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我[從日本神學校]畢業了。本來應是1943年3月才能畢業，不過當時日本已經深入太平洋戰爭，不僅在中國大陸，就是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今印尼）、緬甸，
也都有日本軍隊，戰場廣大，所需的兵員，軍用物質如何浩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全日本學校必需提早畢業，使學生們趕緊應征前往前線。我們學校也不例外。我於9月畢業，9月底就匆匆整理行裝，結束近7年在日本的求學生活，回到家鄉來了。當時我父親(李崑玉)雖然病弱，卻因久別相逢，又看到我已完成學業，雖然算不上什麼衣錦還鄉，卻很明顯地喜形於色，歡愉之情似乎也影響了他的病體，竟而常能離床出門走動。
我畢業時正好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場失利，被美國海軍迫退到所羅門諸海島地方，日本海軍總司令山本五十六與他的座機被美軍偵察到而被擊落沈沒後不久，所以我所坐的客輪，從神戶開到門司、下關港口，就遲遲不敢開出。又不准船客登陸，等了幾天開船時，每天都有空襲警報。我們的船一開出港就以最快的速度開到東中國海面，到了靠近大陸沿岸，這才一直南下，等到基隆的對岸時，它又以快速度橫越台灣海峽北端，馳入基隆港，這樣平常三天的航程，這次卻足足走了一個星期，其同一路上都看到黃河與揚子江流出來的含著黃色泥土的海水，聽說這是為了怕一旦有敵艦前來攻擊，由於離開大陸海岸不遠，較容易得到救援。但是船行日數延長，
糧食卻無法中途補給，所以船內糧食就以原來之三天份分做一星期食用，每人每頓飯只能吃到約半碗而已，情況十分艱難，不過我們總算安然抵達台灣。
我返台之前已寫信給台灣教會傳道局，請他們派定我的工作地點，同時我也與當時在台南一面行醫，一面開佈道所的王受祿先生(1893-1977)
聯絡，希望我有機會與他工作。我負笈去日之前，曾有機會拜望王老先生，知道他不僅醫術高明，且是民族運動的鬥士，而中年信主之後，他更秉持醫技，開設醫療佈道所，因此十分仰慕他，這是我為什麼要與他聯絡的原因。
但是回到家裡，才知道王先生的佈道所(屬聖教會)，並不屬長老教會，因此我建議王先生，能否將其教會與長老會建立一種關係，可是這種嘗試終而不能成功，所以我就應傳道局之委派，就任員林教會的傳道師。當我在日本神學校畢業時，曾與日籍同學參加日本教會傳道師考試及格，且我經常去實習的教會的副牧師當時應征往前線，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留在日本的教會繼續工作。但是由於離開家鄉將近7年，我不僅對台灣的教會深感懷念，就是父、母親這7年間經過了太多的憂患，更使我歸心如矢，恨不得早一刻回來奉侍他們。可是回來後，卻因為我所申請的二方面工作無法協調，終而在幾度的禱告與考慮後決心到員林教會去。
到了員林以後，我才發現我中學時代的恩師黃俟命牧師雖生病年餘，言語、步行均有困難，卻仍在員林教會牧會。這段事使我興奮了一下，不過當時我也聽說教會裡有許多問題，所以就因著初出戰陣，滿懷壯志，想要作出一些作為，但是我的薪水卻十分微薄。當初我要離開神學院時，在教會裡因副牧師應徵入伍，大部份的工作
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教會給我一些酬勞，另外我又在一個人家擔任二位兄弟的家教，在學校也兼差董事會記錄的抄寫換來一份獎學金，另外在東京及台灣有二、三個地方，我能得到每月五元至二、三十元不等的助學金，所以常常每月收入將近一百廿多元，因此幫助益惠及錦屏的求學，甚至可寄一部份同家補貼父、母親的家用，但是一畢業，這些來源全部結束了，換來的就只是員林教會給我的每月四十五元薪水，這樣的薪水實在十分微薄，但是感謝主，祂卻能叫我不
為這種金錢上的損失感到困擾。相反的，我卻能一心一意想著如何使工作能收到更佳成效，所以為了講道，為了探訪，為了鄰近村落的佈道，為了組織聖歌隊與青年
們的指導鼓勵，的確嘔了不少心血。
到了首次開問道會而來報名要求進教領洗的人數竟然將近20人，經過問道而被接納的也達16名之多，不僅在員林的教會前所未聞，就是在台灣各地方的大致會，
除了台南市或台北、淡水的大教會以外，一時能得到這麼多人來領洗進教，據說也是很少的。以後無論是教會裡或是學校裡的聖工，我都特別以施洗期的訓練為工作
重心，正如同歷史上教會的教理問答班的教育一樣，在一年二季的施洗時期，集中工作於求進教者的訓練輿鼓勵。在員林教會之初，下了不少工夫的就是開放與培養
鄰近村落佈道所，這工作自前任黃俟命牧師時代就開設了二個地方，可惜黃牧師於年逾知命後不久，就因操勞過甚，患上腦溢血症。到了我去員林教會工作時，他們一家搬往員林鎮郊外，帶著五、六個孩子過著相當拮据的生活。當時他的長子黃彰輝在英國，次子黃明輝在日本，都還在讀書。
當我在員林時，對我的生活幫助最多的，還是在員林任牙醫的舊同學林朝業兄。他名義上是叫我在他家搭伙，實際上卻幾乎分文不收，藉此當做他對教會的奉獻，這一點迄今還使我感念不已。
1944年可說是我一生變化最大的一年，也是最重要的一年。我在1943年夏季，參加牧師資格(教師)考試，是年冬季必須交出教師論文。到了書寫論文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所學的竟是這麼膚淺空虛。我的論文題目是「福音書中耶穌所講上帝國的意思」。書寫時照例從所有此較有權威性的聖經辭典去查考有關上帝國問題
的概說，此外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蒲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1884-1976,
德國神學家]的新約神學諸觀點。當時他所提倡的福音書記錄的非神話化，尚未傳於世，只有史偉策[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即史懷哲]的末日論性的新約神學觀點在他的自
傳中表露了一些而已。至於蒲特曼的書有日文譯的《耶穌》一冊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到了要書寫整篇論文，就感到自己好像漂浮於所謂「神國」論的茫茫大海中，摸不著頭緒，無從下筆。結果到最後為要交出論文，順便往台南省親的途中，在火車內還在抄最後一章，勉強湊了一、二萬字，終於交卷，可是諸位考試委員似乎由誤傳而誤認為我是剛回國的新秀，結果連評語也不加，就讓我通過，於次年(1944年)
5月間在清水教會被設立為教師，並於是年夏初(7月11日)在二水教會被封為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