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拉雅語言文字 上主的禮物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lder John Lai's Archives

語言文字──上帝賜給西拉雅原住民的禮物

林昌華撰 《台灣教會公報》 3201 期 2013年7月1-7日 p. 14-15

◆原住民=無歷史的民族?

從語言的角度嘗試重構西拉雅民族誌,是源自2007年筆者在母校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研究方法」課堂上與教授的對話。記得他聽到我計畫以台灣人的觀點撰寫17世紀的台灣教會史研究計畫後,提出「既然你所使用的文獻和史料都是荷蘭人的資料,這樣怎麼有可能出現台灣人的觀點?」這問題讓我愣在當下:是啊!我們怎麼可能從荷蘭人的文獻,重建台灣人觀點的歷史?

吳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民族》(Europe and People without History)成為世界史的經典著作而廣為流傳以後,「原住民是沒有歷史的民族」之說,已成為建構原住民歷史的原罪。然而,此說法似乎也是一個相當難以克服的事實。就目前所能使用的歷史研究方法,包括:一般歷史研究法、神話傳說研究法等,都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之處。

一般歷史研究法:

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一般會從現有的荷蘭史料(包括翻譯成英文和中文的資料)入手。但這當中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由於目前所見文獻紀錄,都是外來統治者所撰寫,難免受統治者意識形態的污染。因此,在使用時要非常小心。

神話傳說研究法:

原住民的神話傳說當然可作歷史的材料,但是,神話的詮釋本身受主觀意識影響非常強烈,詮釋者必須說服讀者神話當中的歷史因素就是他所說的內容,那是極大的挑戰。

◆語言研究法的利益

看來,要重建台灣的原住民歷史是困難重重。經過和朋友的討論及思考後,我認為要解決原住民歷史重構的課題,透過「語言」研究的方法,是不錯的路徑。因語言除了作為溝通工具,它本身也承載著族群的文化與記憶的元素。因此,除了可將語言當成語言研究外,也能將語言當成史料來處理,一定會產生極不同的面貌。而且將原住民的語言當成史料研究的結果,只會有一個觀點,那就是該語言族群的觀點。不過,最大的挑戰是要將現在看起來二維平面的語言撐出時間的厚度,這才是考驗研究者的創意和研究能力。

與其他台灣的原住民相較,因17世紀的傳教者和東印度公司職員為西拉雅族留下詞彙紀錄,這紀錄就成為時光膠囊保存在文獻中,不曾改變,成為重建當時代族群樣貌的重要參考資料。透過比對當時代的文獻,讓我們可重構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原住民生活與風俗習慣的圖像。

◆以西拉雅語認識上帝

從1636年起,荷蘭人在新港社成立台灣首間教會學校,於是西拉雅族原住民孩童可以利用羅馬拼音來書寫自己的文字,這是台灣文字使用的開端。而17世紀荷蘭人曾經編撰一本《福爾摩沙(西拉雅)語辭彙集》,從中可以看到荷蘭人教育的成果,其中有些部落與教育相關的用語:

Gouma(城市或村落)、Darang(道路)、Gouva(守望台)、Attatallachang(一間教堂)、Harongkong kasato kapatasa soang(講道台)、Taltal(橋)、Pesasarauang(橋欄)、Tatikogang(操場)、Sackig(鈴鐺)、Tmikog(戴鈴鐺跑步)、Kilikili或Tagley(鐘)、Onini(鐘錘)、Oni(聲音)、Dmadarang(去(某處))、Demarang(離開)、Nimacatallach(我從家裡來)、Atta tallach(留在家裡)。

這些教育相關詞彙中,有些物品是外來物,但以本地語言表示。首先是Tagley(鐘),這字和學校教育有很大關係,例如《福爾摩沙(西拉雅)語辭彙集》第3段〈台灣語和荷蘭語的對話錄〉,有一段「Mattatavach massousou tona Pieter na Jan」(彼得與楊的對話),提到鐘聲和學校的關係(筆者以西拉雅文和中文對譯來呈現):

Pieter:Ocmanga caû ka mapongas caû Jan ? (你急忙地往哪裡去,楊?)

