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學院求學期間，有一件使我感到困惱的就是戰爭的問題，日本各界為這問題非常激盪，所以什麼「暴支膺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全體主義」（就是現 在所謂的極權主義）、「非常時體制」等，各樣新標語不斷地出現，而各種新運動也隨著傳出來。我記得，入學當初，有一次校長特別邀請我們七、八位從台灣去的學生和他茶敘。由於我在台灣的時候，就常聽到日本基督徒對台灣人所受政治上的差別待遇表示同情，而且台灣人民對民權平等的需求，也常獲得日本基督徒的協助，所以我就把平常在台灣所感到的不平等待遇說出來，以為能夠親身從校長口裏聽到他的同情、安慰與勉勵，不料校長的回答卻與我所期待的大不相同，大意是說：「這種已經聽慣了，什麼權利囉、什麼責任囉，要計較這些之前，不是先造就自己，成為真實的國民更加要緊嗎？」我聽了這段話，就再也找不出話來與他爭辯，反覺得從前所聽的似乎有地方需要修改。當然校長這番話，自有它的道理，要做一個國民，假如不打從心裏誠心誠意地協力建設國家，而只想先要求權利待遇的平等，那當然不是應有的態度，所以我就開始疑惑，是否應以校長的眼光來看台灣人民的心理。既然他是師長，對我的發言作了這種答覆，我就在心裏自己決定說：「好罷！儘管日本人統治有不平等的待遇，但也暫不再提，而作給他們看，畢竟台灣人也願意由衷地和他們同心協助『國家』，看看他們日本人是否有一天會自承錯誤，改變他們的政策與作風。」所以當天雖然碰了一鼻子灰，卻仍決定繼續保持對師長的尊敬，盼望有一天在台灣能夠看到日本人所說「一視同仁」的平等社會。
中日戰爭爆發，各方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神學生算是博愛主義的基督徒，所以還不致像外界一般，開口閉口就唱著「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天に代りて不義を打つ）。這首歌是從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時流傳下來的。此次再發動戰爭，日人因前二次戰爭的勝利，不免玨妄起來，以為這是征討不義之徒，獲天佑而得勝的，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出征與送行隊伍都唱著這類的歌，全日本上下都是這樣瘋狂地陷入戰爭狀態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是站在一個日本國民的立場，與日本人談論聖經的真理及戰爭的種種問題，都等於是散播反日反戰的見解，這種心理上的負擔，相倡許多當年旅日的台灣人都有共同的感覺。
本來就十分強烈地意識到一個台灣人精神負擔的我，現在又必須以一個殖民統治下的基督徒來曲解掩飾日本軍國主義下的種種不義，因此我感到精神上十分的苦悶。日本政府將侵華之戰爭美其名為「聖戰」，而許多喪心病狂的日本基督徒竟附和之，而稱之為「解放的十字軍」，鼓動浸華、蹂躪中國人民。我在學校、宿舍•甚至於在教會，為了這許多令人痛心的事而經常愁眉不展。
當時丹麥哲學家祈克果正在日本神學界流行，祁克果(Kierkegaard)撰有《憂愁的哲學》一書，也風靡一時，我竟因此被戲稱為「憂愁的哲學家祁克果」。本來蒙此外號，我應該十分感到自豪，
祁克果究竟是一位天資過人的偉大青年哲學家，我們當年個個莫不醉心於他的哲學，感到他最能把握住年輕人多愁善感的矛盾情操。然而，在我那個愁眉苦痛的外表下，我作為一個殖民統治下的國民的精神感受，卻不是我的同學們所能了解的。我相信許多當年的台灣基督徒學生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中，一定能體會舊約先知耶利米或以西結的經驗，而與我產生共鳴罷！
