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基督教會歷史(1945-1985)

林昌華撰 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手冊》而 2010年1月刊行

內容簡目:前言─台灣教會組織的變遷─原住民的宣教─長老教會的政治關懷─結語


前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立之後,經歷滿清、日治和國民政府的統治。這三個都是外來政權,因此對教會的態度會因時局不同而有寬鬆不一的統治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教會和社會曾經因得知中國將以佔領軍身份接收台灣而興奮不已。但是期待和現實的落差實在過於巨大,以致於在短短一年多後爆發至今死傷人數不詳的228事件。1949年,隨著蔣介石逃難來台,進行集權的恐怖統治,台灣社會進入比戰爭時期更為嚴厲管控的「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人的心靈受到相當嚴重的扭曲,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得到正常的發展。

從1945年到1985年間,台灣教會也經歷許多的試煉和挑戰,在這個過程當中曾經跌倒,但是更多時候長老教會勇敢的為主作見證,而獲得台灣人民的認同。本文將以3個角度來討論,首先是教會組織的變遷,再來討論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最後討論教會的政治參與。為慶祝設教百週年而進行的「倍加運動」是放在教會組織變遷當中來討論,因為教會數的急速增加一定會影響組織的調整;雖然沒有真正的參與,但是教會與政治的關係應該從戰爭結束時北部大會「向蔣介石致敬」決議、稍後228事件之後,北大開會時接到受難親屬哭訴陳情後,毫無作為的反應,來開始討論。當然中華民國在1972年被逐出聯合國後,台灣教會所發表的〈國是聲明〉進入真正的政治關懷的主軸。原住民的宣教由原先少數的人歸信,以致於總人口的百分之90接受福音,所以被稱為「20世紀的神蹟」。這個榮耀的一頁是台灣教會歷史的重要篇章。

為什麼選擇1985作為本文結束的時間,最主要的目的有兩個,首先是配合總會即將出版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年譜:戰後篇》的時間安排,亦即1945-1985年。其次,在1985年以後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強人蔣經國過世後,長時間受到壓抑的社會力陡然間爆發開來,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的改造幅度遠遠超過1985年前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以1985年來做本文時間的截斷是適當的。

一、台灣教會組織的變遷

1、南北教會的合一構想與「台灣大會」
19世紀的馬偕牧師與英國長老教會教士會,1872年馬偕受派之時,加拿大教會早已安排和英國宣教上的合作,由於南部教會和北部教會的母會都屬於長老教會,因此於馬偕在世之時,南北教會並已經舉行數次的會議,討論南北合作的事宜,1890年11月27日的南部教會的教士會議事錄記載馬偕曾經來信,建議南北的傳道師合作先由南部開始舉行佈道會,然後再轉往北部教會舉行。而他的提議也獲得南部教士會的贊同。但是當時的南北教會尚未有中會的組織因此並不適合進行南北聯合的工作。
但是馬偕牧師在世期間,除了數度前往南部參加英國長老教會教士會外,合一之事並沒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於南部教會在1896年時已經成立「南部中會」,而北部教會還是以馬偕為中心的「假中會」,所以南北當中沒有可以合一的對等機構所致。「假中會」這個名詞是來自郭水龍牧師手稿的《北部教會史實隨筆》中〈早年假中會〉,內容如下:
「偕牧師原來是獨裁主義,到1885年清法戰爭後教會比較興盛,也設嚴清華、陳榮輝作牧師,那時就有偕牧師、吳威廉牧師、嚴清華、陳榮輝4位牧師,台灣定員至少牧師2名、長老一名。那時馬偕牧師獨裁主義,無正式設中會,他創「假中會」,每月集會一次在淡水,人員這4位牧師,再召集長老新莊王詣、艋舺林憨、三角湧陳濮、大科坎張春木、木柵張迺鴻、大稻埕李春生、八里坌劉牛、崙仔頂李恭。聚集時都是偕牧師和嚴清華對他們說話,盡皆贊成。到馬偕過世後,1905年吳威廉才正式創設中會。頭次聚會吳威廉和李春生衝突,以後李春生不再赴中會。第一回牧師2名,其餘都是長老,現在人批評偕牧師沒有設中會,但是他有中會每個月一次,雖然是獨裁,現在也一樣是獨裁」。
由內容可以知道,馬偕所設立的中會成員中包括吳威廉的話,那麼這個中會應該至少是1892年之後才設立的。至於北部中會的創設則是1904年10月4日,而非1905年。
1904年「北部中會」設立,1907年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幹事偕彼得牧師(Rev. R. P. Mackay)來台灣視察,曾與吳威廉牧師一起受邀前往南部與教士會商討,南北合一的議題是重要的事項。
1911年南部大會春季會議,議決派遣由甘為霖牧師帶領的代表團,前往北����教��前往北部教會進行南北教會聯合的商討。1912年10月24日,台灣大會在彰化西門街禮拜堂正�������立。第2屆的大會中決定台灣教會名稱由「耶穌聖教」更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灣大會」成為台灣教會的唯一代表。
「台灣大會」設立到1942年被「日本基督教台���教團」取代為止,共有30年20屆存在的時間,在這段時間當中「台灣大會」決定了許多和信仰與教���、傳教人員養成等相關的重要議案如:教會名稱、聖詩編輯、聯合南北教會刊物而成立������教會公報》的決定、教師試驗部的設置、主日學事工、分設中會、南北神學院合一等議案,雖然台灣大會是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但缺乏執行機構和組織,所以真正的實權仍掌握在南北兩大會手中。����台灣大��」的出現,雖然體現了南北教會的合一,但是大會本身並沒有常設委員、也不具有行政和預算���,權力只在會議期間行使,會議結束「台灣大會」就只剩一個空殼。所以「台灣大會」不能真正算是南北合一的實質呈現,比較屬於是南北聯誼的機構而已。不過這個大會卻也提供未來總會的成立,在心理或信仰與教制上的重要的理論基礎。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在台灣的宣教師陸續被迫離台,而日本政府對我教會的管控也逐漸增強。因��教會的有識之士,在1942年3月24日,第20回台灣大會中提出提出,加入日本教會而成立「日本基督教會台灣教團」的構想是,目的是保護台灣教會免除日本政府干涉,然而該次大會做成的決議,並沒有得到日本政府或教會的回應,於是台灣教會於隔年2月21日舉行「台灣大會臨時會議」,並於同月25日舉行「創立總會」。這個「總會」打破先前長老教會以小會、中會和大會的組織型態,將全台的教會分為:台北(台北州與花蓮港廳)、中部(台中州與新竹州)、台南(台南州)、高雄(高雄州、台東廳與澎湖廳)等4個教區,而總會事務所為議長所在地的台南市。
總會成立2個月以後,日人牧師上與二郎為首召集「台灣基督教團設立委員會」在台北成立,並且要求我教會加入這個教團。由於日人教會一面屬台灣另一方屬日本教團的雙重會籍、台灣教會神學校和醫院財產歸屬等技術問題,這個教團延宕到1944年4月29日。才於台北幸町的教會舉行「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的開幕式,教團成立之時,日人教會仍然維持歸屬於「日本基督教團」,而台灣教會則是不能直接和日本教團建立關係;換言之,這個合併的行動是長老教會被日本教會兼併。而台灣教會則是不能直接和日本教團建立關係。理事長為日人上與二郎牧師,而其制度則是依照日本基督教團的方式,而在教區的區分方面類似於先前台灣教會「總會」的分法,兩者的差異在於1、東部(台東廳及花蓮港廳)成為獨立教區,所以有5個教區。2、而台北教區加入新竹州。而教團事務所也由南部移往北部。另外理事長上與二郎也要求南部教會交出新樓土地,歸入「私立台北神學校維持財團」所有。由於相關的資料有限,所以無法瞭解教團成立之後的運作模式。但是1944年10月開始,台灣也進入美國轟炸機的攻擊範圍之內,想必教團活動必然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所以沒有什麼資料保存下來。嚴格來講「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存在只有一年3個多月的時間,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天,教團的生命也同時宣告結束,台灣教會也進入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對聯軍投降,台灣教會擺脫「皇民化運動」的壓迫而得到自由。所謂「皇民化運動」對教會的壓迫包括,教會禮拜前要舉行「國民禮儀」教會掛神道教神龕、宣教師離台,台灣教會宣布切斷與母會(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關係、教會學校和醫院被日本教團接收或關閉、教會公報停止發行、台灣教會被歸併入日本教團、傳教師被迫參與日本神道教的「練成會」進行思想改造等。
