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華 《新使者雜誌》113期 2009年8月 p.33-39 荷蘭時期教會人物檔案（四）倪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 1616-1681)所翻譯的聖經與教理問答，是母語消失兩百多年的西拉雅族，尋找語言復活可能性的最重要工具；也是台灣神學家們尋找可以稱為台灣本土神學的重要素材之一。 此文分段敘述：前言──倪但理牧師生平簡介──受派之時台灣教會的情況──倪但理牧師在台灣服事的情況──倪但理牧師與菲爾伯長官之間的衝突──倪但理事件所顯示的台灣教會的政教關係──倪但理牧師編撰翻譯的聖經與教理問答──馬太與約翰福音書──台灣版海德堡教理問答--《基督教信仰要項：包含對教條的解釋，使用福爾摩沙的西拉雅語》──倪但理牧師對現代台灣的影響。 前言 台灣改革宗教會留存下來的除了歷史的記憶以外，最重要的遺產莫過於荷蘭文和原住民文字對照的歷史文獻，其中最重要的作者就是倪但理牧師。儘管他在台灣服務的時間只有短短4年，但是憑藉著出色的語言天分，他為台灣教會留下改革宗教會最重要的作品，那就是新約馬太和約翰福音書，以及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urg Catechism）。這些作品除了成為建構台灣歷史神學重要的基石，也是西拉雅族人重建自己語言無可取代的資料來源，這可能是倪但理牧師當初翻譯編寫這些文獻所始料未及的吧！ 倪但理牧師生平簡介 倪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 1616-1681)，原名為但以理‧范‧德‧賀拉夫（Daniel van de Graaf 或van de Graef），有的文獻寫成賀勞夫（Grauw）。1616年生於荷蘭的多特烈支特（Dordrecht），1636年4月12日年進入萊登大學。當倪但理牧師進入萊登大學就讀之時，原本設立於學校內的「印度學院」4年前已經關閉。他在學校裡面接受2年教育之後畢業，隨後進入阿爾登堡（Aardenburg）教會服務，1644年由西蘭省（Zeeland）的瓦爾赫蘭中會（Walheren Classis）封立為牧師後，派遣前往東印度，於次年7月14日到達巴達維亞，到達之後留在當地的荷蘭人教會當中擔任牧師直到1647年，然後受派來到台灣。當時正是台灣教會進入轉型的重要時刻。 受派之時台灣教會的情況 當時台灣教會正面臨多重的挑戰，1643年，建立起輝煌宣教成果的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接任的傳教師西門•范布鍊牧師（D. Simon van Breen）、巴繆斯牧師(D. Joannes Bavius)和哈約翰牧師(D. Johannes Happart)改變先前的本色化傳教方式，廢除尤羅伯牧師所規劃的原荷成員各半的蕭壟小會。范布鍊牧師開始翻譯第1、2段，而哈約翰牧師翻譯第3段的《海德堡教理問答書》（Heidelberg Catechism）和新約《馬太福音書》，作為西拉雅原住民信仰的教材。 由於原住民無法適應制度的變更，因此教勢逐漸衰退，引發在荷蘭教會服事的尤羅伯牧師的焦急和批評，修書寄往阿姆斯特丹中會，指摘繼任者缺乏傳揚福音的熱誠。而聞訊的台灣教會也回信反擊，一來一往的攻訐讓台灣教會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1647年范布鍊牧師決定離開台灣，巴繆斯牧師在1646年12月23日，哈約翰牧師在1647年8月20日先後過世，而甘治士牧師也在同年於巴達維亞過世，台灣的教會陷入未有的困境。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之下，倪但理牧師、花德烈和韓布魯克牧師，先後願意接受派遣前來台灣，使得台灣的教勢得以補足先前的人事欠缺，開啟台灣教會後期宣教的另一種面貌。 這種情況的改變，應該從1647年4月巴達維亞小會的會議記錄當中提到台灣教會的困境開始。該次的決議錄記錄如下： 「倪但理牧師指出，先前由福爾摩沙的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收到數封書信和請求書，提到由於巴繆斯牧師（J. Bavius）過世，以及范布鍊牧師堅決表示，打算在今年前來巴達維亞，並且搭乘回程船隊（retour-vlote）歸返祖國（荷蘭），因此他們尋求至少兩位在本地的教會（巴達維亞）服事的牧師，能夠前往當地服務；同時他們也期待祖國教會的兄弟答應他們的承諾能夠實行（派遣更多的牧師前往當地服事），由於本地和該地的情況相類似，所以根本沒有辦法派遣多餘的傳教人員前往該地服務。」 