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笈東瀛 京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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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嵩撰 摘自《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年 p.43-51;是該書第4章「負笈東瀛」裡的頭段;無題。

按:1935年李嘉嵩22歲,得「蘭生慈善會」(主持人林松齡)答應支持學費,決定赴日求學;1936年赴日,4月入京都兩洋中學,1937年4月入日本神學校。


負笈東瀛對我而言的確是一件大事情。本來我所嚮往的學校是日本同志社,當時有好多位同學沒有唸完台南長榮中學,就轉學插班到同志社中學部。蓋因台南長榮中學雖早於清末日本尚未統治台灣之前就已開設,可是以後雖經日人統治幾十年之久,一直不准許長榮中學立案,有時以師資不夠,有時以設備欠完善,有時以外國人 任校長,有時以學校不肯往日人的神社參加祭拜天皇祖先等等理由,百般刁難,致使這所中學到1936年,我即將東渡日本求學時,仍未獲得立案資格,雖然每年入學學生總有一、二百名,而前來投考者,有四、五百名之多。但這些在長榮求學的學生,因為當局尚未准予學校立案,所以於中途常常轉學到日本另找學校插班。 同志社學校也是教會學校,目前有許多非常優秀的先輩,如林茂生、顏春輝(前行政院衛生署署長)、高天成(前台大醫院院長)、林金殿(現台北市有名日式餐館業者)、吳南雄(現任東南保險公司副總經理)、蔡愛智(現美國西雅圖牧師)等,均是插班到該校唸書的。所以我雖輟學多年,也想去同志社插班看看。一到那兒,才知從前同班同學蔡愛智君居然已是大學部神學院的應屆畢業生。 其他許多就讀於大學部、專科或中學高年級的,都是從前長榮中學我的學弟們,他們一聽說我想插班四年級,都驚訝不已,以為我這位學長不是在什麼大學就是那所專科早就該畢業了,怎麼還來這兒插班中學四年級呢?(當時中學是五年制的,讀完五年可考三年制的專科學校,也可考大學預科讀二年,或高等學校讀二年至三年,然後再唸三年大學)我於訪問同志社之前,也曾得到一位在京都兩洋中學補讀五年級的林朝權兄介紹我去見兩洋的幾泣老師。他們曾答應我可直接唸四年級的第三學期《但是在同志社,經由蔡愛智君介紹去見中學部長時,我還答應說如果插班四年級不行,再從三年級的第三學期唸起也可以。後來,愛智君與我在遊覽京都三條大橋,途上問我說:「如果同志社一定要你再唸三年級,你是否願意放棄兩洋中學唸四年級的機會?」我為了這一句話,的確左右為難,無法答覆竟達半小時之久,二人站在12月凜冽寒風吹襲的三條大橋上苦思良久,才回答說:「這樣就放棄同志社的機會吧!」

這一抉擇對我後來的命運是好是壞,到了今日我仍不能有清楚的結論。因為假如在同志社中學多呆一年,也許會考上較好的大學,而不做傳道人了。因兩洋中學在京 都市可算是辦學成績最差的一家,無論師資、教學,以至學校設備、規模,比較台南長榮中學,可謂差之千里。使我益發憤慨為什麼在日本內地像京都這種學校,居然還堂堂立案將近20年,殖民地台灣的長榮中學卻處在不准立案的不公平地位。

我既入學,每天都生活在不滿與抱怨中,時時想要多充實學力,但所能做到的,只是在課堂上將想唸的書蓋在課本下偷愉自習而已。兩洋中學的校長中根正親先生 在教育界可算一位特殊人物,他辦學的方式與理論,完全出自他一人的獨裁、獨斷、獨辦、獨力。因為他的理想十分特殊,所以學生數目不多,校譽並不隆盛。一、 二年級學生常無法招至滿額,至於三、四、五年級,由於台灣與韓國的學生前來插班的接踵不斷,希望趕快領一張文憑,所以年年才得以勉強維持。

這所學校的教學方式,辦理經營,以及訓育管教並不能使我滿意,使我自進該校至畢業的一年半時光,常在抑鬱難堪的情況下過著日子,但是校長的一些理想,不 能不使我佩服,至今仍時時回憶懷念不已。當我唸完四年級要升五年級時,幼弟益惠剛好小學畢業,我想四弟至六弟甚至二哥都在失學失業中,大家在家窮困渡日, 假如再增加一個失學又失業的孩子,家裹境況將更陷入窘迫。我因此每天從報上尋找,看看有無給小學畢業生一面工作,一面讀書的機會,結果找到一家藥房,正需要少年店員,並可唸夜校。我馬上寫信告訴父親,父母親立刻同意,等不及幼弟參加畢業典禮,就讓他由其他二、三位將渡日求學的同村青年帶領來找我。

