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撰 《新使者雜誌》 104期 2008年 2月10 日 p.37-42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 先祖們

我的祖父李崑玉先生（1880~1948）和父親李嘉嵩牧師（1914~1978）兩代傳道人的故事在家父寫的《一百年來》已經有詳細的交待，我不用在這裡多敘述。《一百年來》記述早期傳教士在生活時刻表現出信仰的美麗，和愛主的人所過的艱辛生活。在那個時代，傳道人日常遭遇的不是政治的壓迫或被譏為迷信的輕蔑，而是經濟的拮据。然而，他們從內心發出來對信仰的熱誠可以勝過金錢的誘惑或窮困的苦惱，使他們的生命不斷做出美好的見証，而充滿豐盛與快樂。

如果有一句話可以描述先祖父和父親的傳教生活的話，那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憂傷，卻常有喜樂；貧窮，卻使許多人富足；好像一無所有，卻樣樣都有。」（林後，6：10）

我的高祖父李順義是岡（仔）林的頭人（編按：重要人士），所以在他的時代，家中生活應該還是很好的。早期來臺灣傳道的英國傳教士的記載中常常有提到他。1872年，美國自然史家史蒂瑞到岡林，他也記述了他用一把槍來和李順義交換早期新港文書的事。這些我在〈岡仔林李家與早期教會的信仰〉（刊於《新使者》103期）已經有所交待。

李順義既然成為基督徒，全家就跟著入信。他的兩個兒子也先後獻身作為傳道人。當時的平埔族民生活十分辛苦，這一點不難想像。李順義捐地給岡林教會，他的兒子們也多與教會有關。我相信史蒂瑞在岡林以及中部的烏牛欄兩地所見的教會青年領袖應該就是我的曾祖父李登發和六曾叔祖李登炎。登炎就是烏牛欄那一位，他是正式的宣道師。他的孫子李道隆（我父親的堂兄）是戰後臺南市的名醫。今天到臺南市體育場去看各樣紀念碑，其中就有提及他戰後捐助體育活動的豎碑。

李登發是我的曾祖父，他雖不算是正式的傳道人，但是也是一生奉獻作神的事工的信徒，承續父業，是族人的領袖。家父根據李德茂先生（登發兒子崑河的長子，我父親的堂兄）的説法，記述他，說他愛「好音樂，嗜酒性，有點風流。曾於壯年時應徵往後山平籓叛，家業僅由祖媽（母）理之。對喪喜事善為人幫忙。體格高大，頗似末子崑得，且更粗大」。李德茂堂伯父還說他雖未讀書，卻識字不少，為人樂觀，對音樂之愛好特甚，故絃仔、沙箏、琵琶、三絃、洋琴等絃樂器，都很擅長云云。從這一些記述就可看出岡林李家好音樂的傳統，的確流傳久遠，而這個傳統更曾及於岡林一般的婦女。我父親在《一百年來》裡說過好幾次。

李崑玉是李登發的七子，他就是我的祖父，關於他的事跡，《一百年來》有相當清楚的紀錄。他娶吳意先生（1888年出生）的女兒，吳馬大氏。吳意入信的事蹟是臺灣南部教會史上十分膾炙人口的故事。他入信的時候大概還沒有結婚。這一點可以從他的兩個女兒一個叫馬利，一個叫馬大看出來。馬大就是李崑玉傳教師的太太——我的祖母。他平常也用「秀花」這個名字；事實上，大部分的人稱她為秀花。

我的祖父在一九四八年去世，那時我才出生三年多（四歲），所以對他幾乎完全沒有記憶，只記得他放入棺木時，因為棺木不夠長，頗費周章才能放直。據我父親敘述，他「身軀魁偉，高達五尺九吋，善游泳，工賽跑。…眼光炯炯，鼻頗隆準，…有威嚴」。他寫的字十分秀麗，據說早年在高雄鄉下鄉公所任書記時就已經相當馳名。事實上，我父親的毛筆字也寫得非常好，早年臺灣教會公報社曾引行他所寫的「十戒」，賣得還不錯。爲此，林獻堂先生便偶然會叫他寫布告一類的東西。這是後話，在本文下篇，我會提及。

※ 李崑玉早年的傳道工作

我祖父李崑玉在1914年讀完臺南神學院，出來工作。這一年也就是我父親出生的一年。他第一個工作的地方是臺南縣的岩前教會，離關子嶺很近。岩前教會的設立很早（1877），可以說是傳教士早年工作的據點之一。現在的岩前教會是一個四層樓高的教堂，非常漂亮。龍瑞華牧師帶領的工作十分成功，與鄉政密切合作，成為社會服務的一個能起重要作用的平民組織。據説岩前地方到今天仍有八成左右的人是教會的信徒，我去（2007）年初第一次去參訪，印象深刻。前幾年教會整理過去的簿籍，竟然找到了我父親於1915年受洗的紀錄，現在在臺南大學任教的朱榮貴教授（他是出身岩前的信徒）寫信告訴我這件事情，令我十分興奮。