10月2日「日本基督教會台灣教團」宣布解散之後,南北大會也各自召開會議,進行戰後的復原工作。原本受到上與二郎牧師日本基督教團管制的教會組織和學校重新獲得自由。兩天以後,原北部大會常置委員會於台北雙連教會召開會議,決議恢復北大各機關。委派理事會辦理醫院和學校的重建工作。北部大會常置委員會的議案有兩項,亦即通告北部教會和機關復活、接收醫院、神學校、淡水中學、淡水女學和宮前女學校。
南部大會也在同月份召開「長老教會復原發起人會」,議決委託原南部大會常置委員會除了辦理醫院、學校和公報社的收回經營之外,並敦促北部大會設法召開原台灣總會常議員會,以恢復總會之功能。南部大會常置委員會討論的議事比北部教會多,除了接收先前被「日本基督教團」佔領的醫院、學校和公報社以外,討論「促進原台灣總會常議員會,及早召開」、隔年第一主日的奉獻做「澎湖宣道會」費用,以及提高傳道者待遇。
隔年春天各自召開的南北大會議案中,南部大會的第二條議案即是討論南北教會合一事宜,但是北部大會的第一條議案卻是向蔣介石致意,向「祖國」的三個教會團體致謝,然後再向南部大會請安,在會議當中完全不提合一之事。所以南北合一的提議在這段時間出現南部大會一頭熱的情況。
2、總會的設立與強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照理講南北教會應該恢復先前的全台性的總會團體,雖然南部教會多次敦促,在數量上處於弱勢的北部教會對這些提議不是展開延期策略,就是強調南北均分的權力對比原則,而而聯合的神學院設於台北,由南北合一來經營等。對於這些技術上的阻擋,當時南部大會的楊士養牧師在他所編撰的《南台教會史》,含蓄的表達其失望之意:「看這款的經過與新的提案,咱就明白」。
信徒對於南北教會的合一運動未能順利進行看在眼裡,急在心裡,特別是擁有熱情和單純心思的青年更是如此,南北教會的青年聯合於1948年在淡水舉行第一屆「全台基督徒青年夏令會」,與會的教會青年有1200多名,這次的夏令會中,與會的青年發表公開信,呼籲南北教會的合一,除了發出先知性的聲音之外,他們也在實際上採取合一的行動,1949年5月3日宣布成立不分南北的「台灣基督教青年團契」總會(簡稱TKC)的誕生。
基督教奮進協議會
正如台灣大會的創設由南北教士會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創設,實在也是由南北教士會的間接促成有關。1949年5月,教士會由中國基督教協進會得到300美元,該款項的目的是聚合台灣教會的傳道人,一起研商在當時的局勢下,進行傳道和教會經營的方策。於是在教士會的召集之下,於1949年6月28-7月1日,在彰化教會開會南北教會和教士會各派代表共37名參加會議。會議分成:平地和山地傳道、事���(醫院和書局)、基督化家庭、青年團契、教會義工訓練、教會學校、和教會經濟獨立等小組商討。
隔年的10月3日,在台中柳原教會召開第二次的會議,在這次的會議當中,黃武東牧師提出南北聯合的議題,同時提出〈南北合一基本方案〉。所謂〈南北合一基本方案〉分為總則、組織、會議和副則等4章,總則有兩個法條,即長老教會正式名稱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會事務所所在地為每屆總會議長之地址。組織部分包括:A、總會的組成、總會幹部、總委會。B、總會屬下3處(傳道處、教育處、事業處)。C、3委員會(法規、考試、聖詩)。會議部分則包括:總會召開時間、議事綱領兩項。副則部分則是本基本方案必須經有兩大會批准,總會通過後實施;嗣後修改方案必須總會出席議員2/3以上贊成始可。
在這個方案當中,議員產生的方式是由南北大會各選出40名代表組織,可以算是部分解除北部大會對教會因數目差異而成為少數的疑慮。另外,總會的代表由南北大會推派產生,則真正權力掌握者仍是兩大會而非總會。這個方案提供南北教會組織上合一的重要法理依據。
這個方案該次會議的通過後送交南北兩大會審查。南北大會再次年的會議中通過此案,於是台灣基督長老會總會於第一屆總會於1951年3月7日在台北雙連教會召開,自此南北教會在名義上和組織上的合一算是完成。但是真正要擺脫台灣大會無實權的窠臼,則必須等到組織強化之後才算完成。
總會的創設與強化
第一屆總會最主要的議案是審核並通過少許修改過的〈南北合一基本方案〉,以及加入「普世教協」(WCC)和「世界長老會聯盟」(World Presbyterian Alliamce)等議案。
總會成立不久之後,即有「撤消兩大會而強化總會」的提議出現。1955年第三屆總會時,南部大會提出「總會強化案」,並經過會議表決通過撤消兩大會的時機已經成熟。所謂的「強化總會案」,是就組織、行政和與母會之關係上強化總會所扮演的角色。就總會組織來講,有幾個重要的規劃:撤消兩大會、以堂會為單位組織總會、議事綱例中,總委認為特殊議案者,雖經總會表決通過仍須再交由中會審議、以台灣總會名義與母會接觸。
總會強化案當中「撤消兩大會」的提議終究沒有獲得通過,其結果就是南部大會撤消,而准許北部大會留存,以管理其事業機構,包括:財團法人、台灣神學院、淡江中學、馬偕紀念醫院等。不過,第四屆的總會就是以堂會為代表所組成的。在該次的總會當中通過多條影響深遠的重要議案,包括南大撤消、總會一年召開一次、通過歲出入預算、設置總會事務所、接納使徒信經與尼西亞信經為我教會信經、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差會關係、制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旅費支給規程」等案,總會的強化大致底定。
3、「設教百週年教會倍加運動」與宣教百週年紀念活動
根據黃武東牧師回憶錄對「倍加運動」的起因是源自1954年8月間與美國益凡斯敦(Evanston)召開的普世教協會議(WCC)第二屆總會的主題「耶穌是世界的希望」,各會員教會必須在開會前研究其主題,並就各地之宣教做精密的研究報告。於是當時擔任南部大會總幹事的黃武東牧師提出一篇〈台灣宣教報告書〉(Evangelism in Formosa)的報告書。內容針對台灣社會、經濟、教育、行政方面作精密的統計,對傳教史做詳細的研究,此報告書成為倍加運動的藍圖。
黃牧師也在提出報告書的同時建議南部大會討論「設教百週年教會倍加運動」(Poe-ka un-tong簡稱P.K.U.),他的提議獲得與會代表一致同意通過,於是這個運動成為南部大會設教百週年的紀念的傳道運動。5年之後,第六屆長老教會總會第36條議案決議設置「P.K.U.委員會」隸屬總會傳道部,於是這個運動成為總會的傳道運動。
「倍加運動」由信徒的三獻運動(獻心、獻金、獻工)、教會教育工作、中會的宣傳、基金與開拓、到總會的聯絡、資料與統計和指導,是個由下而上的整體傳道運動。
除了教會組織動員以外,「倍加運動」也開拓許多新事工,包括:工業職域傳道、學生傳道、沿海醫療佈道團等。1960年代,台灣社會逐漸由農業和經濟作物的生產型態,逐漸轉型而成為出口導向的工業生產型態。所以「工業職域傳道」適時回應社會的需求。這種型態的傳道方式在倍加運動之後,1970年代以前仍是長老教會重要的傳道形式。而「學生傳道」部分則是與「美南長老教會」合作,以開設學生中心、鼓勵大專設立基督徒學生團契的方式,希望能夠在台灣的校園當中開拓出一片天空來。但是由於政治因素的干擾,使得除了「校園團契」以外,長老教會和其他教派在校園的福音工作受到相當大的阻擋,所以,「倍加運動」的學生傳道工作,除了長老教會本身的青年以外,難有施展的空間。「沿海醫療佈道團」則是另外一個故事。
1960年5月2日,嘉義中會發起「基督徒醫師組織沿海醫療傳道隊」開始在台西、宜梧、布袋和虎尾寮舉行巡迴醫療,不久之後台南、台中和東部中會也紛紛跟進。台中中會的的沿海醫療則是由謝緯醫生擔任主席,前往台中龍井、彰化大城、二林、竹塘、芳苑、草港等地進行巡迴醫療工作。台中中會的沿海巡迴醫療促成後來「二林基督教醫院」的誕生。而東部中會的巡迴醫療則是以山地的原住民為主。
倍加運動原本屬於南部大會的傳道運動,運動開始第一年即設立22間教會,截至1664年底,台灣教會總數由233間擴充至466間,教會人數也由59,471 增加至102,943總計10年當中教會數倍增,而人數也增加將近一倍。就目標的達成率來講,「倍加運動」不可不謂成功。但是,相關的問題也隨著出現。