Jan:Moucqua acolo tou patta toutougogang.(我到學校去。)

Pieter:Caumang katou sasimato ta Wagi sa assei appa maû nigillin gigenta tagley.(什麼?已經這麼遲了嗎?我並沒有聽到鐘聲。)

Jan:Nimesip caû lava.(那麼你那時大概還在睡覺。)

雖然荷蘭人設立的學校最初建材都以竹造為主,但在學校建築中一定設有鐘樓,這樣才可使用Onini(鐘錘)Poni(敲鐘),而Oni(聲音)才能傳遍上千居民大社的每個角落,召喚原住民的孩童或成人定時前往學校接受教育。

當時學校教育著重於練習羅馬字母的閱讀和書寫,所以台灣的學校用品也進入西拉雅語的辭彙中,只是西拉雅人是以他們的概念來解釋那些品項,如:Soulat(書、文件)、Smoulat(書寫)、Vino(墨水)、Valangavong(紙)、Paliape(筆)。根據〈台灣語與荷蘭語的對話錄〉第3段對話內容,西拉雅學童入學後,先學習以荷蘭語背誦基督教的「禱詞」「問答」,經過一段時間後才開始學書寫。其中第3段對話「Mattatavach massousou tana Niclas na Hendrick」(尼可拉與韓德力克的對話)就討論這個問題:

Niclas:Camang ta pattatoutougogang imhouang?(你現在已經學會什麼?)

Hendrick:Mavona cole kt kokochang ki tatelligang macca oumon.(我學會荷蘭話的祈禱文、問答。)

Niclas:Smasoulat ato cau cauwa dmagadagam.(你沒有學寫字嗎?)

Hendrick:Heisa assei appa madallia ta nounamoa ki ni soulat ennau.(有的,只是我學的時間不夠長。)

Niclas:Macke pinatau lava?(那多久呢?)

Hendrick:Sousouppa lava ki vourel.(大約2個月。)

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教會對於東印度地區孩童的學習狀況也相當關心,因此在1643年10月7日,大員小會因應宣教師尤羅伯牧師返國這件重大的事,而同時撰寫3篇報告書。其中,寫給「巴達維亞小會」的報告書曾經提及,返回巴達維亞的尤羅伯牧師將帶著台灣學生所書寫的作品,讓小會的成員檢視台灣的教育成果。

西拉雅字彙中也有基督教的用語。這些單詞,有的是借用原住民原來的詞彙,有些是直接使用西方文字,有的則是結合西方文字和西拉雅文字。例如:「弄濕」成為「洗禮」,「拿走」成為「拯救」(耶穌拿走人的罪),���期望」成為「祈禱」,「晚餐」成為「聖餐」;而「聖父上帝」、「聖子上帝」則是結合��方與西拉雅的語彙,至於「聖靈」和「天使」便是純粹西方文字的使用了。這些文字散布在《福爾摩沙(西拉雅)語辭彙集》的不同主題中,卻涵蓋了基督教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將這些文字放置在當時實際生活的情境中,或許就可以看到以下的狀況:

首先是Padre Candidius(甘治士牧師)來到新港社,他在自己居所當中設立一個Harongkong kasato kapatasa soang(講道台),開始對新港社民Mattasasou(講道),Tmougog(講述)和Mattoutougog(教導)Meimmit, Melliphug(全能的)Meisisang(主、統治者、君主)的Mavagango(疼愛),以及耶穌基督的Mamia(拯救)。新港社民非常專注的Pouramang(傾聽),有部分人認同甘治士牧師的教義而Sillala(改變、歸信),因而接受牧師的Gmouloug(弄濕、洗禮),Padre(牧師)隨後也以Paul(麵包)和Jih(飲料)舉行Midodong(晚餐、聖餐)。這些基督徒在教會學會Tmoumimia(祈禱、期望),唱詩篇Loumonloug(讚美)Alid, Deus(上帝),他們接受基督教Deus Samma(聖父上帝)、Deus Allak(聖子上帝)、Deus Spiritus(聖靈上帝)的教義,也相信人死亡之後會進入Vullum(天上),信仰要認真免得墮入Litto(魔鬼)的Adim(薊,陷阱),他們也相信,基督徒也有Anglos(天使)的保護;在時機成熟之後,新港社設立Attatallachang(一間教堂),牧師也覺得需要同工來協助教會的Mattoutougog(教導),於是設立學校教師,這些受到揀選的教師在眾信徒面前Mattali koudoch(跪下)接受Sikakidi(按手禮)。經過Christang (基督教) Mattoutougog(教導)的一些年輕男女決定改變先前的Kidi(時間、自然、風俗、結束),接受Christang(基督教)的Makakitil(結婚典禮)。

◆話語與文字:上帝賞賜的禮物

創世記裡上帝用話語創造了世界也帶來了生命;而我們也是通過上帝的話來認識祂。17世紀的荷蘭宣教師除了設立教會以外,最重要的貢獻,是讓西拉雅族原住民能夠使用自己的話來讀聖經,以及在荷蘭人離開之後,用自己的語言保護原住民土地權益,不受到狡猾漢人的欺凌。20世紀的原住民宣教,也是從翻譯聖經來保護原住民的信仰傳承和語言的承續。看到這些例證,我們怎麼可能不為了上帝所賞賜的恩典,由衷地發出讚美的詩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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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2013 年 09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