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山神學書院五年(197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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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嵩牧師撰 摘自《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年 p.107--117;
是該書第7章「文字工作、神學教育」裡的一段;無題。
1970年夏天,李嘉嵩牧師從砂拉越回台,9月甕當時玉山神學書院長高俊明邀請而任教於玉神,不久牧師娘就在公立的國民中學任教。1975年8月李嘉嵩牧師自玉神退休,其間曾任教務主任,院長職。

在玉山神學院(註:神學院是1977年度台灣長老會總會始改名稱的,以前均稱之為玉山神學書院Yu-Shan Theological Institute)工作中,最使我感到有意義的,就是有機會為台灣的未開化民族做傳道服務的工作。前在砂拉越時,因為是應神學院華人部之聘,前往任教,所以要分身去關心當地原始住民伊班人方面的工作,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此次回台灣來,所擔任的工作,則是專為台灣山地同胞服務,可專心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不過參加玉山神學院的工作行列之後,發覺台灣山地同胞與砂拉越的原始住民伊班人比較起來,程度高出甚多。在台灣山地不僅每鄉,甚至許多村辦公室所在地都設有國民學校,直到民國57(1968) 9月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後,山地各鄉也開辦了國民中學,所以到我由砂洲返國之時,山地青少年都已受過小學與初中教育。玉山神學院於卅多年前創辦時,上課用語均為日語,因為從全省來就讀玉山神學院的計有十族,而各族的語言皆不相同,所以計有十種方言。這種情形繼續不到15年,情形便改變了,由於日語在山地只能通用於中年以上的人,年輕一代受到祖國教育,無形中日語自然淘汰,玉山神學院的教學,也自然地必須逐漸改用國語上課。

山地教會自從光復後,傳教獲得自由,其發展異常迅速,臨時來不及培養足夠的傳道人員以備教會所需,所以必須從平常的信徒中,選任一些信仰堅定,日語程度較 高者招集來院受訓,授以代用宣道師的資格,以便讓他們牧養新開設的佈道所與教會。可是這些人材,一向未曾受過神學教育,所以才由玉山神學院定期舉辦訓練班,讓他們逐次前來受訓。這種方式直到我來玉山神學院以後,仍在舉辦,以輔導這些代用宣道師。這些人其實正是教會的建設者,他們自從聽道接受信仰,領洗進 教以後,即擔任執事、長老,受山地傳道委員會或區會委派為代用宣道師,然後才來接受神學教育,這著實是世界神學教育史上的特殊現象。

因為一般的情形,乃是先接受神學教育,然後方才出去傳教並牧養教會,但是擔當台灣山地神學教育任務的玉山神學院,卻是讓這些站在第一陣線的傳道人,亦可稱之為教會的基層建設者,先在教會崗位上做過傳道牧會工作,且已具有相當的經驗與成就,然後始來接受神學教育。當時我在玉山神學院受命主辦過這種進 修班計有五次,原計劃將神學教育所需各方面初步的知識全部講授,但是這時的教學用語,尚無法以國語講授,而必需使用日語,因為前來參加的人員,都是中年以 上的人,所以無論聽課或筆記都無法適應國語教學,但由於這些接受訓練的人員,始終因為得不到正式的資格,工作得不到保障,所以我們主辦當局莫不想盡辦法, 替他們設想,盼望他們能獲得合法的教職資格,期可安心牧養他們專心經營所成立的教會。 

我在玉山神學院服務期間,前後不過5年,在學期中,除必須準備平常的正課,亦需為這些特別學辦的進修班服務,工作相當繁重。但是擔任講課的教師們也都能不辭辛勞,繼續合作到五期完成,的確是值得感謝而令人引以為慰的事。

此外,每於寒暑假期,常帶領音樂佈道隊、籃球、排球等體育佈道隊,家事講習佈道隊或查經佈道隊等到山地各教會,以幫助這些草創未久,基礎尚未穩固的教會,這種事工,自從前任高俊明院長時代,就舉辦多年,及至我再繼續。在日本福岡市召開東北亞神學教育會議時,我曾報告這些情況,頗引起與會有關人員的注意和重 視。據說於前年由前院長高俊明牧師在會議報告一次,也曾引起全會的注意,並在席間募得數目相當可觀的捐款,的確值得欣慰和興奮。

玉山神學院的特殊教育有上述幾項值得特別提起,但是神學院所從事的山地教會的設立的種種經過,仍有許多值得詳細說明的。在世界各國教會間,每次聽到台灣山地於二次大戰後教會發展的過程,常喻之為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奇蹟。的確台灣的山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尚被視為未開化蕃族的居地,特別在戰前,山地 仍流傳著獵人頭的惡習,使聞者每每為之悚然。戰爭結束後,台灣重歸祖國懷抱,政府解除禁令,開放山地,准予傅道事業進入山區。但早在日治時代,就曾經有過 傳道人員冒險秘密地到山地傳教,並已獲得極少數的信徒,然而因為日本政府不准日本神道以外的宗教傳進山地,因而這些極初期的少數信徒,在日本憲警、密探的搜捕偵查之下,慘遭毒打逼供的酷刑,不少信教的山胞殉道而死。等到山地傳道之門開放之後,山胞們相攜來歸主的情形一山傳過一山,因而不過幾年光景,福音幾 乎傳遍整個山地,而信主的人佔人口中的百分比也直線上昇。台灣山地傳道的成就,就此被喻為宣教史上的奇蹟,絲毫不是溢美之言。我服務於玉山神學院期間,親眼看到以及親耳聽到的,尚有下列幾段故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堙A終生無法忘懷。