倍加運動雖然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讓長老教會數目倍增,但相對的卻也產生當初所未料到的結果。首先是倍增之後的教會因為缺乏傳道人,新加入教會的信徒無法得到適當的栽培與教育,以致於基督徒信仰的品質降低。再來,倍加運動以信徒人數的增加作為最高原則,教會的誡規(discipline)相對的遭到忽視,這是重量不重質的「倍加運動」無法逃避的問題。
4、設教百週年紀念活動
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馬雅各醫生來台傳揚福音,到1965年滿一百年。百年來台灣教會經歷多次政治、文化的變遷。留下許多值得反省與回憶的內容。
1963年第10屆總會決議,設立籌備委員會隆重舉行紀念活動,並邀請在台各教派參加。共有20個教會團體和機構參與此紀念活動。因此這個設教百週年紀念活動由長老教會擴充成為跨教派的慶典活動。1964年4月15日正式成立「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推舉周聯華牧師為主席,方大林牧師為書記而黃武東牧師擔任總幹事,委員會之下設立:禮賓、典禮、各界大會、培靈佈道、財務、大眾傳播、PKU感謝禮拜、音樂大會、運動會、歷史資料展覽、紀念事業等11組。
整個紀念活動由65年3月的培靈佈道會開始,到8月19日的「全台基督教青年大會」為終,全台分為台南、東部和台北地區三地分別舉行。內容有宣教大會、感謝禮拜、紀念大遊行、倍加運動成就感謝禮拜、紀念歷史文物展覽會、山地慶祝大會、婦女大會、紀念音樂會、演講會、全台主日學大會、青年大會、以及第二世紀傳道方策研究會。
設教百週年的紀念活動是由「台灣基督教聯誼會」合作推動的跨教派的慶典活動,這個���誼會在1968年����進一步發展成為具有全國性教協意味的「教會合作���員會」。然而3年之後,許多教派為了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遭到政府的龐大的壓力而���出有意義的積極參與者身份���但���先前所建立的跨教派合作經驗卻也推動「原住民聖經翻譯委員會」的誕生。儘管原住民聖經翻譯所���用的羅馬字模遭到政府政治干擾而沒收,翻譯委���們終究能在專業帶領下,改用注音符號字模陸續翻譯原住民語聖經出版,這未嘗不是意料之外���收����。
5、「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叢���」
設教百週年除了舉辦一連串的紀念活動以外,更有意義的莫過於是百週年紀念叢書的出版。在這些叢書當中最重要的兩本著作���由徐��信牧師所寫的《荷蘭時代之台灣基��教史,前篇》以及總會歷史委員會所編寫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徐謙信牧師的��作是自甘為霖牧師編譯荷蘭文獻史料以來,由本國人所撰寫有關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最重�������著作。雖然他所引用的資料主要來自《荷蘭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一書,但是徐牧師以其歷史學家的敏銳眼光,看出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宣教的前後期差異存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則是由主編鄭連明牧師邀集各適當人士執筆撰述。內容則是分��南北教會的發展史,總會創設發展史,以及原住民教會歷史等主題。本書附錄部分則是由賴永祥教授撰寫<基督教台灣宣教史文獻>,內容分為I. 近世初期荷蘭人之台灣宣教。II.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發展。III. 日人之傳教活動。IV. 台灣宣教史一般。V. 諸教派之活動等五類。這兩本書的出版,基本上已經網羅了17世紀已降台灣基督教歷史的脈絡。對於研究後進提供極為寶貴的指南。
二、原住民的宣教
基督教會對原住民的宣教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始自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當時在台灣成立荷蘭人與原住民的教會,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族群包括西拉雅族、巴布薩族(或稱華武壟族)和巴賽族(位於淡水基隆一帶),荷蘭的宣教師除了翻譯聖經和教理問答作為信仰教育的教材以外,也成立大員和蕭壟小會(Tayouan/ Soulang Kerkenraed)。這個階段的宣教隨著鄭成功佔領台灣而暫時告一段落,基督徒也進入隱藏時期。
第二階段則是19世紀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對西拉雅族、巴宰族和噶瑪蘭族的宣教,由於這些族群受到相當程度的漢化,所以都能夠以台語溝通。除了這些被歸類於平埔的族群以外,馬偕曾經拜訪花蓮平原上的阿美族、苗栗獅潭地區的賽夏族人,而南部教會的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則是在1875年拜訪東台灣寶桑的彪馬族人。由於接觸的時間極短,加上後續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所以沒有能夠將福音的信息傳入這些尚未漢化的原住民。所以這個階段對原住民的宣教主要是以漢化的平埔族群為主,但成果不能不算豐碩。
第三階段對原住民的宣教工作應該是日治末期之時開始的,最早進入原住民地區傳揚福音的人應該是日人井上伊之助。他的父親來到台灣東部開採樟腦,遭到原住民攻擊喪命,得到此噩耗的井上伊之助先生決定以基督的福音來改造這些原住民族。根據他的著作《生蕃記》的紀錄,他是在1911年12月21日由新竹廳的樹杞林(現在竹東),出發進入原住民的地區,在原住民的地區服事擔任公醫的職務。雖然當時日本政府禁止對原住民傳揚福音,而井上先生也遵守日本政府的命令,沒有在原住民的地區設立教會,或是為任何一個人洗禮。但是他以對原住民毫不保留的付出,贏得原住民的尊敬。他在台灣服務直到戰後的1947年為止,受他感化的原住民極多,他們在戰爭結束之後,先後組團前往平地教會參訪,開啟第三階段的宣教工作。
1、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宣教活動
除了日人井上先生的事蹟外,第三階段的原住民宣教最重要的是太魯閣族芝苑的傳道故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的原住民傳教記錄中,她的故事先後出現於孫雅各(總論)、駱先春(阿美族)、江天順(太魯閣族)、胡文池(布農族)當中,可以看到她對這幾個族群的歸信,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芝苑誕生於1872年的花蓮加灣山上,18歲時嫁給在山上做生意的漢人馬鳳,不久之後她的丈夫被原住民殺害,幾年之後招贅另外一位漢人信容,兩人生了一個女兒阿銀,但是丈夫卻因病去世。1914年,日本政府征伐太魯閣族戰役期間,日軍希望透過招降的方式來平服強悍的太魯閣族。他們找到芝苑擔任傳播和平任務的人。由於不願意見到自己的族群因為反抗日軍而遭致滅村的命運,於是盡力奔走勸告同胞放棄抵抗。由於她的努力,4年之後整個太魯閣族降服,所以太魯閣方面的局勢穩定下來,為了感謝芝苑的協助,而贈與她許多土地。
擁有土地的芝苑轉而開始做生意,也收養一位養女羅梅花(Labai)此時一位來自台中一位已婚的生意人林嘉興以花言巧語欺騙芝苑,以結婚為幌子,騙走芝苑的所有土地和財產。心灰意冷的芝苑原本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幸好遇到花蓮港教會的李水車牧師,以福音的信息安慰她,於是她開始學習羅馬字(因為她所嫁的丈夫都是漢人所以會台語),研究聖經。並在1924年由巡迴牧師劉俊臣施洗。1929年在孫雅各牧師的帶領之下前往淡水的神學院受造就。她在淡水接受教育的時間不長,因為在1930年11月27日於松山教會舉行的「第8屆北部婦女宣道會年會」當中,芝苑以書信報告太魯閣附近工作的狀況。可見她已經回鄉工作一段時間了。受到芝苑的影響,1930年另外一位太魯閣族人劉富昌(Dowai)前往淡水神學校特別科就讀,畢業後前往加灣、富世、崇德等地服事。服事其間受到日本警察多方的刁難和逼迫,將他下入牢中,但是他還是堅持傳道不懈。1955年過世。其他還有被稱為太魯閣保羅的高添旺(Wilan Takko)、為福音殉道的坂谷,他們雖然只是平信徒,但是為信仰忍受痛苦與壓迫的精神卻是值得所有的基督徒學習。另外必須提到的是漢人牧師高端莊,他擔任教會和太魯閣族的聯絡人,因而遭到日本警察的監視和陷害,以致於最後發狂而死。孫雅各牧師這樣的文字描述高端莊牧師的殉道,他說:
「他是一個勇敢的人,絕不犧牲基督信仰以求妥協。因此,他的命運很惡劣。時受懷疑,時受審問。即使是一個堅強的人忍耐力也有限度。他終於發狂而死,為宣揚福音予山胞而死。他是第一個台灣牧師為山地教會而殉道者。」
除了太魯閣族外,阿美族人許南免於1931年4月、川島文治於同年9月前往淡水神學校接受教育。1934年宣道會在北部中會提出阿美族的傳教議案獲得通過,同年這兩位阿美族的學生畢業,於是受派前往花蓮平地的阿美族人間傳道,所以1934年就成為阿美族傳道的開始。
第三個在日治時期接受福音的族群是布農族,1942年,日本政府在卓溪鄉古風、崙天村開辦3個月的防瘧講習班,當中兩位太魯閣族學員山田和奧山都是基督徒,他們利用夜間向布農族宣講福音,由於語言不同,所以沒有什麼結果。1944年,芝苑不顧日本禁令,秘密前往崙山村向布農族傳福音,但是仍然沒有人入信。隔年有太魯閣族信徒由立山村移居崙山村,積極向布農族人傳福音,終於得到杉野太郎一家人信主。這是布農族初熟的果實。
另外一個在日治時期接受福音的族群是彪馬族,傳揚福音者是加拿大聖公會的葉慈牧師(Rev. N. P. Yates),他進入彪馬族地區的時間不詳,只知他在1934年間利用日本聖公會會員倉滿氏家中,招聚南王、利嘉、馬蘭等地的彪馬青年學習聖詩、講解聖經故事。後來因為受人密告,所以這個小型的聚會就無法進行。雖然遭遇到這些困難,但是他還是能夠帶領廖秋貴和陳振宗(Dalisun)接受福音。葉慈牧師於1938年7月15日,因為年老體衰於馬偕醫院過世。雖然葉慈牧師的宣教成果並不顯著,但是他極端儉樸的生活方式,讓他被尊稱為「聖人」。
泰雅族的傳道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戰爭末期莊聲茂牧師當時在新竹教會牧會,他開始推動泰雅族的佈道工作頗有成效,因此得以為數百名泰雅信徒施洗。另外在苗栗則是由林彼得負責、台北近郊的烏來則是由台北神學校學生擔任佈道工作。而宜蘭地區泰雅族的工作則是得到羅東教會陳耀宗牧師大力的支持。
綜觀之,日治時期接受福音的族群主要都是以台灣東部的族群為主,她們包括:太魯閣、阿美、布農和彪馬等4族,當中有3族是直接或間接受到芝苑的影響。在這些族群當中,除了阿美族比較不明顯以外另外三族的信徒多少都受到日本政府的逼迫,當中受到最嚴厲迫害的是太魯閣族,太魯閣信徒坂谷,漢族牧師高端莊都因信仰而喪失性命。雖然在日治時期原住民的信主都是秘密進行,因此沒有辦法有基督徒數字的統計數字,但是戰爭結束之後大量原住民進入平地教會參與禮拜的情況可以推測,從芝苑這顆小小的種子,不僅結出許多的果實,甚至還顛覆了整個原住民的傳統社會,以致於原住民的傳教成果被稱讚為「二十世紀的神蹟」。
2、戰後的原住民傳道史
當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原本遭到日本警察嚴密監視的原住民也得到信仰的自由。原住民宣教之母的芝苑女士也完成使命,歇了地上一切的工作得到永恆的安息。他在1946年4月19日過世,她的墓碑寫者:「沒有一個能夠像她一樣;用這樣小的機會,為這麼多的人成就這麼多的事情」。自此台灣的原住民宣教進入「後芝苑時期」。而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也突破先前以東部社會為主的現象,西部的原住民也開始擁抱福音的信息。
戰後原住民宣教的最重要步驟,就是培養原住民傳道人學校的設置。1946年5月,孫雅各牧師來花蓮,看見原住民歸主的情況非常受到感動,於是在富世村租一間旅社「立霧館」做為校舍招募學生,稱為「山地聖經學園」。這所學園由溫榮春牧師擔任園長,所招收的學生大部分都還是太魯閣族的青年。除了17名太魯閣族青年以外,還有8位泰雅族、2名阿美族、1名賽夏族共28名學生,2年後畢業的學生有24名。
「山地聖經學園」從立霧館創校後,學校曾數度搬遷到富世教會、花蓮上美崙鋁業公司廠房、下美崙山地手工藝講習所,與該所合併改名為「台灣聖經學園」,1957年4月遷移到關山鎮的山地診療所,並改名為「玉山聖經書院」、1957年11月,遷往慶豐教會,借用該會主日學教室,當時學生增加到52名。後來由南京基金董事會、英國母會、加拿大母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提供資金240萬元作為第一期建築計畫的基金,此外紐西蘭、澳洲和加拿大的諸教會贈送9000美金做為購買土地之用,於是學校遷往鯉魚潭畔的永久校址。
太魯閣族基督徒原來受到日本警察的監視和壓迫,戰後信仰得到自由,成千的信徒步行到花蓮港教會參加崇拜,站在禮拜堂外,禮拜原來是台語翻日語,後來就分成兩堂禮拜進行。要求洗禮的人一次幾十人甚至上百人。
除了信徒增加以外,另外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太魯閣語聖經的翻譯出版。1954年美國浸信會宣教師柯饒富牧師與長老教會合作進行聖經翻譯工作,於是開始學習太魯閣語,並以注音符號編成20幾個字母。1955年組織聖經翻譯委員會成立,由柯牧師對照原文,李守信翻譯,另外請葉進保、田信德、高添旺、林廣萬牧師擔任委員校閱。經過9年的努力之後,1963年1月太魯閣語聖經全部翻譯完成並且在4間教會舉行感恩禮拜。
漢人牧師的原住民宣教
由於戰後原住民教勢的擴張極為明顯,所以孫雅各牧師協調安排平地傳到人進入山地進行傳道的工作,這些在原住民教會服事傳道人包括駱先春對阿美族、彪馬族、東部排灣族,雅美族(達悟族)、台東魯凱族等;吳文池牧師負責布農族、黃加盛牧師協助太魯閣族。在這幾個人當中投入原住民宣教工作最深者為駱先春牧師和吳文池牧師兩人。他們兩個人的宣教方式極為不同,駱牧師在極短的時間當中同時對許多族群展開宣教工作,不管所使用的是分發藥物,或以幻燈片或影片介紹耶穌生平,總是會得到原住民的回應。當然人的精力有限,所以駱牧師的傳教方式同時也需要協助者做進一步的教育工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吳文池牧師則是專注在布農族的傳道事工,學習他們的語言,研究他們的風俗習慣,最後能夠協助布農語聖經的翻譯。這兩種類型一在取其廣,一在於取其深,二者何者為適當,只有時間能夠證明。
駱先春牧師的多族群宣教
駱先春牧師對原住民宣教的負擔始於擔任神學生之時就已經開始,1928年就讀台北神學校2年級的駱牧師暑假期間受派前往東部鳳林教會實習,2個月的實習期間,除了協助鳳林教會的事工以外。駱先春牧師也蒐集許多原住民的歌曲,同時也因為看到原住民因為好酒而遭到平地人剝削的情況,因此他下定決心畢業後前往原住民教會服事,他向神表示:「神阿!請你允許我到東部山地為這樣可憐的人傳道。」
戰爭結束,平地人可以自由對原住民傳福音後的1947年12月,駱先春牧師到達台東,開始對阿美族和彪馬族傳福音。首先在新港的阿美族部落傳福音,得到阿美族李金龍擔任通譯,進行傳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1949年8月28日,於新港教會舉行阿美族教會第一次的聖禮典,為173名信徒洗禮。
在此之後,阿美族的教會數逐漸增加,1951年5月6日舉行花東第一屆阿美聯合區會召開於都蘭教會,議長陳志豐。1963年4月29日,阿美族第一屆中會成立於光復教會。
阿美族宣教的長足進步,駱先春牧師認為是底下8個原因促成:聖靈親自做工;宣教師和宣教機構的努力;經常舉辦的講習會研究聖經、教導主日學教育或培靈演講;「佩帶聖經會」所散發的約翰福音書、附有國日文聖經重要教理和章節,很受歡迎;音樂講習會、視聽教育;訓練平信徒主領教會集會;參加大眾動員集會;妥善計畫由長執和傳道人組團往西部參觀先進教會。
在這8個項目當中,除了上帝親自的做工以外,其餘的項目都可以看做是後續的教育訓練工��,不管是提供讀物、講習會、信徒領會訓練,或是參觀西部先進教會,這些教育訓練的目的無非是讓���徒能夠在最短時間之內,建立起基督徒生活的內涵。��過一段時間的熟習之後���原住民教會的����自然就會建立起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的教會生活形態。而這種生活形態又和部落生活結合,為了避免孤立,���然原住民族就會以村為單位接受福音的信息而受洗。如今基督���信仰和���落生活結合的型態,最大的挑戰就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和年輕人口的外移。部落當中剩下老人和小孩,早���活躍的教���生活只剩下少數教會還繼續維持。
在阿美族的成果相當豐碩,但是在彪馬族的�������就沒有�����順利,先前提到日治時期葉慈牧師在彪馬地區的服事,並沒有產生出明顯的果實。1947年12月12��,駱牧師��達台東的翌日,與台東教會陳瑞山牧師前往南王、檳榔、初鹿等村莊、在初鹿��遇見彪馬總頭��������禮先生,���經勸他接受福音前往教會禮拜,但是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直到1963年時才由馬好留牧師(Rev. MaCall)洗禮成為信徒。除了長老教會的牧師以外,從1952年開始,也有內地會��宣教師協助協助兒童佈道和宣道工作,逐漸有人信主,於是先後在上檳榔、利嘉、下檳榔、知本等����������������受信仰。所以彪馬族實在是長老教會和內地會合作的成果。