祖父的傳道工作十分辛苦，舟車之勞，無以復加，真是早年傳道人的生活寫照。1919年他在彰化五甲勢工作時，必須養蜂來貼補家用，這只是一端而已。1920年他被派到恆春去工作，由於這一段路程十分艱辛（必須坐船才能在恆春登陸），加上人地生疏，旅途勞頓，因此甫到恆春，他就病倒了，那時他已經有五個小孩，一家七口，生活之艱辛可以想像。祖父一病倒，全家生活頓陷危機。那種情景，對現代人來説，簡直不能想像。我父親在《一百年來》有所記載，十分動人，我不用在這裡重複敘述。只能說我在三十年前把這個故事講給我自己的女兒聽時，她只能用神話或創世記式的聖經故事來想像那樣的情景。我是一個讀歷史的人，對於「記憶」和「記憶」的過濾以及神話化的過程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像我父親兄弟們在父母因病就醫，不得不拋棄他們在鄉下、自己謀生這樣的故事，仍然感受到一種不可抑制的驚訝與同情。

1920年之後，我祖父一家的生活就日為辛苦，而祖父的兩腳也長期受風濕性關節炎所困，往往無法站立、走路；傳道生涯之艱辛，可想而知。

1929年，他得到了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奉派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去工作。對於長期受病魔折磨的他，這算是一個比較幸運的差事，因為就在醫院工作，所以對他的病當然比較好，也從此受到蘭醫生兩代的照顧，留下相當美好的記憶。

※ 廿世紀上半的臺灣基督教

家父的信仰和思想當然在《一百年來》有詳細的記載，不需要在這裡作流水帳，而只想從時代的思潮來反省這一位處在世界邊陲的臺灣的基督徒是如何成長的。

首先，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家父是生在第一次大戰爆發的那一年（1914）。那時的日本正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明治維新的成果在中日甲午之戰（1894~95）及日俄戰爭（1904~05）上已經表露無遺。日本帝國踏上了不歸路。當時日本人的世界觀是根植於兩個思潮上面的：一個是「文明開化」（福澤諭吉的名言。福澤是慶應大學的創辦人，主張「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先進後進的分別，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是先進，因此日本必須學習西方文明。而日本則對東方古文明（以中國為代表）有責任，必須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來改造中國的文明、開創新的東亞。第二個是東方國家也有自己的尊嚴和歷史使命。因此在積極接受西方文明之餘，也必須不忘自己的「國體」、自己國家的歷史命運。對接受基督教思想的人，這兩者其實並不一致，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熱誠擁抱西方文明的人用基督徒的良心來批判日本文化，作為他們並不忘記關愛日本的方式。這種既前進，又不忘本的精神在有名的內村鑑三（1861~1930）的墓誌銘上表現無遺: “I love two J’s and no third; one is Jesus, and the other is Japan.” （我愛兩個J，沒有第三個。一個是耶穌[Jesus],一個是日本[Japan]）。內村鑑三敢於批判日本明治天皇所頒的「教育敕語」，創立了典型日本的「無教會主義」神學思想及實踐。他雖然早年支持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就起而批評日本派兵中國山東。他的思想和演講影響了一整個世紀的日本思想家，包括了他的同班同學新渡戶稻造（1862~1933，新渡戶的顯赫事蹟，難以盡述，但這裡必須至少提到：他是東京基督教女子大學的創立人，近代日本和平主義的大宗師，他也是第一任臺灣總督的顧問），岩波茂雄（1881~1946，即岩波書店的創辦人），南原繁（1889~1974，戰後東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和平主義的思想家，曾編印二戰去世的東大學生的文字，也曾代表日本出使聯合國），以及矢內原忠雄（1893~196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著者，他在七七事變之後，公開批判日本侵華，而被逐出東大的教職）等人。這一段日本無教會主義基督徒的人道主義在我父親成長的過程中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但是當時的日本畢竟是一個與英、美抗衡的東方新興帝國，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日本奠定了她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位，與美國瓜分太平洋的霸權。這樣的國勢充分地反映在日本人的生活。

※ 父親的早年信仰生活

先祖父和父親的生活是艱辛的，但是我卻為《一百年來》所記載的一件事感到十分奇怪，印象深刻。那就是祖父雖然很窮，卻竟然有能力從中國訂了幾份中文的書刊雜誌，這是很難想像的事。可以說當時臺灣傳道人的收入雖然十分有限，但比諸中國卻顯得富裕多了，因此祖父還能訂閱一些漢文的書報。這就反映了日本帝國的經濟力量。由於能廣泛閲讀，他的知識世界因此十分開闊，比諸中國的讀書人，或許他就幸運得多了，而他對西方的先進思想和嚮往也更為確實，也更有實際的想像空間。