第二次中日戰爭因此是我個人在精神上極端苦惱的日子，我已經能從個人的問題跳出，繼而把個人的問題與種族、社會的問題連繫起來，並且想使用神學的解釋，把問題的層次作系統的分析與思考，這些思想上的進展，使我對個人精神上的經驗產生更迫切的要求，希望能有一個同時能滿足思想上及精神上的需要的一個答案。
很巧妙的，我就是在這時候接觸到矢內原忠雄的著作 [抽出所述，請見令人敬佩的矢內原(李)]。此外對我的信仰的造就有很多啟示與鼓勵的，應該算日人接受基督教初期，幾位傑出的 先覺所表現的獨立自助的精神。例如救世軍在日本的創辦人山室軍平先生[抽出所述，請見 獨立自助的山室軍平]。
無教會主義的開倡者內村鑑三先生的傳道形式亦是本著自治獨立的精神，所以無教會主義信徒的傳教事工，從開始到今天，完全未曾與外國教會發生過經濟上或是人事上的關係，無教會主義的領袖們似乎有某些程度的排外態度，因而外國差會或其宣教師，常常變成受批評、攻擊的對象，同時既有的國內教會也時常遭受批評、攻擊，甚至成為嗤笑嘲諷的對象，在基督教整個教界留給人不協調、不妥協的印象，但是他們傳教方式而採取的完全獨立、不依靠差會補助之自立精神，的確也是我所得到之最大的一項益處。
在日本神學院求學當中，所看到另一次至今難以忘懷的就是他們基督教兒童文學的發達。我一向認為日本民族，在口才方面並非十分出色，似乎在許多方面都比不上
我們中國人，但是在兒童文學方面，他們比我們著實下了更多工夫，因此童話、童謠的作品，比我們進步很多，而且在基督教界這方面也比我們進步。我記得有一次
去旁聽基督教童話協會的定期發表會，那次協會會長及一些前輩人物都出席擔任評判員，而由一位基督教幼稚師範的青年擔任講員，這位講員好像曾擔任主日學的幼稚班教員多年，所以在講故事的時候，態度自然、
技術純熟、題材恰當，無論是音調、表情、動作都恰到好處，吸引著每一個聽眾，認為她是基督教童話故事的表演高手，我當天做一個旁聽者，自始至終，的確已經被她高度的講話技術與精采的表演陶醉了。等到講完，再由主席及其他一些前輩給他批評時，又一次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們的講評也是非常的精采，一點都沒有使講員感到尷尬的地方，甚至能夠使她依然獲益無窮。至於接受批評的人，也是始終
笑咪咪地，無論是對缺點的指摘，或是優點的表揚，她的態度都是恰到好處，使全揚的人都非常滿意。日本人愛護小孩、尊重小孩的習性是聞名全世界的，這可由他們小孩的玩具與小孩閱讀書刊的發達得知一二了不過教會界也確能捉住這方面的優點，促使基督教兒童文學獲得發展的機會，裨益基督教兒童宗教教育，這種努力的確難能可貴，我由於聆聽幾次兒童講道與基督教童話表演的機會，深深感到我們教會在這方面尚須加緊努力、加緊推展、迎頭趕上，因為我們的兒童文學太落後了，而基督教會方面也不例外，並且我們的基督教兒童文學仍停滯於模倣的時代，使各地的幼稚園老師們繼續在資料缺乏的環境中摸索著，實在有虧基督的吩咐：「容許小孩接近我，因為上帝之國是屬於他們的。」關於這一點，還有一項使我不能忘懷的，就是聽說基督教童話協會會員當中，也有人去參加日本全國童話協會，在這協會當中，有一位非基督徒的會員，曾經向這位基督徒會員說：「我非常羡慕你們基督徒會員，因為你們要講什麼信息，都很清楚。但是我們對這一點常感到困難，我們對於講故事、寫故事的技術，可以說已經有相當的基礎，懂得應該如何表演、如何講述，但是究竟要用什麼信息來傳講給小
孩，實際上不能不繼續向你們學習。」我聽了這番話，深深感到他誠懇虛心求真態度的可佩，同時也自省究竟我們基督教兒童文學工作者有多少充分地把握著應該傳
授給小孩們的信息，所以直到今日，我還常為盤旋在我腦海中的這句話感到愧疚與虧欠。