我於19709月與內人相偕到玉山神學書院準備開始工作。到任沒幾天,學校便即將開學,學生也陸續返校,並到我家來探訪。其中有一位林清來君,是台中縣 仁愛鄉霧社方面佐倉村的一位傳道人家的子弟,從霧社耍往花蓮,通常是要先到台中,再北上台北,然後經宜蘭到蘇澳,才由蘇花公路到花蓮。但是從地圖上看,霧社、台北至花蓮恰好是一個等腰三角形,頂點是台北,而霧社至花蓮如無中央山脈阻隔,其距離非常近,並且山胞們相傳從前曾有花蓮與霧社盧山互相交通的事實。 因而花蓮的太魯閣族形成為東部太魯閣族,而霧社太魯閣族形成西太魯閣族,雙方的交通就是靠徒步四天左右的腳程。林清來君於該學期要返校時,他父親曾給他約600元,讓他作為旅費以及購買衣物或書籍之用。但他因為知道從霧社到花蓮如願嘗受跋涉崇山峻嶺之苦,可以靠徒步越過台灣中央山脈的中北部,也就是越過台灣 的屋脊部份,四天後便可到達學校,所以他就準備一些米、乾糧、饅頭、罐頭、汽水等放在背囊堙A做四天的糧食,開始他橫過台灣屋脊的壯舉,並計劃於途中借宿 山地教會,據他說在途中最難走的並不是崎嶇而坡度大的地方,相反的是平坦的地方,因為經過一、二天一直走在崎嶇山坡路,已經習慣,膝部能夠適應,但是到平 坦路時反而難以適應。至於糧食,在途中沒遇到可以借住的民家或教會時,便只吃乾糧,而以汽水佐餐,然後丟棄空瓶,以減輕行囊的重重,遇到可以借住的教堂, 才煮飯開罐頭以充飢,到了行程的末段,罐頭、米、乾糧已用完,才開始食用饅頭。可是饅頭經過三、四天都變硬了,所以必須等到走近清澈的溪流處,才泡水而吃,這樣到第四天下午,遂到達花蓮市外木瓜溪口的銅門,就是離開學校不遠的地方。傍晚時終於回到學校。這樣以徒步越山旅行,節省了將近500元的旅費, 並可將餘資充為購置書籍衣服之用。

我聽到他訴說這種徒步橫越山脈返校的經過,與內人同樣地非常感動,以後每逢玉山神學院要向外捐募獻金,或在外國要報告台灣教會概況,尤其提到山地教會以及玉山神學院時,常引述林清來君這段故事,聞者莫不深受感動。 

類似的事例也曾發生在一位女學生身上,這位女學生乃是曹族子弟,住在嘉義往阿里山的途中,曹族據查是往昔暗殺清朝時代漢人通事-吳鳳的那些番族的子孫。可是,自從福音傳進山地,曹族大部份人民歸主,就陸續有學生到玉山神學院求學。到了1967年玉山神學書院增設女子部,除施以聖經學科外,並授以家事保育、風琴等項教育,當時曹族也來了幾位女學生。曹族居民多半居在阿里山鐵路太平山站的兩旁,他們居處都是在鐵路兩旁溪谷的下面,住民多靠耕種梯田及獵取山地產物維生,所有產物如欲出售到外地,必須由溪谷背到鐵路車站附近來兜售,偶而有外面商人到溪谷去採購,就必需雇用曹族青年替他們背到上身上。

我於1970年被聘任教於玉山神學院同時,院長高俊明牧師被選為總會的議長暨總幹事,的確是一大殊榮。後來高牧師選擔任總幹事,因而院務就落到副院長美籍益士德牧師(Rev. William Estell)身上。益牧師擔任將近二年,因夫人患癌症去世,四位小孩乏人照料乃請辭代院長之職,董事會乃囑我繼任代理院長兼教務主任,唯 因當時我弟弟突患腦血栓症,有命在旦夕之危,萬一不幸,又必如同光復未幾死去二兄之時一樣,其一家大小照顧之責將落到我的肩上,所以立即以家庭遇到嚴重困難為由辭謝董事會的聘約,並於一、二天內便聞悉已由董事長聘定楊啟壽訓導長為代理院長。

