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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砂拉越神學院任教三年(1967-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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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嵩牧師撰 摘自《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年 p.100--107；是該書第7章「文字工作、神學教育」裡的一段；無題。1967年適逢馬來西亞砂拉越神學院招募教員，我遂應徵前去擔任教席。於是結束了14年的文字傳道工作，展開了生命的新頁。 可惜我才到砂拉越第一次的院務會議，院長周蘇藤博士（女）就發表一份聲明書，表示她僅將任職至年底，同時註明其理由，認為砂拉越的衙理公會即將與西馬來亞教會聯合成立獨立自治的教會，而由亞洲人中選出會督。既然要自治，此後的教會與神學院於經濟上亦需自立自治，不得如同過去般，一直依靠美國方面的母教會的支援。但是砂拉越神學院如要獨立，以砂拉越的教會能力是絕對無法得到充分財力來維持，既然東馬來西亞砂拉越教會要與西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教會合而成為一個年議會，那麼設在新加坡由各大教派合辦的三一神學院就應該負起新成立年議會傳道人材培育的責任，由是觀之，砂拉越的神學院勢需與星州的三一神學院合作或合併，所以決定辭去院長任務，以促成神學院的合併或合作云云。這對我不啻是晴天霹靂，因為剛剛到任，就說這學院應該停辦，的確使我不知所措。事實上我在赴砂之前，就聽到這種風聲，然而我自始至終不絕對堅持神學院必須停辦，亦不堅持神學院必須繼續留存，只想如果要留存，則教會必須出力出錢，奮發自立，如果不想續辦或是由於客觀條件不容許續辦，為了強化神學教育，促使神學院合併的政策，也是目前世界神學教育的主要潮流。砂拉越神學院若因此而與別的神學院合併或合 辦，並非什麼可悲的潰滅，而是捐棄小我成全大我的機會。正如同聖經裏所說一粒麥種之下土，反而生出茁壯的幼芽新株，終能結出六十倍乃至一百倍的果實，這豈不是更美好的一件事。固然剛上任便接到停辦的建議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如果因此而使神學教育在集中力量的情況下得到強化，那麼雖然我一己的去留前途渺茫，也不會覺得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果然於我到任之後不久，新代院長也聘就了，繼而新董事長也產生了，同時多年來所計劃的圖書館擴建工程也付諸實行，甚至擬議中的學院禮堂擴建計劃也開始設計 繪製圖樣，次年新生也來了五位，算是歷年來少見的好現象，傳出的也都是朝著將加強擴充學院方面的好消息。其間前任校長周蘇藤女士雖然依照原定方針請辭獲准前往英國任教，不過獨立自治的年議會已告成立，砂拉越年會的會長與星馬聯合年會的亞洲人會督也已選出，一時各方面似乎呈現著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但是另方面看看平地教會奉獻維持教會與神學院的力量與決心，仍然未見顯著的改觀，甚至在教會擔任領導階層的部份人士，也曾經集體建議神學院不必多收學生，因為砂拉越教會容納傳教人員的力量已達到飽和狀態。