雖然巴達維亞教會並沒有多餘的人員可以派來台灣，但是顧慮到台灣教會的需求，因此考慮一段時間之後，小會決意派遣在東印度地區服務受到好評的倪但理牧師前往台灣，而倪但理牧師也接受小會的建議，因此在當次的決議錄中決定倪但理牧師前往台灣服務。 倪但理牧師在台灣服事的情況 夏天來到，當南風吹起之時，由巴達維亞北航的船隻離港，而倪但理牧師也隨行來到台灣。根據1647年9月24日，由評議會議長與代表寫給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的書信內容可知，當時倪但理牧師派駐在人數將近2000人的蕭壟社，那是先前尤羅伯牧師駐在之處。而當地曾經設立過蕭壟小會，也是訓練原住民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所在地，可見得台灣的教會也相當看重倪但理牧師的行政組織能力。 而當時蕭壟社的教會情況，根據1647年11月11日到1648年1月9日大員城日誌記錄如下： 「蕭壟社和麻豆社的情況：尤羅伯牧師撰寫的3篇、哈���翰和奧霍夫（Hans Olhoff）所撰寫的10篇講道篇，在每個主日的崇拜當中念讀給會友聽。男童學���������������─包含青少年和成年人，蕭壟社有141名學生，而麻豆社有45名。他們都會拼音、閱讀，而書寫技��尚可，並且熟習各樣的祈禱詞。但是蕭壟社除了學校教育以外，並沒有提供別的教育機會；由��������������但理牧師所設立的幼稚學校則有253名學童，我們相信，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就出現如此有潛力的發展，相信後者的���������校定然會產生極為良好的效果。」 除了學校和教會的工作以外，當時服務於台灣的傳道人還必須擔任司法官以及經手稅收財務的重任，例如1648年3月29、31日的熱蘭遮城日誌記����，倪但理牧師逮捕兩人遣送到熱蘭遮城，倪但理在隨同的報告書中表示，解送的犯人陰謀煽動當地人反抗荷蘭人的統治。在同年日誌的8月29日，公司以口頭和書面指示倪但理和韓布魯克���師，前往調查當地居民「今年的收成是否充足，如果可行且有需要，公司願意以���錢或��剛布料購買稻穀，作為城內居民的食用」。 這些和傳教事務沒有����接關係的行政工作，一直都是前任宣教師極力避免的。宣教師的反應有兩���原因，第一是行政事務增加傳教師工作上的���擔，17世紀初期的宣教師除了徵稅、擔任法官以外，還必須擔任翻譯。這些繁瑣的工作，使得宣教師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相對減少在教會服事的時間和精力。第二個原因，在於宣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往往會讓居民對宣教師的身份產生混淆：宣教師所代表的是傳福音的教會，還是營利的東印度公司以及殖民統治當局？初期的甘治士和尤羅伯牧師不斷表達對兼任行政事務的反感，而東印度公司統治當局沒有提出契約文字來要求他們順服，倒是後來以提供額外的薪資來吸引牧師的合作。後來牧師逐漸接受這種安排，但是這個兼職的事務後來變成兩刃的利劍，讓倪但理牧師遭到極大的困難，最後在服務4年之後黯然離開台灣。 倪但理牧師與菲爾伯長官之間的衝突 倪但理在台灣服事的4年當中，參與兩次台灣教會重要的爭論，一個是接續范布鍊牧師和尤羅伯牧師的爭議，這個爭議在討論尤羅伯牧師離開之後，台灣教勢衰退的原因，尤羅伯指控接任者缺乏傳教的熱誠，使得台灣教會變弱；而台灣教會反擊，是尤羅伯牧師的傳教方法有問題，以致於興盛的教勢只是一時的幻影，台灣的原住民沒有機會接受正統的信仰，以致於在缺乏適當的照顧之下，教勢必然衰微。這個爭議從1646年起持續了5年，自然倪但理牧師會參與在這個爭議當中。由於引發這個爭議的人物是范布鍊牧師，因此相關細節，會在介紹范布鍊牧師時再詳細說明。 另外一個爭議則是發生在倪但理和哈伯宜牧師身上（Rev. Gijsbert Happart），這個爭議是從1651年6月開始，持續到1652年1月13日，東印度評議會的法庭宣判恢復倪但理牧師的名譽為止。 這個事件肇因於菲爾伯長官指控倪但理牧師，私自給予幾位在蕭壟社的中國人人頭稅單，而不知會台灣長官，並且在稅單上蓋上倪但理自己的戳記。菲爾伯判決扣發倪但理的薪水，罰款一千基爾德（guilder）荷幣， 並將倪但理軟禁，直到前往巴達維亞城為止。其實發給人頭稅單是傳教人員的職權，並已行之有年，而台灣長官菲爾伯卻認為這權力應歸屬台灣長官所有。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傳教人員從事行政事務的職權與行政系統重疊時所產生的困擾，宣教師除了擔任傳教工作以外，尚需負擔收稅、審判、通譯等，對許多傳教者來說，這些工作是違背他們的良心，他們也一直請求能免除這些工作。