1948年駱先春牧師數度前往魯凱族大南社,拜訪該社頭目和他的弟弟,對他傳揚福音,但是沒有得到什麼回應。1952年����東歸主協會安德生牧師(Rev. Anderson)與駱牧師再度前往大南社舉行佈道會,此次有48名決志,���中有一位田火本成為初熟的果實,1958年信徒獻金而王明輝長老奉獻土地之下,該族建立首間教會。
1948年開始,駱先春牧師開始前往太麻里附近探訪以及作個人談道工作。隔年春天他也再度前往太麻里拜訪當地頭目羅義雄,與他談論福音信息。當年夏天前往達仁鄉、金峰鄉傳道,但是沒有什麼效果。1950年阿美族人黃良生志願前往排灣族地區服事,於是在駱牧師的安排下進入達仁鄉土坂村。隔年7月12日起,在太麻里舉辦婦女縫紉講習班,吸引了20人來參加,8月底得到最初的信徒張玉明和陳義德兩人。1953年11月27日舉行南興教會的獻堂儀式。東部排灣教會正式成立。
1951年5月9日,孫雅各牧師陪同遠東歸主協會的許立斯牧師(Rev. Hilis)、門諾會的恩格醫師(Engle)來到台東拜訪駱先春牧師,然後在一起去蘭嶼對達悟族人進行宣教工作。但是出乎原先計畫之外的是外國人並沒有得到進入蘭嶼的許可,因此只能由駱先春牧師一人前往。他在島上短暫的停留時間播放「耶穌生平」幻燈片,島民對幻燈片的內容印象極為深刻,稱呼耶穌為「天上來的人」(Tadoto)。由於駱先春牧師對達悟人有很深的負擔,所以回台之後商請派遣嚴明福宣道師進入蘭嶼擔任第一任的傳道師,同時邀請當地的信徒到台灣來參加講習會,也參觀東西部的教會。加上孫雅各牧師、遠東歸主協會、內地會以及門諾會的巡迴醫療工作。1953年漁人、野油、朗島等教會舉行首度的聖餐典禮。
駱先春牧師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協助5個原住民族群建立教會。觀察他所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幻燈片或短片來介紹福音信息,和宣教師或宣道師合作進行佈教工作,以及使用藥物來協助原住民,讓他們瞭解基督教信息的幫助。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如果當地人沒有辦法講日語時,就需要譯員的幫助才能將信息傳達給原住民族。幸好駱先春牧師開創教會之後,很快就有宣教師或原住民的宣道師做進一步的教育工作。由於駱先春牧師主要的服事族群是阿美族,所以他一方面進行佈道工作,另一方面則開始學習阿美語。10年之後更為阿美族人翻譯聖經和聖詩,1957年阿美族語雅各書出版,1958年阿美族聖詩35首出版、馬可福音書出版,1959年6月24日,阿美族聖詩第二增補版出版,1959年夏天阿美族聖詩172首版本編輯完成。1960年阿美族語聖詩第三簡譜版發行。
吳文池牧師在布農族的宣教工作
吳文池牧師也是1947年,受到孫雅各牧師指派,針對布農族原住民進行宣教而前往關山教會。然而吳牧師和駱先春牧師的宣教方法卻相當不同,吳文池牧師的服事完全集中針對布農族。這或許是因為布農族的生活領域極大,包括南投 、台東和高雄三地,所以只要專注研究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然後進行宣教和翻譯聖經工作,藉此所產生的效果應該不會比同時對不同族群進行宣教來得小。
吳文池牧師由大甲教會帶著全家搭乘大卡車到達鳳林之後,兩夫妻外加4個小孩,全家步行3天後到達關山。到達之後就與黃應添醫生合作。黃醫生在他的診療室另闢一個房間作為佈道所。如果布農族患者參加禮拜,不僅醫藥費減半,而且還可以得到免費的午餐,兒童參加主日學也是可以領到糖果。因此參加禮拜的布農族人平均約有30人,兒童20名。由於後來人數逐漸增加,所以後來借用關山教會禮拜堂做為布農族禮拜之用。到1956年布農族人自己興建禮拜堂。
除了每個禮拜天在診所主持禮拜外,吳文池牧師每日抽空學習布農語,更在1948年開始帶著通譯進行佈道工作。1949年1月29日,教會在玉里教會召開布農族首次的聖經講習會,講師為吳文池、駱先春、江天順、陳惠昌4位牧師,另外還有朱阿生長老,講習科目為新舊約故事及教理、布農羅馬字、日語聖詩以及布農語興奮短歌等。參加得布農族人對於布農文字的講授極有興趣。因為這是從來未有之事。在講習會之後,佈道的工作得以順利的進行,包括清水、古風、崙天、到1950年10月古風村居民就在自己部落當中,興建一所木造茅頂的禮拜堂,這是布農族人所興建的第一間禮拜堂。崙天則是由曾經參加玉里講習會的黃順榮先生熱心向族人傳揚福音,因此1952年2月26日,該村也舉行新建教堂的奉獻典禮。崙山也類似前者,而在田光明領導之下於1954年建造一間竹壁茅草的禮拜堂。
眼見布農族的信徒不斷增加,而傳道人員卻是極度欠缺,於是吳文池牧師於1949年6月,在關山教會舉行5天的聖經講習會,教授重要的教理與布農文字。共有30幾名參加,講習會結束後舉行考試,考試內容為教理以及羅馬字等科目,錄取成績優異的8名囑託為宣道師,並且立即分派工作。這些成為專職傳道者的布農族人分派的地點有南投2名、高雄2名、台東3名,花蓮1名。
就在宣道師派駐各地的情況之下,布農族的教會數逐漸增加,地域也逐漸擴充到南投和高雄花蓮各地。到1954年2月開始東部的布農教會逐漸得到經濟上的獨立,因此同年8月成立東部布農區會,會員教會有13間。同年8月在埔里成立中部布農區會,首屆議長為全所哲。
1957年,玉山聖經學校遷移來到關山教會,因此,募集全台12名囑託宣道師前來訓練4個月,以便提供教會更好的服事。1959年美南長老教會宣教師鮑德理(Black Bradly)夫婦,到達玉里巡迴布農教會和主日學工作。也得到古長庚、高榮順的協助,將每季主日學教材翻譯成布農語,又出版使徒行傳研究和教理問答等。1959年高雄山地區會成立於甲仙教會,從此以後布農的宣教進入穩定的階段��
在文字事工方面,吳文池牧師也有非常重要的貢獻,1949年1月羅馬字布農字母出版,目標是教導青年人識字讀寫,同年10月出版《諾亞洪水故事》小冊出版。1952年出版羅馬字《聖歌集》180首。同年10月布農羅馬字《馬太福音書》出版,但是遭到警察的干涉甚至沒收。1954年注音字母和漢文對照《聖經要理問答》出版。同年10月,《大山唱歌》出版,內容為布農族傳道史。1955年6月注音符號《路加福音》出版。1958年8月,注音符號104首布農四部合唱《聖歌集》出版。1959年,注音符號《布農話入門》。同年8月,出版《使徒行傳》,1962年2月,《提摩太前後書》出版,1964年5月布農新約全書初稿完成,此為胡文池牧師與張玉發宣道師合作之成果。
胡文池牧師的宣教工作有幾項特色:他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布農族的服事,從佈道,訓練布農族人擔任宣道師,到翻譯布農語聖經和詩歌;在傳教事工安排上,他深知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所以舉辦兩次的講習會,也善用玉山聖經書院遷移到關山教會時期的機會,訓練原住民自己來擔任宣道師。讓原住民來建立自己的教會。
屏東教會許有才牧師與西部排灣的宣教
東部的原住民宣教受到孫雅各相當程度的影響,但是在西部地區的原住民宣教卻是另外一種型態。戰爭結束不久之後,三地鄉歸順義鄉長由許可免長老帶領之下訪問屏東教會許有才牧師,詢問日本人的神回去以後,今後要拜什麼神?這個類似福音的邀請讓許有才牧師決定在隔年拜訪原住民地區,1946年1月1日,許有才牧師與信徒40餘人,帶一袋食鹽為禮物,訪問山豬門(現在三地門),這次的訪問非常簡短,也沒有獲得什麼結果,但是這可以算是首度將福音帶入西排灣族的首度嘗試。
首度的拜訪讓許有才牧師決定進入山地,協助原住民認識福音。但是當時的政策是不准平地人進入原住民地區,為了達到進入山內的目的,許有才牧師在1946年向屏東教會請求辭職,並得到高雄縣政府委派擔任士文國民學校校長職務,希望能夠在上班之餘對原住民傳福音。但是沒有達到原先的目的,不久之後他獲得雙連教會陳溪圳牧師書信,告知獲得政府山地行政科的邀請北上受訓,之後得以擔任山地指導員。許牧師北上完成受訓之後,發現管理4個鄉鎮的工作極度忙碌,根本沒有當初所想更好的機會。隔年,屏東教會長執發現許牧師的規劃沒有得到應有的目標,因此勸告許牧師離開政府機構回屏東牧會。沒有辦法進入第一線對原住民傳福音的許有才牧師,決定退居幕後的許牧師決定利用屏東教會和後來高雄中會山地部的資源,來協助排灣族傳道。
無法藉擔任公職傳福音的許有才牧師,於1946年推薦黃素娥女士進入三地國小任教,藉著白天教書,夜間招聚通曉日文青年傳福音。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得到鄭興輝先生成為初熟的果實,在他的協助之下,參加聚會的人數逐漸增加。後來更得到三地鄉馬兒村的林泉茂先生,於1948年8月15日於屏東教會受洗,他是西部排灣族首位受洗的信徒,後來他前往「山地聖經學園」,暑假期間林先生回故鄉,積極展開傳福音的工作,獲得極好的成果。1950年10月13日,這個村莊的禮拜堂舉行獻堂典禮,這是西部排灣第一間教會。並且由馬兒教會的信徒擴張到屬於魯凱族的好茶部落,1950年8月起林泉茂先生前往協助佈道。後來得到魯凱青年王朝賢和林正光先生協助,建立了魯凱族的第一間教會。