就課外讀物言之，在神學院求學的時代是我吸收西洋文學作品最多的日子，如今事隔近四十年，而記憶猶深的最重要作品首推羅曼羅蘭(Roma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我於神學院二年級的暑假沒去打工，而回台灣看我父親；當時父親風濕症已相當沉重，因此有此一行。在返台途中，我在下關的書店看到了羅曼羅蘭的這本鉅著，我心響往此書已久，因此一看見此書，即刻買了下來，並且馬上開始從第一冊閱讀。羅曼羅蘭的這書分裝成五、六冊，並不是一時間可以讀完的，其情節雖然引人，但內容更值得細嚼，因此我前後花了數年功夫才讀畢全卷。這書對我的思想有很深刻的影響，舉例言之：羅曼羅蘭的思想多半來自托爾斯泰(Tolstoi)，而托翁自己的見解則處處帶有濃厚的基督教教義，從其名著《復活》」、《懺悔錄》或《安娜•卡列尼娜》，甚至大著《戰爭與和平》」各書都可知道。《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即將托翁個人 所宗的「反文化的」基督教思想作了很深刻的探討，而在克利斯朵夫一生的思想掙扎中發揮的淋漓盡緻。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羅曼羅蘭筆下這位青年的際遇是許多 年輕人應該細加研討，力求瞭解的課題。
我所接觸的西洋文學作品還有瑞土作家希爾底(Karl Hilty)的《為睡不著之夜而寫》，與同國思想家阿彌愛爾(Amiel)的《日記》等書，當時東京大學哲學教授兼上野音樂學校鋼琴教授科貝爾 (Koebel)著有《小品集》一書，有系統地介紹許多近代歐洲思想及文學的作品，在日本大學生間流行甚久，我從這本書中獲得不少的啟發。
在課外閱讀方面對我作過指點的還有林攀龍先生。林先生在戰前曾組有「一新會」，與一群台灣青年共同從事於推行文化的提高與社會風氣的改進運動。「一新會」 的宗旨從它的中心標語「清新之氣•再造台灣」就可看出一斑，而其成員又多是旅日或回祖國求學的同鄉青年，因此其活動頗受日本警方注意。至戰事爆發，警方之 壓力更加龐大，多方騷擾，竟因此使這個活動達五年之久的「一新會」無疾而終，林氏夫婦只得避居東京。我既然先在霧峰與他們相識，戰爭中在東京重逢，自屬難得而分外高興，因此一得空，便到他家中走動，後來竟成為常客，每週一定去吃飯一次。有一次陪同林先生到新宿的一家書店，由於我請教他應該閱讀些什麼書，林先生馬上購買岩波文庫的卡爾•希爾底名著《為睡不著之夜而寫》全書兩冊送給我，然後再提到有關科貝爾博士的《小品集》與《阿彌愛爾的日記》」，以及日本內村鑑三的書。其實早在霧峰時，我就聽到他提到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甘地傳》及《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書，並曾經陸續讀了這些書，這次又有機會與林先生在東京逛街，並蒙他介紹購贈應讀的良書，更感到是難得的良機。爾後我對書籍的選擇，受其影響甚深。舉凡文學氣味濃厚的人生哲學方面的書，有時候雖然覺得實在讀不完，也都貪而不厭的廣予涉獵，期待於閱讀之間，得到內心的滿足。另外很幸運的就是教授德文與英文兩門功課的老師，都是飽學之士，選派我們閱讀的方都是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名著，譬如英文，我們讀了多馬斯•哈代(Thomas Hardy)、曼斯斐爾德(Mansfield)、王爾德等人的名作，以及收載於Golden Treasuer裹面的英國名詩人們的佳作；德文方面也讀了《歌德與愛格爾曼的對話集》、席勒(Schiller)的《威廉•德爾》等古典名著，現代的海爾曼•赫塞(Hermann Hesse)的《漂泊的靈魂》及祈克果的一些作品。