倪但理牧師與菲爾伯長官的衝突，是由人頭稅的問題產生，但隱含在這事件的背後因素，恐怕是行政系統企圖將教會系統納入編制有關。 1651年10月24日，維斯特亨政務員（commisioner Versteegen）與台灣評議會寫給東印度總督及評議會的信函中提到，在台灣的行政系統和教會系統之間意見不合。代表行政系統的台灣長官菲爾伯與前財務員德史諾（Dirk Snoucq）和教會系統的評議員揆一（Federick Coyett）、倪但理牧師、哈伯宜牧師以及整個大員小會有很嚴重的衝突。這個衝突對荷蘭人的團體造成很大的傷害。同一封報告書中描述當時在台灣的荷蘭人社群，由於爭議所造成的分裂慘況： 這些意見不合，在團體中造成很大的騷動，帶來嚴重的傷害，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也沒有任何對策可以因應。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沒有舉行聖餐，台灣評議會和法庭也停止會議。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容忍，人們之間的愛消失了，變成冰冷的石頭。 其實維斯特亨政務員發現問題的癥結，在於教會和統治當局之間的不協調情況，所以他認為：「摩西和亞倫，各人盡責於自己的崗位上，應當為了和平的緣故而協調共事，以便讓上帝的榮耀得到彰顯，也為人民帶來利益。」 這個事件對台灣教會帶來的好處是，從此之後台灣教會服事的宣教師就不必再擔任行政上的事務。但是，這個爭議卻對荷蘭統治台灣產生了後續的影響。當時的法務官員揆一支持倪但理牧師和台灣小會來反制菲爾伯，1652年的東印度評議會判定倪但理無罪。菲爾伯在多次行文東印度評議會持續指控牧師都歸於無效之下，帶著憤恨於1653年底���職前往東印度，令人意外的是菲爾伯不僅沒有失去職位，反倒獲得高昇。得到晉升的他對揆一的記恨並沒消失，1656年揆一升任台灣長官，5年之後鄭成功集結大軍準備攻打台灣，得到此情報的揆一多次緊急行文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發出求救信息，但是菲爾伯多次在評議會阻擋公司增援台灣的計畫，最後人數佔絕對劣勢的荷蘭軍民經過10個月的抵抗之後開城門投降，結束了荷蘭對台灣的統治。 倪但理事件所顯示的台灣教會的政教關係 尤羅伯牧師在1643年設立蕭壟小會，其目的就是要讓在小會中的西拉雅人學會管理自己的教會，使教會本土化。該小會也曾與大員小會連署信函向阿姆斯特丹中會報告教會的近況。但是蕭壟小會在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不久後，被行政系統的台灣長官關閉，理由是沒有必要設立。 教會對外的報告，原先是由牧師負責。到1643年開始出現以小會名義發出的信函；到了1646年，則出現台灣評議會與大員小會的聯合決議錄。在該次的會議記錄中，記載著有關教理問答的討論。在該記錄中也決議小會的任何決定，必須報告台灣長官及評議會。由此可知，行政系統的勢力一步一步地干涉教會的事務，倪但理事件只不過是對此趨勢的一個微弱反擊而已。 倪但理牧師1647年到1651年前來台灣服務，1651年因為和當時的台灣長官尼可拉斯․菲爾伯（Nicolaas Verburg）發生衝突，因而被撤職送到巴達維亞，在當地停留3年，爭回他的名譽之後回到荷蘭，繼續在教會服務。 倪但理牧師編撰翻譯的聖經與教理問答 17世紀荷蘭人在台灣傳教相關的文獻，得到出版並且獲得保留的只有倪但理牧師所編撰和翻譯的聖經和教理問答。由1640年代來往的書信與報告書可以得知，聖經與海德堡教理問答的翻譯編撰，是范布鍊和哈約翰牧師在任時，就已經開始的工作，但是因為這兩位牧師在台灣服事的時間很短，所以未完成的工作就由倪但理牧師接手。但是由於他和台灣長官的爭論，使得他意外的終止在台灣的服務，但是這個為台灣教會出版聖經和教理問答的心志卻沒有消逝。經過多方的探詢之後，這兩本重要的著作於1661年和1662年得以出版，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台灣的基督徒無緣得見這兩本為他們所準備的信仰指導文獻。 馬太與約翰福音書 倪但理牧師翻譯的新約聖經部分，完整的書名為《聖馬太與約翰福音書，翻譯成台灣語，給位於蕭壟，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以及大武壟的居民》，為荷蘭文與西拉雅文對照，其中約翰福音書的部分已經佚失，但仍然保留原始名稱。本書166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由於隔年鄭成功趕逐荷蘭人離台，所以本書未曾在台灣使用。