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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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 張瑞雄著《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望春風,2004年,p.120-130

按:黃彰輝於1931年4月考進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讀3年,1934年進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


1考驗與獻身

依據黃彰輝的《回憶錄》,他一生中所受的考驗中,最重要且對於他以後的教育方針有決定性質的,就是那一次台北高等學校的考試。當時,若要進大學,就一定要通過高等學校。因為高等學校是三年制,修了中學四年就可以考進。不然,還有高等專門學校的途徑。不管是師範、商、工、農,專門高等學校一畢業以後,就能獲得教中學的資格,只是沒有授予學士的學位。

當時的台灣人在教育的機會上,受了非常大的限制。從以下的統計,從創設該校到第七屆,黃彰輝畢業那一年,就可以看得到,雖然學校是設在台灣,是唯一的『高等學校』,然而,殖民政策大大地作崇,因而受錄取的台灣人,只占少數,每年的總數只是30多人而已。



歷年

文日人

文台人

文科計

理日人

理台人

理科計

1927

26

0

26

44

4

48

1928

55

10

65

44

11

55

1929

52

13

65

48

12

60

1930

57

14

71

56

15

71

1931

51

13*

64

49

12

61

1932

49

15

64

48

23

71

1933

54

16

70

34

21

55

歷屆計

344

81

425

323

98

421

(*1931年是黃彰輝考進台灣高等學校的那一年)

當時,在台灣做為進入大學的唯一的預備途徑,就是考取高等學校。其實,『台灣』高等學校,完全不是為被統治的台灣人,而是為殖民主義者的日本人。黃彰輝是第七屆的文科甲類畢業,他的班上學生總數是35人,按照他的記憶,班上只有 6名是台灣人。他們那一屆的文科學生總數是70人,其中台灣人才16人。理科的台灣人多些,但也不到日本人數的三分之二。平均歷屆的畢業生,台灣人的總數頂多也只有日本人的三分之一而已。照老一代的先輩談他們的經驗說,台灣人往往都是從一、二十位報考人中,才錄取一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台灣人,可謂是人口二萬人中才只一人。所以,若有人認為台灣人的素質與教育程度低,那不是因為台灣人差,而是因為政者,故意為台灣人計劃劣等的機會而造出來的。

在《回憶錄》裡,黃彰輝說,考試一共是四科目。他認為三科考得不錯。但是,『國文』一科,他抱著疑問,因為他的作文寫得滿不錯,但是,要看是誰讀,而下好壞的判斷。作文的要求是寫1,500到2,000字,題目是:『變動著的社會裡,學生應該有的態度。』日本在這個時候,正面對著政治上與國策上的緊張,每一個考生都知道,校方引發這方面的觀念與態度,顯然是有檢舉『危險思想』的用意的。對於寫下來的文章,考生於後來的口試,應有防禦的準備。『我讀完了作文的題目』,黃彰輝如此述說,『閉了眼睛作個心內的祈禱。忽然保羅在羅馬書 5章3-5節閃顯上我念頭來了,『讓我們也在患難中歡喜,因為由患難生出忍耐,忍耐生出練達,練達生出希望,而希望不至羞恥;因為上帝的愛,通過聖神站在我們心裡....。』我立刻開始以很快的速度寫下去,也決心引用那段的經文做我的結束。當鐘響的時候,我如願地完成。我連複讀我所寫的內容的時間都沒有,自己心裡想寫得不錯。』(《回憶錄》p.43)

