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聲噹噹福音傳—梅監務牧師在台灣

王貞文 撰 《台灣教會公報》 2979期 2009年 3月 30日-4月5日 P. 13 

1、在一個新的時代

1895年，台灣開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前來接收台灣的軍事行動都平靜下來之後，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又得以重新開始。在這一年的年底，三位年輕的英國宣教師一起抵達府城，他們是：梅監務(Campbell Moody)、蘭大衛(David Landesborough III)與廉德烈(A. B. Nielson) 。

這三位年輕的宣教師面對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在清朝所統治的台灣開始，跟漢文化對遇著、在腐敗的官僚系統下爭取著宣教空間。到1895年，宣教在台灣已經有一定的成果，前輩的宣教師們建立了許多教會，培育了本土的傳道者，台語白話字也成了教會所使用的語言，用來讀經、唱詩、教導，也用來書寫紀錄與通訊。

現在他們得學習台語白話字，同時將面對一個新的官方語言—日文，也要面對一個新的，較現代化而有效率的國家體系。他們將在思想、文化、醫療工作上，對台灣的現代化有所貢獻，他們也得去面對教會與國家的新的競爭關係。老一輩的宣教師的經驗不見得幫得上忙，他們將以更多的時間，與台灣本土的傳道人同工，幫助教會定根於台灣本土。

他們一起學了台語。廉德烈牧師留在府城，梅監務牧師與蘭大衛醫生則被派駐於彰化，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重新嘗試以醫療工作來打開宣教之門，並在中部拓展宣教事工。

在這些宣教師當中，梅監務牧師的台語學得最好。他不只跟著林燕臣秀才學著典雅的語言，每次下鄉，他也都盡力收集草根味的新語彙，並將這些民間的用語仔細地做成單字卡。因此，當甘為霖牧師編修廈門音字典時，梅牧師可以提供兩千多張卡片給他參考。

梅監務牧師出身信仰虔誠、生活嚴謹的家庭，屬於蘇格蘭長老會的「自由教會」，這種基督徒的特質是剛毅、虛己、堅持福音之道、不向威權屈服，這些特質也可以在梅牧師身上看到。

他在格拉斯哥大學讀哲學，成績非常優異，和巴克禮牧師一樣是很有潛力成為一位學者的。也是因為巴克禮牧師的感召，他決心要獻身於海外的宣教工作。他以毫無架子的謙虛身段，在台灣勤懇地工作了二十幾年，又以銳利的學者之眼，觀察、分析台灣的教會與信徒的狀況，並將這些現象與初代教會的現象比對研究，提出相當新穎而有啟發性的見解。直到今天，我們讀他對台灣人信仰心靈的觀察，都還會覺得那是現在教會處處可見的現象呢。

2. 「路加之門」與「腓利之門」相得益彰

梅牧師與蘭大衛醫生的同工，被萬榮華牧師譽為是最成功的合作例子。兩位謙謙君子都是來自同一種信仰傳統，梅牧師的父親，蘭大衛的祖父，都是強調教會的自主權的「自由教會」運動的成員。他們肯為事工奮不顧身，不畏強權，不隨波逐流，又富草根意識，與人民站在一起。

梅牧師稱蘭醫生所從事的醫療工作是「路加之門」，木訥寡言的蘭醫生，以溫柔、忍耐、慈祥的態度盡心幫助病人，讓他們因為這樣的愛，身心得到幫助，而打開心門。梅牧師自己則是像使徒腓利一樣地，在大街小巷，在廟口，在車上，，隨時尋找與人對話的機會，與人談論道理，使人心熱、反悔，以此來打開人們通往救主之門。他們兩位攜手合作，同時開啟了「路加之門」與「腓利之門」，也一起建立教會。

為了扮演好這個「腓利」的角色，梅牧師不但特別用功學習草根的語言，更努力成為台灣庶民的一份子。在一個新的殖民政府開始統治之際，他不選擇站在那個現代化的國家那一邊，而是以簡樸克己的生活，與他所關心的台灣俗民站在一起。

這一對「路加」與「腓利」開創了一種與上一輩披荊斬棘的宣教師相當不同的宣教風格。他們有更多與當地對話的機會，在教會的開拓上，也扮演較多扶持協助，而非主導的角色。

3. 尋找失喪心靈的鑼聲 　　

梅監務牧師刻苦的生活態度，留給台灣同工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堅持不穿漂亮的西裝，出遠門寧願搭三等車。在講派頭的日本時代，與民族自尊相當強的英國人當中，這樣的生活態度不免遭人議論，被譏為英國乞丐。但是他始終堅持這樣的生活方式。

他克己，一方面是為了將金錢節省下來做事工、建立教會、幫助需要的人；另一方面，他認為必須成為困苦的人當中的一員，生活得像他們一樣，才能讓人了解，基督與他們同在。

早年在蘇格蘭的經驗，讓他成為一位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在讀神學的時候，年輕的梅監務已經看到十九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義的種種問題。他為了在這種問題之下受苦的靈魂憂心。

在優美安適的鄉間長大的梅監務，原本可以隨波逐流地過著中產階級生活，或在他所愛的鄉間擔任牧職，但是他所領受的呼召，卻是到人人畏懼、嫌惡的工業城區的教會開拓工作。他到早就放棄教會生活的窮苦工人當中，住在他們的社區裡，與他們生活得一樣簡單，深入他們的家，他們的生活，贏得他們的信任，慢慢引領他們來聽福音。

也是以同樣的理念，他以全生命投入台灣的宣教工作。他所傳的不是殖民帝國的光榮所營造的「有力者」的宗教，而是謙卑虛己，為世人死在十架上，帶來救贖的基督。

他不斷地尋找可能可以與台灣的草根民眾對話的方式。當時台灣通報消息的方式，是在大街小巷敲鑼，大聲呼喊。這種方式特別是用於尋找走失的孩童。深入台灣庶民生活的梅監務，於是採用這個方式，大街小巷地敲鑼，說上帝正在尋找祂失喪的孩子。這是相當吸引人的街頭行動劇，不必用高言大論，就可以讓人經驗到上帝愛世人之心。

許多台灣信徒記得這噹噹的鑼聲，記得這種富戲劇性的、草根性的街頭佈道行動。他這種深懂得用貼近生活的語言、行動來傳福音的敏銳心靈，是相當特出的。

4. 為台灣塑造神學人

梅監務不只是一位深入草根的傳道人，也是一位用功的學者。他對當時台灣人的教會生活與信仰型態有許多銳利的觀察與批判。他為「生命更新」的概念在儒家的社會難以被接納而憂心。

在巡視教會並「問道理」時，他會期待信徒對「罪與拯救」有所意識，更要求他們能夠真的明瞭聖餐所紀念的，主耶穌替贖的意義。這一點，他無論如何不肯放寬的，所以有人甚至被問了四次道理都還無法通過，無法受洗。

梅牧師曾以英文寫了數本出色的著作，探討台灣的基督徒與台灣教會的種種現象。他的銳利觀察，拿來研究當今的台灣教會，都還是鮮明有力的，

他也孜孜不倦地為台灣教會培育神學人，在巴克禮牧師忙於翻譯聖經時，他也曾擔任台南神學校（台南神學院）的校長，以白話字著書立說，寫教義問答與基本的神學教材。

他的學問、見識固然是這些神學人可獲益之處，但他簡樸生活方式，「倒空自己」拼命傳福音的生命情境，更是學生們最好的榜樣。這一位宣教師、學者與信仰的前輩，實在值得我們去懷念、去認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