求學期間的這些作品，其思想的範圍至為雜駁，而許多人文主義的作品更與神學的基本思想常相抵觸，我在閱讀之餘，時刻頗為躊躇。如上述羅曼羅蘭之作品，固然 仍因循托翁的基督教思想，但其於基督教理的救贖觀念並未能真正的發揮，反而受了希腊悲劇英雄的人生觀的影響，提倡悲劇精神。從這個層面上言之，我們當然可以說羅曼羅蘭此書是不能徹底表達真正的基督教真理，但這些書所探索的課題究竟能激發一個人對宇宙、人生及社會提出最基本的問題與啟發•我深信只有透過真摯 誠懇的追尋，基督的真理才能把握得住，因此我仍然認為我青年時代所讀的許多書是非常有用的，我也鼓勵年輕人多方涉獵，俾找尋真理。
在這一段日子，我在台灣的父母兄弟正過著十分辛苦的日子。二哥(李神輔)與朋友合夥開了一家腳踏車修理店，四弟(李士敦)、五弟(李昭東)則分別在兩家腳踏車批發商店當店員，幼弟(李益惠)則輟學在一家藥房做小店員。本來大家這樣共同協力，應該能夠建立起一個小康的家庭，但是當時戰爭已經爆發，日本政府施行經濟統制，到處發動各種行業統台，以節省人力、物力，當時台灣人民雖未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是許多青年都以軍屬或軍伕的名義，陸續被徵召到前線。在台灣的兄弟受這些影響，工作十分不安定，所以常常必須更換職業，四弟、五弟二人由於只讀完小學，覓職機會甚微，因此常寫信給我，希望我能替他們在日本找工作，對於他們的要求，雖然我很願意幫忙，但當時局勢艱難，四弟、五弟學歷又淺薄，要找個工作實在不容易，因此我每次只好盡力向他們說明此處的困難，希望他們可以了解。不意就在我還茫無頭緒的當頭，幼弟益惠又由台灣再來了，這一來，我當然沒有理由繼續推辭四弟、五弟的要求，我當時實在窘迫到了極點。
所幸戰爭擴大以後，日本各地軍火工業日夜趕工，對於工人的需求增加得十分迅速，這些工業除了正當的工資外，很多還提供各項福利，包括就讀夜校的機會，這種情形正勉強合適弟弟們的需要，我就不再阻擾他們前來的希望，那知我一念之差，讓他們遠渡來日，卻帶給他們體力的辛勞及最後的噩運，這是我以後痛悔不已的事。
幼弟首先抵日，夜間在一家新聞通訊社服務，白天則特別受到年前經常來往的教會牧師一家人的幫忙，給他以極微經濟負擔，享受充裕的食宿，同時再恢復他的求學
生活。後來四弟、五弟也都來到東京，開始他們的白天工作、夜間讀書的生涯。不久二哥一家小小腳踏車修理店亦告關閉，便決定帶他新婚末久的妻子與妹妹錦屏一
起到東京來，二哥只管工作，二嫂專心料理我們家事，一家兄妹與嫂嫂開始一個不大不小的家庭生活了，只有六弟與家父、家母留在台灣。家父依然經常纏綿病床，
六弟服務於岡山的兵工廠。在東京，我們兄弟儘量節省，接濟家裹，日子雖然辛苦，卻似乎充滿了希望。可惜這種生活對弟弟們究竟是過於艱辛，另一方面因為戰事日漸劇烈，農產減少，物資缺乏，健康體力滑耗甚劇，以致我們四兄弟都因為營養不足，操勞過甚而身體衰弱。一有小病，就變成大病，這種情形，越來越嚴重，從戰爭轉劇，到日本戰敗，台灣光復的幾年當中，先後相繼因病不治痛失了二哥(李神輔，1910-1947)、四弟(李士敦，1916-1945)與五弟(李昭東，1919-1945)，這幾年可算是我家最黯淡、最悽慘的時期。病床上的家父常於半夜痛哭：「我的兒子啊！我的兒子啊！」家母一面安慰，也一面哀號，悲哀不已。至此我才更加懊悔為什麼當初四弟、五弟們一再要求要到東京工讀時，卻拿不出勇氣斷然拒絕，在猶豫不決中竟鑄成了無法彌補的大錯，造成了這麼大的犧牲。當時為了戰事，在日本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應征而喪命於戰線的，所以每天在車站送行迎靈的，絡繹不絕，因痛失兒子而被愁雲慘霧籠罩的家庭比比皆是。我們家情形雖然不同，因為別人是戰死於沙場，而我的兄弟們是為了戰爭物質缺乏，操勞過甚，醫藥不繼而喪命於後方，但終究是一樣地犧牲於戰爭的無情與殘酷，直到今天每念及這段日子，我仍感到無限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