但於次年總會時,董事會與院長人選全部更改,並由新組成的董事會再度選我擔任院長,幸而我弟弟已奇蹟似地幾近完全復元,我便膽敢再度接受董事會之囑,並提名楊啟壽氏為副院長。似此人事經過,必會使人感到不甚順利的印象,果然於我接任未幾便有人向總會控告為新院長之選出 並未依法執行,而由總會專程派了三位大員到校調查,雖經調查知事屬不實,卻對日後欲謀求院方全體團結似已留下隱憂。其實自我接受董事會之聘,便自以為年事已62(虛歲),且因楊氏未考取教職資格,故於未來三年任期使他有機會可完成教師與碩士資格,便可有益於65歲退休時接棒。可惜爾後許多方面事與願違。

此外於我就職視事不久,學校自十年前所訂購的校地,至可登記過戶時,主辦人員卻一再疏忽,並未辦竣過戶登記,而被地主盜賣,引起一場慌亂。且另有更大筆的學校用地,歷經十年以上,地主究係何許人,未經一次謀面商妥,以致整個運動場與農場,面臨岌岌可危,旦夕間有再被盜賣 之虞。因此必須打官司。而為了該項官司玉神白花十幾萬元,卻仍無法收回。

此時長老會總會決議,准予玉山神學書院繼續辦理十年,此間應立定將來方針,以期集中人力物力,藉資充實總會內的神學教 育。為此經董事會推薦董事會外山地與平地方面與教會界賢達數位,組織十年計劃委員,煞費心機,以從長計議有關學院將來的發展。同時以往對玉山神學書院附設 農業訓練班,歷年辦理成績,如同山地平地所設農業學校一樣,一直無法提高,主要的外援機關基督教福利會屢次來函,催促必須重新計劃,將新方案提會討論,期可繼續獲得撥款援助,否則歷年來撥款將無法繼續等。由是觀之,學院可謂已面臨風雨交加的頹勢。我一方面素無長材,再則體弱多病,頗為瞻怯。憶主持光華女中未年半,便因操勞過度,養病達五年之久;現面對神學院的艱巨責任,實在惶恐不已。特別這所學院一一仰賴海內外信徒之奉獻,運籌策劃,責任實在寵大得很。 

我雖然幾經奔走,聲嘶力竭,呼籲國內教會發揮力量,協力支援本院,同時對內向學校管理當局,多方建議,以期學院體制有所更 新改善。惟因事體太大,發現為要集思廣議,以謀求新方案的統一和推行,還須假以時日,所以認為必需繼續維持現狀。但是學院的經濟因恰遇能源恐慌,物價飛漲,面臨捉襟見肘,拮据慘淡的地步,所以我雖應聘不久便提請董事會,准予辭職,而留校任一教席,以便繼續貢獻學校,不料辭呈獲准不久,突患腦血管栓塞症左 半身幾近不遂,然後雖然僅留為一教員在校任教,亦因體力不支,而於19758月完全退休,在家養病至今。

回顧前於台南光華女中校長任內,曾經聽到過去董事會議曾發現學校經費不足,董事中有人提議既已經費不足,是否要向家長會或其他社會較為富有的人募捐,但是 董事長韓石泉先生都不贊成,且提出所謂董事就是要出錢的云云。由韓董事長這句話,董事會全體立即不再另作主張並贊同董事長的提案,席上由各董事認捐以彌補預算的不足,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我的任內,因為當時正值光復未幾,光華女中經濟年 年都在拮据艱難中掙扎,至民國40(1951)我剛任校長編列預算,再度發現該學期經費將不夠一成,韓董事長在董事會中一聽到我的報告,立即照舊提議由諸董事認捐, 以便彌補預算的不足。像這種情形在長老教會各機構的董事會當局,似乎是極少聽到的。

所謂長老教會乃是以體制嚴密整齊見稱於世界史上,所以有人稱長老教會有如一種政府機構的組織,這些長老會內諸機構均有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之設,但是這些董事會或管理委會成員多係義務性質,各董事、委員均以奉獻時間的形式,以遂行其任務,經常不無勞苦功高的貢獻。

但近年來,長老教會內這些機關團體,經濟收入甚佳者不少,又主辦人員一方面為謀求管理當局與事業機構打成一片,卻另方面不無為求博取管理當局諸董事委員的 歡心,以保全他本身地位的傾向,動輒付出數目可觀的旅費與會議津貼,以致這種機關的董事、委員職位成為教會會議代表所爭相巧取豪奪的目標。但是既已擔任機 關董事,對該機關雖具有對機關人員職位生殺予奪的權力,卻毫無負起經濟責任的必要、這此起我在光華女中時代諸董事的作風,實有相差甚遠之感因而所謂董事 機關乃是決策機關,學校乃是執行機關,這種原則無法明確執守,學校主管於決策與執行之間,常有無所適從之苦,因而學校主管變成校務會議的幹事或者頂多是一 位教會長老執事會所聘之傳道人,但是機關所需一切經濟責任,均集中在主管一身。這樣董事會既無擔負經濟之責,且於決策執行之權責界限,罔無所知,所以教員間如有熟悉內情,並知董事當局無察理之明,在校內就可以跋扈跳樑,又可向董事會擅施操縱讒謗之弊,這樣一所學府要實現任何高遠的理想與方策,實屬緣木求魚之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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