1951年9月英國懷約翰先生(John Whitehorn)來到台灣,進入排灣的地區從事文字傳道事工。隔年9月第一本排灣族羅馬字《聖詩》出版,1954年7月,《排灣話信徒路燈》,1959年《排灣話馬可福音》得到出版。
戰後原住民宣教的特色
從戰爭結束之後到1965年的百週年紀念活動為止,原住民的宣教工作算是建立起基本的架構,再來的發展就是原住民中會的次第建立起來,各族群的中會次第設立;除此之外原住民聖經的翻譯工作也隨著「原住民聖經翻譯委員會」的設立,吸引許多語言學者和原住民神職人員的投入,以致於原住民聖經陸續翻譯完成出版。這個原住民聖經的翻譯工作還進繼續進行當中,只是翻譯的主事機構,也由委員會轉由「台灣聖經公會」接手進行。
綜觀這個戰後時期的原住民宣教有幾個特色,首先這個時期的宣教孫雅各牧師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日治時期,孫雅各帶領芝苑前往淡水接受簡短的神學訓練,並且透過高端莊牧師擔任聯絡人的情況之下,他瞭解原住民熱切的追尋福音的情況。戰爭時期,宣教師被迫離台,但是孫雅各牧師並沒有回去美國等待局勢穩定,他將宣教事業轉向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繼續延續原住民宣教的事工。
戰爭結束他在1946年回到台灣,在瞭解原住民教會的情況之下,他就進一步派遣神學校畢業不久的學生駱先春和胡文池兩位牧師前往東部,進行阿美、布農和其他東部族群的宣教工作。
除了設立教會以外,孫雅各也引進許多基督教派,來協助東岸原住民教會,其中最重要的應該就是門諾會中央委員會(MCC)在東部地區的巡迴醫療,以致於稍後門諾醫院的設立。
其次,孫雅各牧師也深知訓練原住民傳道人的重要,因此從當他再度來台,前往東部地區,看到原住民對福音的熱切,就在46年9月設立了「山地聖經學園」,這個學園幾經搬遷,但是做為原住民教會傳道人培養搖籃的角色始終如一。除了聖經學園以外,這個時期重要的事工就是辦理多次的講習會。不管是太魯閣族、阿美族或是布農族,這些經過講習會訓練的平信徒,就成為後來教會發展的重要人才。甚至有些經過講習會的青年,經過考試通過後,就成為專任的傳道人,為教會肇建之初人才短缺的困境,找到部分解決的方法。
再來,光是建立教會訓練傳道人是不夠的,假如這些新近進入教會的基督徒沒有聖經、聖詩或教義書籍的滋養的話,所建立的教會就會逐漸失去活力。這個時期的胡文池、駱先春以及宣教師懷約翰牧師,先後翻譯布農、阿美和排灣語聖經、聖詩和教理問答。這些的努力並沒有白做,後來的「原住民聖經翻譯委員會」的成立,以致於後來台灣聖經公會接續聖經的翻譯工作,讓每個族群都有他們自己語言的聖經可以閱讀,這些努力的過程中戰後初期的貢獻實在不容忽視。
三、長老教會的政治關懷
1、莫名的中國熱與二二八事件的創傷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人身份陡然間自中國轉向日本,由於大部分本地人祖先來自中國,因此在切斷政治的連結之後,文化中國的概念逐漸取代現實中國,而成為台灣人對中國的幻想。這種對父祖之國的孺慕之情隨著戰爭腳步逼近,在台總督縮減本地人的政治文化運動而逐漸增強。
1945年戰爭結束,台灣的社會陷入一股莫名的中國熱當中,例如原來的「公報社」改名稱為「光復印書局」,在當年12月號重新印行的《台灣教會月刊》頭版就刊出由黃德惠寫的<聖誕歡喜的緣由>,一舉否定日本統治的50年期間,對台灣社會心靈和物質建設的成果,內容如下:
「列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恭喜,五十年來咱教會受日本的壓迫,不時在注意,監視咱教會全體的行動,致到教會失落根本的活命,就是傳福音的事,感謝上帝,有照咱所信,顯出祂的權能���來審����世���,打倒不義��不正、侮慢上帝的日本,讓咱台灣得到光復,教會又得到自由來傳福音。」
在當期的時���專欄裡面說明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熱切感情:
「10月10日,在台灣有濟濟所在有舉行雙十節,這個節���在咱這裡無���守,今因為台灣再倒轉來歸中華民國,咱隨母國的樣守節。。。10月25日,台灣的日本總督安藤有代表台灣������軍,對咱簽字降服。。。這日算是台灣光復的日,在濟濟位,有聚集做式�����來唱黨歌,舉國旗,裝��頭��列,繞市街,庄社來歡喜。」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也由仕紳帶頭,組織「光復致敬團」前往中國,向蔣介石致敬,完全無視前往中國首都拜訪時沿途所見中國貧窮慘狀所代表��意義��果然,當帶著戰勝��意識來接管台灣的所謂的「接收官員」的惡形惡狀成為市民沈重的民怨之後,原本興高采烈對��祖國」的歡迎熱情轉瞬消失無蹤。
1947年2月27日,傅學通等專賣局官員在台北市延平路稽查私煙���毆打女煙販林江邁後,復開槍擊斃一市民陳文溪,這個偶發事件使得原本壓抑的不滿民怨瞬時爆發開來,第二天,台灣長官公署以機槍掃射前往請願的民眾,造成數十名請願民眾的死傷,此一事件爆發全台反抗怒潮的直接導火線。
事件爆發之後,國民黨當局虛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進行協調,暗地通知蔣介石派兵鎮壓。3月國民黨軍由基隆登陸後便即展開由北往南的屠殺行為。此為震驚全世的「二二八大屠殺」���
此屠殺事件對於教會的影響,除了有教會人士如林茂生、陳能通、蕭朝金、等教會領袖人物多人遭到虐殺以外,當年的北部大會也因為時機敏感所以停止開會。所以46年開完第3屆北大會議之後,第4屆的會議是在1948年召開。但是該屆大會會議一開始,書記即展讀陳蕭美德和黃何長妹的哭訴書,由於教會所能協助的範圍實在有限,所以該屆的會議對於該兩封哭訴書完全不作處理。除了會議記錄當中可以看到蛛絲馬跡之外,那段時間的教會公報對於這個影響台灣歷史命運數十年的事件完全噤聲。這個噤聲長達42年,直到1989年2月1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二二八公義和平牧函〉,呼籲政府將2月28日訂為國定紀念日以外,並在1990年的2月9日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228事件受難者及家屬的道歉函〉。
一九六0年代最重要事工與活動,因為當時的外交和政治情勢相對穩定,教會的全部精力幾乎全部集中在宣教和相關的紀念活動上,例如設教百週年一系列紀念活動和倍加運動等。
六0年代末期的政教張力:「普世教協」與羅馬字書刊使用問題:
長老教會與政府間的關係也並不全然沒有張力,主要的癥結點在於「普世教協」(WCC)以羅馬字發行的《教會公報》期刊的問題。普世教協贊成中國政府加入聯合國,身為教協會員之一的長老教會因而面臨政治上的巨大壓力,要求退出普世教協,七星和台北中會在1967年春季例會決議要求總會,重新考慮(七星)或退出(台北)普世教協。1968年原本計畫參加普世教協總會南北神院長與總會議長不是健康不佳就是出國手續延宕而無法赴會。由於普世教協被抹黑為親共組織,為了表達長老教會的反共立場,於1969年的總會通過設立「反共推行委員會」,發表英文函件表達反共立場,以及制訂<反共六點辦法>等。這些努力無法解消來自政府的壓力,以致於同年年底,總會致函內政部請示關於「普世教協」的議題。1972年總會年會在各方的壓力之下,發表〈我們的信仰與信息〉後,隨即宣布退出普世教協。
另一個議題是羅馬字使用的問題,1968年10月,政府下令郵局禁止收寄羅馬字刊物和傳教書籍,因而該年11和12月合訂刊寄發之後不知去向。隔年初,總會兩度向教育部和警備總部陳情,請求收回對郵局的禁令,但是國民政府絲毫不為所動,4月1049和1050期的教會公報合併出刊後,因為政府禁止羅馬字書籍而被迫停刊。6月份的《女宣》雜誌由羅馬字改為中文發行,1969年12月份,《教會公報》改為中文之後才能復刊。
〈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所引發的政教衝突
進入七0年代之後,外交局勢變得對台灣的存在極為不利,特別是台灣在聯合國的席次岌岌可危,加上當時美國政府的親中傾向,可能會讓台灣成為國際強權交易下的犧牲品。除此之外,國內的政治長期處於高壓和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的不合理現象,這種內交逼的不利情勢使得教會內部的有識之士警覺到,教會有必要對此不利和不義的現況發出先知的呼聲。