而原先的種種計劃、意志與力量也愈來愈薄弱，所以到了第三年末開始時，代院長因獲獎學金有機會出國深造，乃向西馬方面選出的會督申請准許離職赴美深造，同時建議會督將此神學院停辦，師生轉往新加坡與三一神學院合併。 這項提案交諸年會討論，結果未能通過而決定續辦學院，此時我曾以一位參會委員身份向幾位領導人士建議，希望年會能增加對學院的支援，但是其反應仍一如過去，只想決定是否留存，而經濟責任則另外討論，言外之意似乎認為差會不得袖手旁觀，坐視這學院待斃。然而當地教會並無決意與差會共同負起擔子，來支持自己的神學院，所以後來的幾次小組會議，便輕易地推翻年會所決續辦的決議，而於1970年暑假，學校便搬移，到新加坡去和三一神學院合併，因而我便攜同內人返國，到花蓮玉山神學院任教。 在砂拉越的三年，有機會經驗到幾項畢生難忘的經驗，也可以說是我的大幸。砂拉越的華人信徒，多半是居住在詩巫市及拉讓河兩岸的森林地區，他們大多數是本世 紀初由福州移民該地，參加拓荒開發工作的。信徒多屬於衛理公會，因為這些移民最初的領袖是福州的衛理公會信徒領袖黃乃裳先生。黃先生曾經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同事，他到砂拉越先與當時的英人砂拉越王（拉惹）商洽借款，才由福州招募移民前往從事拓荒事業。這些移民又多是福州及其鄰近蒲田、興 化等地方衙理公會的信徒。到我去砂洲時，砂拉越已是馬來西亞國的一部，位在婆羅州的北西部與隔壁的沙巴州在一起構成東馬來西亞，面積約有台灣的五倍，但是人口只有台灣的十六分之一（約90萬），可以說是個地廣人稀的地方。有華人、馬來人及伊班人各佔約三分之一，華人中福州籍佔多數，但是也有廈門、潮州、客家等地方的移民，在本世紀初集體移民至此的福州籍移民多半屬衛理會的基督徒，但是歷經半世紀，失去信仰變成棄教或有名無實的掛名信徒亦頗不乏其人。我在砂洲的三年間（1967年9月至1970年7月）雖然自治年會已告成立，但是各教會要負起人事與經濟的獨立，似乎仍有不少困難，信徒奉獻 的習慣，似有甚多沿用開教當初依賴差會照顧的風氣，所以不得不先把神學院停辦。看當時教會數仍只六十多所，正會員數也僅有一萬多人，雖然這些移民於過去曾 經因種植橡膠獲利甚多，地方上有過一度繁榮景象，但好景不常，1967年我到砂洲時，橡膠價格慘跌，同時種植橡膠樹以外的農業，仍相當落伍，而新成立之國家（馬來西亞是1964年獨立的）需要一筆龐大的建設經費，稅收年年增加，所以要求教會負起新發展的全部責任，實在也是困難重重，常有力不從心之感。不過 儘管如此，移民於到達拓荒地之初，就如同美國初期移民的清教徒，先修葺禮拜場所然後才建蓋住用家屋，這種信仰傳統，從每個星期日響徹在拉讓河兩岸的鐘聲裏，可以深深地體驗到，尤其約佔移民三成以上的興化人的故鄉，很早衛理公會就十分發達，曾經產生一位我國傑出的大佈道家宋尚節博士，而且宋博士也曾經幾次到砂拉越舉行培靈佈道大會，激發該地方的信徒，掀起了甚大的信仰復興浪潮，因而步著宋博士的後塵所組織的佈道團，至我在砂洲工作時，仍未解散，時常聚會，繼續著宋博士所遺留下來的培靈佈道工作。 砂拉越的神學院於1970年初決定停辦，準備送學生至新加坡的三一神學院，但是砂拉越教會二十年來在伊班族未開發的地方宣教，已經有幾十家佈道所，年年吸 收十名左右的神學生，只因程度不高，多半只唸完小學。所以伊班人教會的年會就決定留存伊班部學生在原校攻讀，而美國差會當局仍把伊班教會劃為新開的宣教區，繼續捐助所有的經費，冀能繼續開發未開化的伊班人教會。