我本來意思是想告訴家裹京都有這樣一個機會,是否送他來,不料父母親於歡喜之餘,連信都未寫,就立刻送他來了。那時益惠剛滿12歲,來到京都只好先把他藏 在我的宿舍,然後去找那家藥房,可是老板看到他的學校成績證明上,寫著籍貫福建,就開始懷疑,然後更顧左右而言他,說要再查查然後才通知,其實這就是一種婉轉的拒絕。因為從他的推辭中,我察覺他所知道的台灣人就是高山族,這樣隨便僱用一個高山蕃族已不是好事,如起用一個「支那人」(日人對中國入的蔑稱), 一定更糟。結果我尚在中學做一個學生,卻為了耍幫助解決家庭困難而背上一個大包袱。白天就拿著報紙跑遍街上替幼弟找工作,晚上又把他藏在宿舍,偶而同學們 假借服務病友送飯菜給他吃,勉強過了幾天。

有一次我有事去見校長,沒想到校長已經注意到我帶著弟弟在宿舍出入,並問我那個小孩是誰•我在提心吊膽情況下答覆說是弟弟,父親送他來唸職業學校的。校長說:「先唸完中學,然後進高級職業學校不是很好嗎?」我不得不告以實況: 「因為家境不好,要他來半工半讀的。」校長又問究竟家裹每月寄多少簽來,我說:「只有一個慈善團體每月給我30元,其他全無,因為本校學、雜、伙食費相當 便宜,才能在這裹唸書,但是如要再供弟弟唸,則絕對辦不到。」校長說:「這樣吧!你說每月有30元,學校就收27元,剩下3元做你們兩兄弟的零用,學校 只收伙食費每人13元半就可以了。」我問:「那麼不夠的學費輿膳宿費等要怎麼辦呢?」校長說:「那慢慢等你們學業完成以後再說吧!」我聽到這堙A大為疑 惑:是否耳朵有問題聽錯了校長的話?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於是勉強答覆說:「謝謝校長,我要寫信回家請示父親。我立刻跑回宿舍,拿起紙筆將上面的經過詳細報 告。這時滿心有說不出的感動,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信寄出後,我每天屈指算著父親回信的日子,父母親看到我的信,當然欣喜若玨,信中滿是感謝感激的話,就這樣我輿幼弟二人可以在最省錢的方式下,在同一個學 校唸書、寄宿、吃飯了。這位校長對於往年嘔心血昕教導的學生念念不忘,雖然年紀現在已80左右,前幾年還幾次來台灣各地探訪那些校友。

1974年初,我代表玉山神學院到日本去參加東北亞神學教育會議,同時打算去日本各地探訪台灣出身的台籍基督徒,看能不能為我主持的玉山神學院捐到一些款項,所以特別取道往京都探訪卅多年前受過愛顧的大宮教會吉田牧師的87歲遺孀,同時去拜訪這位兩洋中學的老校長,就這樣彼此久別重逢,都有說不盡的快樂。

當我遇到這位校長,他年紀已82,居然還步履如恆,視力、聽力均健全,只有說話聲音無法像往年那麼洪亮有力。他帶我與全校學生見面,並叫我說了一點話, 然後回會客室,我就遞呈給他一點捐款,說是三、四十年前受到恩惠,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想把這一點錢作為對母校的捐助。沒想到校長卻不收,並說剛才已經聽到 你經營的學校十分困難,我要奉獻一點參加你的捐款,送給玉山神學院,而堅不收我的捐款,並反而堅持我收下他的奉獻。對此的確使我感動萬分,我回到學校後,特地把這段事,報告給玉山神學院學生知道,並大整疾呼要玉山全體能自愛自重,因為我們所受到的捐獻,也包括這種祟高寶貴的精神與金錢。

學校到了暑假,我倆兄弟當然無旅費可回台灣渡假,所以由校方介紹一批學生到比叡山上一所新聞社開辦的消暑樂園打工。工錢雖少,但是來往交通費是免費的,所領工資也足夠兩兄弟過日子,還可剩下若干做書錢等零用。到了第二年暑假,校長同情幼弟已經二年級了,再不回家看看父母親,必定難過不已,便自動表示願借他旅費,由我作工歸還。校長因為由台灣去他學校唸書的學生甚多,希望使他們有一個愉快的回憶,所以親自送全體要回台灣的學生到神戶港口,讓他們同乘一條船,同時舉行了一次頗令人懷念的送行。幼弟也在同行之內,我因為不願曠職請假,所以留在山上工作,沒想到這一次幼弟回家,家境仍未改善,家父常臥病在床,其他兄弟也仍在失學失業中,母親便替他謀到一份工作,忍痛讓他輟學不再回京都。我當時已經中學畢業,而在東京唸完神學院第一學期回來京都,本想與幼弟一起找工作,但在京都卻久等不著幼弟,便抱著失望落寞的心情回到東京,繼續神學院的學業。