1971年代表國民黨法統的中華民國的代表團被逐出聯合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再加上尼克森總統又計畫準備前往中國訪問,引發台灣社會嚴重危機意識,總會常置委員會於1971年12月16日召開會議,會中議決向國內外提出〈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簡稱國是聲明)。懇請國際社會尊重台灣1500萬人民的自決權利,並要求政府即刻進行政治革新那真是個悲壯的會議,據聞許多與會代表在連署聲明的同時也擬定好他們的遺囑;聲明稿經過潤飾修訂後,在同月29日正式發佈。除了交由公報發佈外,也透過適當的管道送往美國政府和教會團體手中。
〈國是聲明〉發佈不久之後就接到來自美國國務院,梵諦岡教廷,日本,美國和加拿大教會的來信表達支持之意,但是這個舉動卻讓愛好面子的蔣介石統治集團極為難堪,由於國際間的支持聲音,使得政府無法以先前處理政治異議者的做法,將連署人下獄,於是他們找到居留簽證的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台南神學院副院長彌迪理牧師下手,拒絕他的居留加簽申請。彌副院長等於是被技術性的被驅逐出境。
〈國是聲明〉發表之前,在台灣的主要教派設有-中華民國教派合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長老教會、天主教會、衛理公會、聖公會等主要教派。但是在聲明發佈之後,他們受到政府的壓力,這個委員會的功能隨之縮減,到最後成為名存實亡。除此之外,由於其他的宗派都是戰後才由中國來台,加上來台的統治集團都是戰後由中國來台的移民,因此在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之後,台灣的教會,逐漸變成以語言分成,台語教會和國語教會,彼此有不同的政治認同,原本合作的關係變得逐漸疏遠。
〈我們的呼籲〉所顯示政府對教會的壓迫
1960年代末期的政府對教會使用羅馬字的壓迫,隨著《教會公報》改成中 文發行,以及總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轉移政府注意力而暫時喘一口氣。1975年,母語的問題再度成為議題。當年的1月15日,政府派員前往聖經公會沒收舊版羅馬字聖經六百多本,以及長老會與天主教會合作翻譯的新譯紅皮版台語新約聖經,原住民與聖經與聖詩一批。針對這個非常不友善的舉動,第22屆總委會的第一會議當中決議,委請聖經公會和常委積極與政府交涉,請求不僅發還被沒收的聖經、聖詩,並允許自由出版母與聖詩與聖經。經過半年多的交涉之後,政府發還舊版的羅馬字聖經允許販售,但是聖經公會���得再出版羅馬字聖經。其實母語聖經遭到沒收,所反映出的是政府對教會的敵視態度,以及當時政府在內政外交上的困境。 面對這種困難的情況,9月18日於新竹靜山修院舉行的總會「世界教會關 係小組」在第三次「教會與社會研究會」,會中針對羅馬字《聖經》遭到政府扣押一事、教會發表〈國是聲明〉後的政教關係,以及政府所面對的內政外交困境,經過研討後發表〈我們的呼籲〉,文中除重申住民自決的原則外,也籲請政府:1、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2、突破外交孤立困境;3、建立政府與教會間的互信互賴;4、促進全體台灣住民的和諧與團結;5、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利;並呼籲教會:1、發揚誠實與公義精神;2、促進教會內部的團結並堅守立場;3、謀求教會自立與自主;4、與全世界教會建立密切關係;5、關心社會與世界的公義問題。這份聲明在該年年底的第二次總委會中接納為總委會立場。 〈我們的呼籲〉發表後不久,總會收到來自「普世教協」、「世界歸正教會聯盟」、「美國歸正教會」、「美國美南長老教會」、「美國聯合長老教會」、「英國聯合歸正教會」等教會組織的來函,表達支持之意。
〈人權宣言〉與政府的反撲
有鑑於美國國務卿范錫將於1977年8月下旬訪問中國並商討中美「關係正 常化」的議題,引起我教會人士的關心與憂慮,總委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會中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並將該宣言致送有關各國和教會,宣言中主張人權和鄉土是上帝所賞賜,要求卡特總統本著人權外交的精神,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堅持「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自由」,並基於自決的原則「促請政府建立台灣為一新而獨立的國家」。人權宣言發表不久之後,總會就接獲來自美國國務院「人權與人道事務」助理國務卿德立安女士(Patricia Derian)、日本基督教協議會、美國聯合基督長老教會等機構的來函表達支持之意。 但是無可避免的〈人權宣言〉的發表卻也遭到少數教會人士和內政部的無理指控。3月14-15的第31屆北部大會中,由陳溪圳等37名所提臨時動議案「提議北大發表聲明,表示去年8月16日以總會名義發表的〈人權宣言〉係少數人的意見不合教會程序、應屬無效。雖然這個臨時動議並沒有獲得北大接納而成為議案,但是政府護翼之下的傳播媒體卻藉此機會大作文章,以致於總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澄清外界對人權宣言的誤解〉以:發表〈人權宣言〉之合法程序、發表〈人權宣言〉之動機與精神、〈人權宣言〉之信仰依據,向外界說明發表人權宣言的必要。 另外總會也接獲來自內政部民政局三度來函,表示我教會所發表的「聲明」、「呼籲」和「宣言」明顯超出傳播教義的範圍,要求我教會撤消總會通過的〈人權宣言〉項決議,總會則根據內政部來函的內容發表〈本教會人權宣言之立場〉,函覆內政部:「本會基於基督教信仰,確信關心整個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安危和同胞的人權,皆為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本會所為並未「超出宗教範圍」。 由於國民黨政府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找到正當的理由來反制總會的宣言,所以就利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來刁難總會的事務。例如駁回我傳教師的出國申請,利用郵局的郵遞機會,無理的沒入教會公報社所交寄1329、1355、1372期的《教會公報》。 〈人權宣言〉發表之後,國民黨政府利用教會內外的壓力,都沒有辦法壓迫總會收回其成命。因此情治單位想盡辦法要找機會報復我教會發表宣言的舉動。這種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維持了一年多,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國建交的聲明對台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因而原本於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限期展延,而台灣社會進入相當程度的恐慌時期。
行政院〈寺廟教堂條例草案〉的制訂與宗教團體的反彈
當美國總統發表與中國建交的信息之後,各國的教會團體深知,這個國際政治的發展定然對我教會和台灣人民帶來極大的危機。所以從消息發佈3天之後,我教會先後收到來自英國歸正教會、德國宣教代表、美國歸正教會、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美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代表、加拿大長老教會、世界宣教聯合董事會、西德全國基督教團海外事務部、日本基督教協議會、世界歸正教會聯盟主席、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等機構和個人的來信,表達對教會的關心和對台灣人民的支持。
除了書信的支持以外,世界歸正教會聯盟秘書長白逸文博士(Edmond Perrot)親自到台灣5天,除了拜訪我總會和台南神學院以外,也與國民黨幹部會談。而1978年美國國務院的〈台灣人權報告書〉當中也提到長老教會所遭遇到的壓迫,以及羅馬字〈聖經〉被國民黨政府沒收的問題。
所以對國際來說,他們在我教會發表一連串的宣言後,逐漸瞭解台灣人民不希望台灣的國家前途被少數強權宰制和片面決定的事實,因此在我國家面對巨大的危機之時都會來信表達為我教會和台灣人民的支持。這實在是我教會多年以來,在強人獨裁統治之下,勇敢發出先知聲音的最好見證。