又台灣由孫雅各牧師夫人所主持的芥菜種會也組成焚棘宣道會選送了五名台灣山地出身的傳教士於1968年夏開始到砂拉越與該地衛理公會合作，專門在伊班族人間開拓傳道事工，只有華人部神學院學生於1970年夏遷往新加坡，我們幾位華人部的教師，便先後離開砂拉越。 說到對伊班族人的傳道，我本身既是以一個傳道人為終身職志，對異邦異族，尤其對未開化民族，如有傳道機會，應該是最值得嚮往，最值得從事的事工。所以在砂拉越工作二年後，就利用暑假間台灣，讓內人結束在台南光華女中19年的教學生涯，以期可同道南下去砂拉越工作。適因長男(李弘祺)已唸完台大歷史系，並服完兵役，且蒙台大的系主任謬愛，替他分別在美國哈佛、耶魯和伯克萊三所大學申請到相當優厚的獎學金，長女也在台北唸師大音樂系，次男唸大同工學院，而幼子剛高中畢業，尚未考上大學，就舉家自台南遷到台北，讓長男束裝待前往美國求學，其他三個兒女們住在台北以利求學，老母親則託高雄的兩個弟弟照顧。1969年8月底，長男(李弘祺)飛往美國，我與內人同日飛往砂拉越，打算在砂洲能夠作一些新的事奉。 此間在砂拉越每有機會，就攜同內人訪問一些伊班人的教會，同時也常常同道去訪問當地華人教會。在砂拉越的華人教會中，有曾經來過台南神學院進修的陳惠芳牧 師（女）及其他幾位輿陳牧師一樣來過台南神學院唸神學科、宗教教育科或大眾傳播科的幾位同工，我與內人在砂拉越期間，受到他們特別親切的照顧，陳惠芳牧師 更替內人安排到各教區，在婦女聯合培靈會上做巡迴演講，這樣使我倆能夠償了不少對異邦異族傳道的心願，的確應該感謝神的帶領。其間也曾經幾次到交通不便， 環境一如原始林內的華僑居住區，或伊班人的長屋區，和他們在一起，的確是一段畢生難忘的經驗。尤其伊班族人的生活狀況，宛如半世紀前的台灣高山族人，用膳仍以手指取食的方武，住屋到處尚未有廁所等衛生設備，居民多住在河流兩岸，而以河水為飲用水，同時做洗澡場所，甚至當做倒垃圾和排洩大小便的地方，這樣要 和他們一齊吃住，的確不能不感到困難，但是可使我們夫婦，體會到傳道人最難受的經驗，內心也不能不感到非常慶幸。 1969年暑假，回國接眷前往砂洲時，正好是神學院呈現一片蓬勃氣象之時。可惜，究竟前院長周蘇藤博士的觀點在教會上層階級的人士之內，得到多數的支持， 認為以客觀情況判斷，砂洲教會要自立，並且要維持一所神學院，的確是時機尚未成熟，所以，我面臨上述情形，便益發堅定平時所抱持的看法，認為如能由當地教 會為主多出力量，在差會從旁協助之下，挑起擔子，繼續下去，才是正途，也更有發展的可能。其次認為，如果當地教會缺乏自立的決心與能力，就希望其能捐棄小我，成全大我，讓砂洲的神學院與新加坡的合併，期可結出更多豐碩的美果。所以雖然我倆夫婦有頓失工作的痛苦，且看到砂洲一所苦心創業，嘔了心血維持十多年的神學院，一朝付諸闕如，雖不無難以補償的損失之感，然而不致因此耿耿於懷，所以我攜同內人南渡只有一年，1970年夏天，我倆便再度相偕回國。 此間唯一使我倆難過的，就是去年離開台南時，受到親友、同事、同道們熱烈的歡送，可是時僅一年，即空手而回，不免尷尬難堪，但自另一方面來講，家裡長女已畢業，必須時常在側關照她的終身大事，長男在美，也已達到要我們家人替他在台關心婚事之時，又老母親於年前以八四高齡跌倒，致大腿與骨盤折裂，輾轉床第已二年多。原來打算回國以後，將往霧社擔任山地學生中心的工作，繼續為山地同胞做傳道的事奉，幸蒙當時玉山神學書院長高俊明牧師邀請，我們夫妻倆遂受聘同往玉山神學書院工作，不久內人轉就於公立的國民中學任教，不期然我們在玉山任教竟達5年之久(參見李嘉嵩：在玉神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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