祖父和父親都是臺南長榮中學 （當時叫做長老會中學）的校友。這是臺灣第一所現代的西式學校，早過馬偕在淡水設立的牛津學堂。對祖父而言，在這裡讀書，反映他們家人接受現代價值以及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信念。那時候臺灣雖然受清朝統治，臺南府設有府學，許多人仍然繼續作科舉出身的夢，但是進入西式學堂，已經是風氣之先。選擇上西方學堂，當然是對傳統中國的教育表達某種程度的抗議。但是祖父是懂漢文的，也許讀過私塾，能朗讀詩文，我父親也一樣。我則沒有學會如何朗誦，可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在漢文的造詣更甚於我這位專治傳統中國教育史的學者。然而，對他們言之，進長老教中學是他們很自然的選擇。

日本人在1895年開始統治臺灣，推行新式教育。不久之後，中等或高等教育也都開辦了。但要進以日人爲主的高等學校十分不容易。事實上臺灣人只有家有恆財，自己又努力上進的人才有機會考上高等學校去讀書，而許多進高校的學生往往先在教會所辦的中學就讀、準備。李登輝就是一個例子，他先是在淡水讀馬偕創辦的淡江中學 ，後來才轉讀高校。家父的同學，後來在教會界成就輝煌的黃彰輝牧師也是先在長榮中學 就讀，之後才到臺北臺灣高等學校去念書，後來終於到東京帝大去讀哲學，並在英國完成神學博士的學位。擔任民進黨政府資政的彭明敏教授也是高校的畢業生，他後來讀的是京都大學，並在加拿大的McGill大學取得當時非常先進的航空法的博士。另外，小時候曾是我父親主日學學生的林宗義教授也是讀高等學校而日後到東京大學讀書，並在精神醫學的學術上聞名於世的另一個著名例子。(按：中國留學生出身高校的有如郭沫若，以及後來在政治大學教書的陳大齊；周恩來去攷著名的第一高校，自己承認攷不上。曾經在台南一中擔任校長，很得崇敬的蘇惠鏗先生並沒有就讀過高校。魯迅因爲不是讀高校，所以他雖然曾經就讀醫專，卻沒有醫生的學位，因此他特別憤世嫉俗，回國後專寫文章駡人。)

家父沒有那樣的環境，而因為出身在基督教的家庭，因此從來沒有動念要去讀高等學校，而樂於去就讀當時已經超過四十年歷史的長榮中學 。事實上，長榮曾經教育了一整個世代的臺灣窮學生，到了今天，它的校友依然遍佈南部臺灣，是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中產階級的支柱。反倒是高校畢業生，他們的人數很少，家庭往往是地主，雖然代表日治時代臺灣現代化的先鋒，卻在國民政府土地改革之後，在臺灣被逐漸邊緣化，或出國，或妥協，而逐漸失去主導社會的重要性。

家父雖然選擇了長榮中學 ，但是讀書的生涯十分不順遂，他在1927年入學，一學期完了，成績是全班第一，但到了1929年，就因風濕而休學一年。一年後回去讀四年級，但身子並沒有恢復，因此只好輟學。這時候正好祖父被派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工作，所以家父（十五、六嵗）開始與蘭醫生（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俗稱老蘭醫生）夫婦有所來往，而與他們的兒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成了朋友。老蘭醫生的事蹟和他夫人為了救助一個受傷的牧童所作的皮膚移植手術的事已經是臺灣歷史上的一頁重要的史詩，非常多的人都知道，因此我就不必在此再述說它。年輕的大弼比我父親略小幾歲，因此和我父親的幼妹李錦屏比較熟。1996年他回來臺灣領取政府頒授的醫療奉獻獎及總統的紫色大綬景星勳章，我有幸還得與他見面；2004年我途經英國，也曾跟他打電話。這兩次的接觸，我們談得很高興，而他都還記得家父和姑母的名子。家父所受兩代蘭醫生的照顧是他沒齒難忘，時刻提及的事。

由上面的敍述，我們可以說臺灣的基督徒是很早就世界化的。在日本統治之下，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基督教領袖一樣，一方面憧憬現代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對日本政府的帝國及殖民政策有不少的批判，反映了日本知識界的特色，毫不掩飾他們嚮往西方更爲引人的理性開闊世界。由於早期臺灣基督徒多屬長老教會 ，是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因此在國民黨時代，當它延續這樣的批判性的信仰時，就難免帶給它很多不愉快的體驗和試煉。

但是讓我祖父和父親的世界化經驗深化，並因此讓家父能更進一步與當代思潮有更爲切身的體驗的，那就是從1930年以後，祖父被派在霧峰工作，與林獻堂先生一家來往這一段經歷。

在轉而討論我們家和林獻堂來往事跡以前，我想在這裡抄錄先祖父在1936年所寫的一篇紀念老蘭醫生來臺行醫四十年的詩：

慈航遠駕度迷津，名利全捐不顧身；治病救靈四十載，愛無差等一般親。

心在基督愛情真，不計賢愚與富貴；潰爛瘡疾何取補，敢將剜肉累夫人。

從這首詩可以看到老蘭醫生夫人的感動故事，也可以看到先祖父的詩文造詣。

2008年陽曆一月望日於美東佳柏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