大概是因為前三科的成績高,所以考日本文(國文)那天的下午,他被叫進去口試。室內一共有五位考官,其中的一位身著軍服的,坐在台燈後面一排。沒有一個笑臉。

我進去,坐下。一坐下,那位坐在中央的,年輕斯文的考官突然問起第一個問題:『你是基督徒,是不是?』我稍微吃了一驚,但以響亮的聲音說:『是。』『什麼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我放鬆下來而答應說:『上帝是愛,我們應該愛神,也該愛鄰人。』『那麼,』他停了一下,顯出微微的笑容而說:『你想不想,基督徒是假冒偽善,像耶穌所責備的法利賽人一樣?他們不只在教會抬舉,也到處擺佈十字架。』我的思考稍被擾亂而懼怕,同時也掀起了我的『基督徒的奮鬥精神』,我說:『我不曉得你的意思。我認為抬舉十字架,那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象徵,跟假冒偽善沒有任何關係的。你或許是錯了,否則是誤解了。』『沒有,我沒有錯,也沒有誤解。就告訴我,你怎麼去調和你的主張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然而到處去抬舉十字架,提醒告訴大家,是近二千年以前,猶太人釘死了耶穌,到今日,甚至是二千年以後,還在羞恥著他們?』我真覺不知所措,因為我未曾遇到人,以如此的角度議論十字架。我再也無法忍受,幾乎忘了他是考官,我是受考的,大聲地講:『你大錯了。十字架是上帝愛的象徵,祂為要愛人類,甚至把自己的兒子置之不顧而犧牲了。那也是耶穌的愛的象徵,因為他服從至死,…』我就如此引用腓立比書。我開始察覺那些其他的考官,連那位軍事教官臉上都有嗤笑的樣子,我就立刻停止。

在斯文的主考官臉上也顯示著奇妙的笑顏,對我說:『年輕人,看起來你很懂得你的聖經。不過你應該好好去思考我給你的問題。我剛剛從德國回來,在那裡反猶太人的情緒正在上昇,而我想,到處抬舉十字架,可能跟此事有關。德國被認為是基督教國家,是不是?』他轉過左右,看同僚而問,是否要向我發問。當他們都搖頭答:『不,』我覺得大吐一口氣。考官就向我說:『你可以下去了。』我站起來,口中開始說:『先生,我,…』但我不能說完,轉身就逃出來。心裡想,考官們現在一定對於我發起大笑了。

我非常悲觀、憂鬱。因為我知道我失敗了。隔日晚上,當我終於抵達台南的家時,因為我是那麼靜且無活氣,無人敢問我什麼,想無疑,我一定考敗得很慘。但那晚上,我就寢以前,父親帶領我到他的書房,溫和地問我,是發生什麼事。我羞悔地哭著,將一切所發生的事告訴他。他因為我自己的評估大吃一驚,他牽我起來而擁抱了我(他以前未曾如此做過)說:『吾子,你做得好。你講了第一次的道,而講得滿好。你假使因此考敗了,我也以你為榮。』我從父親的話感到驚異,也得安慰。但是,隔天早上,那羞恥與失敗的情緒再來附身。過了一兩天以後,父親送我到旗後,我喜歡的姑母那裡,直到發表錄取者那天才回來。

那天,我到傍晚才回到家,心裡充滿著失敗、破碎,惦念著那口試的酸味,害怕面對家人。我輕輕地開門進去。我的父親、繼母、妹妹都在那裡,一齊跳起來,以笑顏歡迎我:『你考上了。』父親幾乎大叫地說。那天早上,阿嬸到學校去看,看到我的名字上榜,就馬上打電話給父親。我感激極了,並不是因為喜樂,乃是為難得相信的消息與卸下重擔的鬆懈。我當時十六歲,前途正向著我展開來。

那天晚上,父親與我談及嚴肅的我的生涯問題。『吾子,』他說:『到今日我保留這事,沒告訴你,但是因為今天的好消息,現在當告訴你了。當你祖父改信的時候,他的生涯有了根本的改變。那時,他起誓,要做傳道者,不只他本身,也要他家裡的長子如此做。我不知有這起誓,到我考上新設在台北的醫專,而且得到獎學金,才得知。我請求你祖父准我,但他說:『不行,你得要到台南神學校,將來做個牧師。』我央求他,但他堅決反對。我當時非常不高興,想逃走;但現在,過了三十年以後,我可誠實地說,我的傳道生涯是很快樂的。這一生是很受祝福的。我沒有任何後悔,而現在終於覺得,幸虧我決心順你祖父的意,願跟隨他的腳跡。你是他的長孫,是下一代『頭一個生的』。他在過世以前提起了好幾次,要我告訴你他的誓願,而我與他約好一定會照做。時代不同了。一方面我與你祖父的約一定要告訴你,另一方面我立誓要你知道兩件事,我認為非常寶貴,那就是『自由』與『教育』。上帝給我們自由,而我們應該寶重它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樣,並且在上主面前盡責任使用它。對於教育,又下一代,必需在教育與造就方面,比上一代求進一步。今上主賜與你非常良好且稀有的機會,所以在你所選擇的方向,去為你自己追求最高的成就。』(《回憶錄》p.43-46)

