教士無比的愛心呵護下,辛苦地用一年的時間擁抱珍娜,珍娜頑劣的自閉症終於得到了醫治,現在的珍娜看到她會如「小鳥依人」地依偎在她的懷裡。

小慈也是多重視障的兒童,7歲被帶到惠明盲校,之前是北部某家育幼院的院童,白天雙手常被綁在馬桶上,晚上也被綁在床上睡覺。捆綁的理由很簡單:不聽話、四處破壞東西,無法控制大小便。可憐7歲大的小慈只喝奶瓶裝的牛奶,只吃慢麵包、蛋糕,其它食物一概不吃。辛教士不忍心這位幾乎為人所放棄的殘障兒,毫無希望和尊嚴地活下去,於是她胸有成竹的接小慈來到惠明。首先矯正她大小便的習慣,陪她睡、大小便,剛開始一連好幾天都尿床,甚至把辛教士的衣服給弄濕了,有時陪她上廁 所,一上就是一個多鐘頭,辛教士從不氣餒。小慈由於長年無咀嚼習慣,導致全部的牙齒不是被齒肉就是被結石包圍。為著小慈能吸收更多的營養,辛教士帶小慈北上到台安醫院看齒科並治療,清除所有的齒石,使潔白的牙齒露出來。然而問題不止於此,小慈依然拒食其他食物,若是別人早己放棄了,但辛教士不厭其煩地誘使她,以特製的飯食吸引她,並教導她如何使用湯匙,這樣的工作足足作了三個月,才好不容易校正了小慈的飲食習慣。辛教士說:世上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寶貝,上帝都不放棄這些可憐的殘障者,我們更沒有理由不去照顧他們。

辛教士很喜歡配合教會和社會的活動,擺攤出來賣惠明盲校學生的產品,有時不是賺很多錢,但她一直想要外面的世界知道有一群殘障者須要社會大眾的關心,因此她常常邁力地向人介紹這是盲人精緻的手工藝品,讓人知道有惠明的存在,進而提供加工的工作。她相信唯有肯定這群孩子,加上社會源源不絕的關心,這樣這群孩子才有希望。

談到台灣的殘障者福利,辛教士指出,家庭中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不是家長的錯,但家長與殘障的孩子在生活上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方面德國政府的福利政策做得相當好。「庇護工場」即其中的一個好策略,只要殘障者可勝任,每天由政府派人接送這些殘障者上下班,如此,殘障者既可從工作中自我肯定,也可靠自己養活自己。此外,在德國三至五名殘障者可自行組成一個 「殘障保護家庭」,白天由政府安排到指定特設的工場上班,晚上則有一位由政府聘請的保姆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台灣的政府目前尚未有此福利,她希望從惠明作起,計畫中的惠明「庇護工場」,一百多坪、可容納80人就業,一樓是工場,二樓是學生宿舍。完成後雖不能全部解決殘障者就業的問題,至少可拋磚引玉,希望企業界、政府支持、重視此一計畫,並付之行動關心照顧這些殘障者。

明年(2003年)4月她滿65歲她按規定要退休,她必須回德國,她雖然喜歡台灣更甚於德國,但她不想成為台灣另類的負擔,特別是這些曾受到她照顧的學生的回報。唯一令她掛心的是台灣殘障者的福利政策和尚未動工的惠明「庇護工場」。

目睹台灣經濟快速的成長,好幾次德國差會都認為台灣己不須要派教士了,甚至要差派她到更落後的國家。辛教士語重心長表示,台灣對殘障者的照顧遠不比上台灣 經濟成長的速度。不論是政府落實照顧殘障者之政策,或社會大眾對殘障者的接納,企業公司、政府機關使用殘障者的比率都還一段很長的距離。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看見台灣政府落實殘障福利政策;同時也看到惠明的「庇護工場」早日的落成,屆時她一定會再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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