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2年離開台灣，一心只想不參與教會的體制與體制內的政治糾紛。當時，實在沒有太大夢想（為台灣教會，更不必說為普世的教會效力）。當時，我與黃彰輝牧師的關係是：師與生，長輩與晚輩，是一位有名氣有地位、有世界舞台和眼光的人士，與來自一個小城市，談不上什麼眼光的小人物的對比。
我再度與黃牧師相會、相認識，是在1976年，正當台灣的地位被世界的眾多國家再一次評價定位的時刻，15年的歲月就這樣過去了。
記得我當兵退伍以後，只敢一次以『向雷公借來的膽』，請教黃牧師以前曾提過的，有關留學進修的事。因為，當時我覺得他高高在上，是位居教會領導地位的長者，而我才只是青苗一般的年青小卒，有如士官見了大將軍一樣，只盼望他能多關心我的前途。可是他對於我的應答很簡短，致使我覺得他很冷漠，就決心放棄再向他請求任何進修的機會了。
我的留學，完全是自己去翻查美國的神學院校的簡介而決定去申請來的。沒預料到一申請，便立即得到核准入學。留學是上帝給我的大恩典，畢業後的就業機會更像是在夢想的，很快成真，受陌生的教會領導者愛護，也受異族基督徒接納受寵做主內的兄弟。實際上是上帝的奇妙安排。先是於1966年得以進入在加利福尼亞州裡的日本語系教會，剛好他們需要一個會操講日本語與英語兩種語言的講道人。又於1967年得到一個機會，受聯合衛理公會的採用，而派駐在加州的Fresno教會牧會四年。後又在Alameda的Buena
Vista日系教會牧會二年。如此，才在聯合衛理會做了牧會，同時在教區與年會裡做短短五年的活動，就得到機會受選參與設於美國聯合衛理會的世界宣教委員會，兼海外與女宣兩處的理事，那就是從1972年9月開始。筆者得以因為與世界海外宣教會有工作上的關聯，大開眼界，得以環球（Global）的眼光看美國、台灣與全世界。
筆者進到世界宣教委員會後，在短短的一年裡，就認識了在衛理會裡掌理世界宣道區域裡的幹事以及世界各地教會的領袖。記得有一次於1976年，在俄勒岡（Oregon）開聯合衛理會總會(四年開一次)前，舉辦海外宣教研討的時候，與筆者同住四天的室友（room-
mate），正是Emilio
Castro卡斯楚牧師
(玻利維亞衛理會出身，當時在日內瓦就職)
。不到一年後，他就被邀請提升做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總幹事。
在聯合衛理會海外宣道處，筆者受選擔任亞州委員會的委員長，因而參與負責考評教派內，亞州宣道事工方面的幹事工作。通過了海外宣道處得與世界宣教委員會裡的領袖們認識，甚至被認定與他們『同格』，去討論與查驗宣教策略。就從那時候開始，與做總幹事的Tracy
Jones成為同事。他是認識黃牧師很久的朋友，出生在山東省，講得一口滿好的山東腔的『北京話』。也正巧他是金陵神學基金會的衛理公會代表，他對於台南神學院，算是有恩情的。他是介紹台灣（以黃彰輝為代表）給金陵神學基金會的人士之一，而且在基金會裡掌握著影響力，因為在美國的基督教會聯盟裡，衛理會是最大的教派，在美國眾基督教會裡，也是只排在天主教會與南浸信會之後而己。
黃牧師在他的回憶錄裡（p.161）記述的Ralf
Ward會督、Eugene
Smith前總幹事（除了Frank
Cartwright金陵基金會總幹事沒得相認識以外），都成了我的同工、同事，我跟他們之間並沒有長官上司與部下的牽制，所以通過這樣的關係，我就很自然地跟以前感覺高高在上的黃牧師也得平易交往，可以自由自在地跟黃牧師討論，甚至批判他的言論思想。這樣的進展，真是沒有預先想到，只能說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也可以在親中國的聯合衛理會裡，替台灣長老教會與台灣的將來，做一些進言與貢獻。
1977年五月，在日本基督教團開完會議後，有個機會，先在印度開會，然後再到紐約開會之間有約一週的時日，作了一個環繞世界一周的旅程，順道到英格蘭。抵達黃牧師家的時候，我們讀到一份台灣教會公報，登載議長趙信牧師的總會講道。那時，我們都覺得為台灣長老教會而感到興奮，為他們的勇氣而高昂鼓舞。當時，黃牧師對於他的學生趙信做議長所做的表態與言辭，真使他驕傲且感佩。他當時所做的評語，筆者不曾忘記它，因為趙信牧師是我的同班同學。黃牧師說：『信愢在學的時候，我沒特別覺得傑出，沒聯想過有一天他會站在領導教會的頂點，他真是一個好棒的議長啊！你看，他的講道，每一個字與字間，引起國民黨以顯微鏡探查是否有『細菌』躲在裡面，我的學生真了不起，可以經得起試鍊，也站得穩，做教會的領導。』
自從1985年7月開始，一直到1991年6月，我在北加州得到好機會當聯合衛理公會的教區長，替台灣爭取名氣，也在長老教會以外的教派裡做台灣人實質的參政與公關。黃牧師欣賞我的職位而給了我嘉勉與慶幸。可惜，他已經盡程退休，又要跟肺癌的病魔抗爭。而我每天幾乎整日為會務纏身，沒能從教區與年會離身，根本談不上撥時間，劃出旅程去拜訪他，與他暢談。可惜，1988年10月，當他歸天家那時，沒人想到通知我。我不但沒奔喪，連弔挽的表現都怠慢了，雖然無意，但過去15載年歲裡，一直心懷歉疚，終於決心收集他的資料編寫傳記，作為報恩與過失的補償。