我在兩洋中學唸書當中,在宗教生活方面也有非常值得懷念的幾件事。起初剛到京都,很想念同志社,可惜不能如願以償,但是每逢星期日常到該校大學部的禮拜堂去參加禮拜。當時同志社大學的校牧是堀貞一牧師。堀牧師親身受敢於同志社大學創設者新島襄校長,而且新島襄就是同志社學校的創辦人,後人均稱他為校祖。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首倡開辦私立學校的兩位偉大先覺,在東部東京方面有慶應大學的福澤諭吉氏;在西部京都方面有同志社的新島襄氏。新島襄乃是於日本維新開國之前,冒犯國禁,偷渡美國,在美求學十年,逐接受信仰領洗歸主,然後學成,帶著熱烈似火的信仰及美國許多同道及師友所捐相當大筆的款項回國而來,而把這筆款項於回國後充為開辦同志社學校的基金的。至於堀貞一牧師就是開辦同志社當初受教於新島襄的門生,並且這位堀牧師於我就讀於台南長榮時曾經邀應邀來 校,於一次晨間師生禮拜時做過一次非常感人的證道,使我時常念念不忘。同志社所有許多先輩與同輩同學與同鄉林漢忠君在該校求學,並有如同新島襄校祖與堀牧師這種靈性上的大人物,使我經常景仰不已•因為有這些緣故,所以當我在京都的時候,就特別嚮往同志社的禮拜,每逢主日,我常到距離很遠的同志社去聆聽堀牧師講道,盼能重溫當年在長榮中學初次聽到他的證道時,所感受的感動與感激,並可看到一些學友。

此外也曾經到過京都一所叫做平安教會的地方去做禮拜。那時是因為在報上看到有盲人教授岩橋武夫先生,將在平安教會證道,說到岩橋先生,我也有特別的記憶,原來我在中學中途輟學後,精神上、心理上曾經過許多年的迷惘及苦悶,當時有一位學友康嘉昔君寄贈岩橋武夫的著作《光明由暗閣中亮出來》一書,讀了以後,非常感動。所以盲教授岩橋武夫先生也常在我心坎中,敬佩不已,在京都求學中聽到這位失明的信仰偉人將親自登壇講道時,不禁使我欣喜雀躍。講道完畢,他果然開始了一次與眾不同的禱告。他是二十歲唸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才失明的,對於各類事物,其顏色形狀,自然都有認識。後來他到英國留學,專攻彌爾敦,畢成後回來任教授。他的語音如同唸詩般柔和美妙,每一句都帶著非常濃厚的文學氣息,藉著他記憶中自然界的花草述說他的禱文,他的文字把自然一切的事物,都點化成眼睛所未必能體會的境界,因此他的每一句話都使我感受到他靈性眼睛的光彩與亮光。

此外,使我宗教生活獲益甚多的,就是聆聽山室軍平、賀川豐彥、及田川大吉郎這些基督教偉人的講演時,所得到的深刻印象。但是對我的信仰生活輿教會生活影響輿幫助最多的 , 還是要算京都四條通大宮教會。起初我在京都較常到同志社及一些和同志社同一系統的公理會教會,這不曾給我任何不習慣的感覺。可惜這些教會離我學校相當遠,所以有一次我發現在我們學校附近一家樓上有一佈道所時,我就試著去參加這家佈道所的禮拜,可是這家怖道所是屬於拿撤勒人教會,他們唱詩、禱告都相當地狂熱,所以雖然禮拜後傳道師非常誠懇地招呼我,但我心裹還是決定找一家較為適合我自庭訓中所受栽培方式的教會。到了下個星期日,我就多走一點路到四條通大宮教會做禮拜,這所教會屬於長老會。

頭兩次,總是在形式上的禮拜完畢即宿舍,沒想到第三個星期六的夜晚,忽然有一位老人家騎著腳踏車來宿舍找我,我下樓一看,不正是四條通大宮教會的牧師嗎? 他說要請我去他家坐坐,我就向宿舍的同伴說一聲,便隨著牧師到他府上去了。在言談中,他瞭解了我的過去輿現況,因此相談甚歡。道別時,我說我的日語一定有甚多不對的地方,郊有不禮貌之處,還請多多原諒。沒想到牧師參與師母都異口同聲地說:「那裹的話,你的日語比我們還好呢!」使我既驚喜,又不好意思。就這樣我與大宮教會的吉田牧師結上了師生之緣。後來益惠弟來了,同時從台灣淡江中學也來了好幾位插班生。因為淡江中學與長榮中學有同樣的處境,雖已創設了幾十年,卻仍得不到日人的立案資格,因而高年級的同學往往轉學列日本插班。那年來到兩洋中學插班的特別多,我看到這些人,就極力勸他們去大宮教會參加禮拜。聖誕節的時候,我們還組織了一個聖歌隊,練習了好幾首台語、日語的男聲合唱曲去參加教會的聖誕節。當時日本的教會在傳道上一直都處於困難時期,大宮教會雖極努力想增加信徒,卻得不到效果。在這時,一下得到我們這一批十幾名青年去壯他們的聲勢,牧師輿教會當然十分高興,而教會的各種集會與聖誕節,都一時呈現了罕有的盛況。這一段經驗對我來講,的確也是一次良好機會,藉以體會到聖工能夠給人得到的益處,是多麼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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