黃彰輝告訴他父親,他曾經深思過跟隨祖父與父親的腳蹤,追求教職的路程,因此雖然他喜歡數理科,也學得好,他選擇了文科的哲學而報考。如此,父子的心思相會合,他的生涯的方向就在那天定局了。 2高等學校的學生生活

黃彰輝深覺考取台灣高等學校是一個『奧妙』的經驗,到開學那『莫明神妙』還繼續存在。在學校的告示板,有邀請高校學生參加YMCA(基督教青年會)的公告,於是新生黃彰輝照告示的時間往開會的場所。在那裡,遇見那給他口試難題的教授。大概是教授先看到學生,因為黃生發覺的時候,教授已經朝向學生而來,使他無法逃避。那教授名叫石本岩根,是剛從留學的德國回來,在高等學校教德語。他對彰輝自我介紹說,他也是基督徒,在德國留學三、四年,而剛剛回來。

後來,黃彰輝從他口中聽到一些消息與解釋,原來考官預先商量好那件口試由他主持,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徒,而抱好奇的心,要看他怎樣對付如黃的考生,在國家主義正在抬頭、緊張的情勢下,敢公然宣稱是基督徒的學生。口試中提出來的『十字架』的問題,對於他是一個切實的問題,因為在德國,納粹的政權公開地使用基督教的『十字架』,來煽動人民仇視猶太人的感情。石本覺得黃生給了滿意的回答,但他本身也沒有對於這問題有能滿足他的解答。所有在場的考官與石本,都對於黃彰輝的勇氣與真摯的心有所感動了。石本說:「你的口試,答得非常好。而且另外的三科目,你也考得滿好,尤其是代數與幾何。」

黃彰輝回憶那報考高等學校的整個過程,而想:「是幸運麼?仰或是在背後有看不見的『聖手的引導』?」

滿16歲,尚未達17歲的黃彰輝,入學高等學校,就是進入完全不同的,或可說是『隨便』的生活樣式。如在前章已經述說,當時在台灣,能得高等學校經驗的人,是一萬人中之一的精銳。青年人一被高等學校錄取,就百分之九十九可期待進入大學。又大學畢業以後的就職也受保障。如今,從嚴格受管制的生活,與在學業競爭取得上峰的驅動的中學生活受解放。所以高等學校學生行為自豪浪蕩的表態,而日本的社會也容忍他們的偏激離軌。例如,將他們的新制帽丟進路邊的泥水溝裡好幾次,直到足夠髒又爛且滿足他,才載上頭頂;衣著任各人的隨便,不規不距;沒有擁擠的大型學寮裡那樣無私人的領域,而是兩三人一起可租房屋,自己煮飯或到外面去飲食都隨自己喜歡;學習的課目有變化,又有趣也有味;晚上隨自己的時間,自己選一角落在Tatami(榻榻米)上睡覺。一切都是由自己去選擇而作管制。課餘的時間他們所選的地方不是在學校的園地,乃是有人出入的街路上。黃彰輝透露那三年期間的自己說:

『高等學校的生活對於我來說,是嘗到自由的滋味的時期。我在那時期,頭一次抽煙,也頭一次與警察對抗。那也是顯出我體力高峰的時期。不久我就接受足球隊的徵招,後來在球隊裡成為有名的選手。』

既然如此,黃彰輝離開了教會麼?不然!他通過學生基督教青年會,參加研修、討論與展開種種的活動。參加教會的禮拜是一定的,並且教主日學校成為他的第一要事。進一步,他也嘗一些『教會政治』的滋味。因為正好那段時間,北部長老教會受加拿大母會正在面臨分裂的危機。原來加拿大的長老教會議決與其他的教派合一,但有一部分的長老教會決定不隨合一的決定,而留著另組一個長老教派。派在台灣工作的宣教師會,被裁定歸屬長老教會。支持合一的宣教師就離開,唯獨明有德牧師夫婦支持合一,但表明要留在台灣工作,他們的工作是在青年與學生方面。當他們受大攻擊的時候,台灣的學生展開運動,發動申請書給加拿大的教會,要求准許他們留駐台灣。不知申請書是否奏了功,明牧師夫婦留任了。

1932年是一個難忘的年,賀川豐彥訪問台灣。全島的大部份長老教會教牧一齊召開主日學校大會,並且組織全台灣基督青年聯合會,黃彰輝參與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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