黃牧師是一位坦率，不兩面討好的人，常常顯露出他獨特的帶有純真善意的微笑。與他進一步交往的人，總會發現他不將事隱藏在心裡，無論任何人向他發問，他一定會給予充滿熱誠的應答與說明。他的感情很濃厚，尤其是對於故鄉台灣，因為他立誓將一生獻上，給台灣國的人民及在那島上的基督教會有光明的將來。他時常感慨地說，他的神學是：『呣甘願的神學』。因為不管他怎樣表示善意與合作，殖民主義的日本與中國都不分皂白，給以二等國民的身份虐待台灣人。他的『呣甘願』，是因為他和有心的台灣人以『無抵抗(基督教)的方式』抗爭一百年了，還得要忍耐，努力達成台灣人『決定自己將來』的偉業。吾師黃牧師雖然已經歸天，他在生時的氣魄與話語還在講話，催逼著全台灣的人民，要有美麗島民的自覺與基督徒不屈不撓的不斷地祈禱的精神。
在1980年4月，高俊明牧師被國民黨政權逮捕的那一天，剛好聯合衛理公會正在開四年才一次的總會，我也被選為代表參會，而且在1980年一月，派往台灣採訪『高雄美麗島事件』的五個人（包括我在內）之中，有三個人就是被選為北加與內華達年會的代表。我們動員了十二個年會代表，發起動議，要求總會去函蔣經國，表達聯合衛理公會對於高俊明牧師的宗教行為的自由，及人權受侵害的關心，也表達該會對於國民黨政權忽視台灣人的自決意願與壓制台灣人的人權的作為的關切。
黃牧師就是對於聯合衛理公會總會關於國民黨政權、台灣人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高俊明牧師所議決的指責、關懷最表欣慰與評估最高的一位台灣教會人士。因為他知道『親共產中國』的美國大教派，替台灣自決講話，就是得之不易，難得的盛舉。
高俊明牧師的被逮捕與聯合衛理會的正式支持台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決，進一步給了我很好的機會，在世界基督教協議會的傘下參與一些活動。記得就在六月初，黃牧師從英國，我從美國，到日內瓦討論普世性的教會人士對於台灣教會，特別是對於高牧師的援助。在日內瓦停留的這兩天，我們與普世教會協會工作的兩位台灣出身的宋泉盛牧師與徐望志先生，作了一些討論。那一次，對於我是最難忘的兩天，因為，我與黃牧師同住一個旅舘，共進餐食，也跟他在日內瓦的街道上行走。
下二頁的圖是黃牧師親筆寫給我的信。他將得到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的總幹事白逸文博士(Dr.
Edmond Perret)的同意，代表WARC與WCC（普世教會協會）到台灣去訪問，也得到西柏林教會會督Bishop
Kruse與英國蘇格蘭教會的總會議長Dr.
Johnson的同意，也定了日期要到台灣去訪問高牧師以及蔣經國政權，以表示世界諸教會的關心。我所承受下來的工作，就是為聯合衛理公會的黃彥才會督(Bishop
Wilbur Choy)做國民黨政府與台灣長老教會現狀的簡報與更新資料。我一生覺得遺憾的事，就是在黃牧師與日內瓦的同工費了心血，將推動衛理會代表到台灣訪問的事，作好了計劃，妥為協調了行程以後，因受委託的那位監督卻無能且無盡責去實行他所作的承諾，使得我沒能如願以償，為台灣長老教會盡些衛理公會道義上的支持。
當恩師黃牧師當神學院院長的時候，常常在追悼紀念教界領導者的禮拜裡引用希伯來書十一．4說：『他雖然死了，仍舊藉著這信心說話』。他的話，是受壓制、艱難困苦中所說出來的，聽了之後，有那新鮮的香氣，也有那先苦而後甘的味道。我痛覺他向台灣人的良知有非常響亮的呼召，而他的神學理念餵養我們的台灣意識與自愛，因為他所走的途徑，所說的話語是充滿著愛及希望的。黃牧師不愧為台灣人的第一位牧師先知，也是第一位模範導師。
2004年4月
張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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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牧師(Ng
Chiong-hui)親筆書寫給我(Sui-hiong)的信(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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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牧師(Ng
Chiong-hui)親筆書寫給我(Sui-hiong)的信(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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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彰輝牧師在Sussex郡的Seaford,黃家的「我家」,
叫做「The
Bye」,前留影(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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