這是台灣的第一本福音書，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目前市面上可見的《馬太福音書》，是甘為霖牧師重新印刻出版的三語版本。甘為霖所復刻的荷文、西拉雅文和英文對照的馬太福音書，就原始書名來看，本書並不完整，因為在荷蘭文的書名是馬太與約翰福音書，但是卻缺少了約翰福音書。關於這個問題，甘為霖牧師在復刻的序言當中也做了說明，他說這個版本是由萊登大學的教授克恩先生（Kern）在圖書館發現，當時本書就已經不完整。為了尋找完整的版本，甘為霖牧師曾經前往倪但理牧師服務過的教會與地區尋訪，但是毫無所獲。因此只能說，這本福音書是當初出版內容的一半。根據倪但理的序言，在他離開台灣的時候，台灣已經有馬太，馬可，約翰，及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及部分的使徒行傳手抄本流通。 台灣版海德堡教理問答--《基督教信仰要項：包含對教條的解釋，使用福爾摩沙的西拉雅語》 17世紀台灣改革宗教會所使用的教理問答，包括尤羅伯牧師的三個教理問答，花德烈的《法波蘭語信仰要項》，以及倪但理所編撰的台灣版《基督教信仰要項》。前兩位牧師所編撰的教理問答，是屬於本色化的教理問答，相當程度反映出當時原住民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而倪但理牧師所翻譯編撰的問答內容，代表台灣教會逐漸由本色化的宣教模式，轉化為「荷蘭化」的宣教方法。與此教理問答相配合的，就是原住民開始使用荷蘭姓名、講荷蘭話，以及禮拜天穿荷蘭人服飾等。 和歐美《海德堡教理問答》比較，台灣版的問答作了部分修改，但是三段式的結構保留下來，這三個段落包括：人類的處境、上帝的救贖、以及人類的感恩。根據倪但理牧師的序言，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的時候，只留下簡陋的信條書，於是在經由台灣長官的命令以以及西門•范布鍊和哈約翰的努力之下，編撰出荷蘭本地所使用的教理問答之後，由倪但理牧師將內容簡化成目前的型式。這個教理問答的內容，顯示出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如今還在歐美使用的《海德堡教理問答》共有129個問答，台灣版的教理問答雖只有68個問答，但是在每個問答之下還有第二層問題，換句話說，68個問答，事實上是68個主題的教理問答，第二層問題共有1045個，兩層問答加總是1113個問答。本教理第一層問答的結構如下： 第一段：人類的悲慘處境 1-10：人類的悲慘處境（共有135個問答） 1-5 人類可悲的景況以及唯一的安慰 6-10 上帝的創造與人類的墮落 第二段：救贖 11-30 耶穌基督的救贖（共有323個問答） 11-15 中保 16-18 天父上帝 19-30 耶穌基督的屬性：祂的人性和神性；祂現在為人類所做的救贖 31-37聖靈、上帝稱人為義以及信心（共有270個問答） 31-32 聖靈 33-35 耶穌基督的祝福 36-37 信心 38-50 聖禮（共有115個問答） 38-44 解釋何謂聖禮，洗禮 45-50 聖餐 第三段：感恩 51-59 人類的感恩（共有86個問答） 51-59 善行所帶來的祝福 60-69 誡命與祈禱（共有116個問答） 60-61 十誡 62-69 祈禱（包括主禱文） 倪但理牧師對現代台灣的影響 雖然只有短短4年在台服務的時間，倪但理牧師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首先是對西拉雅原住民的貢獻，在17世紀的台灣，接受基督教洗禮的西拉雅族人所使用的西拉雅語是個強勢的語言，但是隨著漢人大量湧進台灣，這個語言逐漸凋零，終於在19世紀初期消失。20世紀末，平埔族群的復振運動出現，噶瑪蘭、巴宰族群的身份認同得到社會相當程度的重視，而族群語言教育就成為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母語消失兩百多年的西拉雅族也在尋找語言復活的可能性，倪但理牧師所翻譯的聖經與教理問答就成為最重要的工具。雖然這只是個開始，希望能夠在更多語言學者研究投注之下，現代西拉雅族的母親，能為即將入眠的孩子唱一首祖先之歌。 其次，當台灣的神學家們尋找可以稱為台灣本土神學的素材之時，倪但理和其他同時代宣教師所編撰的教理問答是最重要的素材。雖然倪但理的教理問答結構是來自原來的海德堡教理問答，但是它的內容卻依照他們認為適合台灣教會情況的修訂，這個調整的幅度與增減的內容正可顯示當時台灣教會的情況，也可顯示出倪但理牧師的神學思想。這種研究既顯示台灣的特色，同時也保有改革宗大家庭的共有元素。 曾經走過的就不會消失，現在重新檢視台灣17世紀的教會歷史，正可重現上帝在台灣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