但是對我們教會本身來講,自從〈國是聲明〉發表後,教會也先後因應台灣政治前途和政治的不公義,而接連發表了〈我們的呼籲〉和〈人權宣言〉等重要的文獻。經過信仰的反省之後,教會的有識之士漸漸覺得,有必要制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為教會關還政治和社會問題找到神學的支持,因此1979年5月2日,於台中利巴嫩山莊舉行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決定建請總會成立「信仰告白起草委員會」,並建議各中會在年底以前召開「信仰告白草案研究會」,這個建議獲得總會通過,並且在後來的數年當中,成為長老教會信仰反省的機會,這大概是長老教會總會成立以來,首度以全教會做單位,做集體神學反省的經驗。
我教會開始對自己的信仰,開始做深刻的神學反省之時。國民黨政府卻已經想到,利用法律的規範,來阻止長老教會針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發表先知性的聲明。於是1979年6月,行政院會通過〈監督寺廟教堂條例修改草案〉,這個舉動的目的是想要利用在統治中國時就已使用的〈監督寺廟教堂條例〉,修改部分的條文,讓宗教團體直接受地方政府掌控,例如地方政府如果認為宗教團體的行為違反「公益」時,有權力命令宗教團體終止其行為,否則有權可以解散宗教團體。又規定教會必須成立6人以上的董事會,而神職人員必須佔有一半以上,根據這個條例,每個教會必須聘請3位以上的神職人員,否則不准存在,那麼長老教會教會在這條法律之下,可以合法存在的不會超過10間。
當這個法律草案進行發表之初,除了長老教會以外,其他宗教團體的反應冷淡,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先前就已經疏通各宗教團體,說明這完全是針對長老教會的法律,通過之後對其他的宗教團體不會有任何影響。但是當各宗教團體仔細研究這個草案之後,發現國民黨政府的謊言,因此一面倒的提出激���的反對立場。 總會的「常置委員會」立刻向立法院提出請願書,反對〈監督寺廟教堂條例草案〉的制訂���以維護憲法保護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場。這是台灣的宗教自由首度遭到最為嚴峻的挑戰,梁許春菊立法委��也因此針��此��提出異議的立場。而總會也發起全教���舉行祈禱會,為台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禱。而「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員會」有鑑於各宗教團體對於這個惡法的反應激烈,也在7月9日於台北青年會館召開「宗教法���談會」,商討這個法律的影響。
國際上第一個針對國民黨制訂的宗教法提出反應的團體是世界歸正教會聯 盟,該團體在8月8日寫信給蔣經國總統,為台灣制訂〈監督寺廟教堂修訂條例〉表達關切,10月初,由美國天主教、新���與��正教會所組成的「信仰自由委員會」也��函總��,強烈反對限制宗教自由的〈監督寺廟教堂修訂條例〉,��支持長老教會所做的信仰見證,
有鑑於國內外宗教團體對於這個法律的反對立場,加上政府和長老��會間長 時間以來的緊張關係,因此���民黨社工會主委蕭天讚與黨部官員在高雄與總會議 長李雅各牧師、高俊明總幹事和教會代表就〈監督���廟教堂修訂條例草案〉、山 地教堂租金問題、教會公報郵寄遺失問題進行溝通。
〈監督寺廟教堂��正條例草案〉持續成為普世教會關懷台灣的議題,普世教 協秘書長白瑞德(Philip Potter)致電蔣經國總統������此���案提���關切���而廣���流 通的美國教會刊物《基督教世紀》(The Christian Century)以及美國聯合衛理公 會世界宣道會刊物《新世界瞰望》(New Century Outlook)在近期報導中,針對 國民黨政府所通過的<寺廟教������>表達關切之意,這些國際上紛至沓來的關 切讓國民黨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所以這個條例草案難以進��立法院審議,而成為 正式的法律。但是這並不表示,國民黨政府就此改變政策,而歷史的發展似乎為 它的反撲提供絕佳的機會,那就是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與國民黨對長老教會的清算
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可以算是台灣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也不 為過,這個事件對台灣政治發展影響非常深遠,對台灣教會的發展也很大。這個 事件可以算是長老教會與台灣人民一起背負歷史苦難十字架的偉大見證。為此事 件而坐牢的高俊明牧師至今仍讓台灣人民感念。
「美麗島事件」也稱「高雄事件」,原來只是美麗島雜誌社所主辦的紀念世 界人權日遊行活動,原為表達言論的演講集會,卻遭到政府情治機關出動鎮暴部 隊包圍鎮壓,引發警民衝突。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所掌握的電子和平面媒體, 極力妖魔化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整個社會風聲鶴唳,而這種氣氛有利於政府大 肆逮捕事件的參與者。事件爆發4天之後,國內的教會團體包括:中華民國福音 聯誼會、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和基督教協會舉行聯席會議, 做成下列決議:1,推派牧師訪問受傷憲警。2,由陳溪圳、黎世芬和吳嵩慶上書 政府,支持依法嚴辦。3,推派代表訪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而中國基督教信義會第5屆總議會、浸信會第26屆年會,也致電蔣經國總統,呼籲政府嚴懲違反國策、破壞社會安寧的不法份子。台灣教會對美麗島事件的看法呈現分歧的意見。
就在這種由國民黨所釀造出來的社會氣氛之下,情治單位立刻展開大逮捕,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高雄事件的相關人士便遭到逮捕的命運。在主要人物陷入囹圄之後,政府進一步約談逮捕次要的參與者,12月17日有6名台南神學院學生為了參加高雄事件而遭到情治單位約談。12月23日,林仔內教會許天賢傳道師在禮拜進行當中,遭到情治人員非法強行挾持逮捕。而總會也為次事件向政府發表最嚴重的抗議,但是毫無結果。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和總幹事為了此事發表〈聖誕新年牧會文告〉,籲請長老教會信徒為世界與台灣的苦難祈禱。而1980年1月17日,「總會常置委員會」也召開臨時會議,會後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關「高雄事件」牧函〉,為這個事件表達教會的立場。 「美麗島事件」的消息很快傳到國外,1980年1月當中,總會就收到來自普世教協、世界歸正宗教會聯盟、全美基督教協會、美國長老教會、北美教協、美南長老教會、加拿大長老教會的來信表達關切。而1月底,世界歸正教會聯盟秘書長白逸文博士再度來訪問總會和台南神學院,並與國民黨幹部見面,提出事件善後的建議。此外還有西德基督教團、紐西蘭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也都派人來台訪問,針對美麗島事件表達他們的關懷。 就在整個社會盡力彌平「美麗島事件」所帶來的創傷之際,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事件受難者林義雄律師的母親和女兒祖孫3人慘遭暴徒冷血殺害,大女兒也身受重傷,此為震驚海內外的「林宅血案」。隔週總會議長李約翰牧師隨即發發表〈有關林義雄家慘案之牧函〉,呼籲以兄弟愛代替怨恨、以寬容代替憤怒、以雅量代替排異。林宅血案如今已經成為懸案,當初的行兇的歹徒仍然逍遙法外,如今凶案的現場已經成為「義光教會」,盼望上帝公義的光,能夠早日照亮台灣的社會。 長老教會的苦難還沒有過去,4月24日,我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以涉嫌藏匿「高雄事件」涉案人施明德而遭到情治單位逮捕。除了高牧師外,還有吳文牧師、林文珍長老、趙振貳先生、施瑞雲小姐、黃昭輝先生等人被以「藏匿施明德」、「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等罪名,先後遭到警備總部逮捕。總會「常置委員會」也於隔日召開緊急會議,並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緊急牧函〉,呼籲教會信徒為此突發事件迫切代禱。
高俊明牧師被捕的事件震驚普世教會,我總會立刻收到世界各地教會組織與團體的關懷電函,國內台北市區、羅東地區、東部中會、以及旅居彰化的原住民青年聯誼會、長老會所屬4間神學院、也分區為高俊明牧師被捕舉行禁食祈禱會。
由於當時的政治犯是遭到軍法審判,所以經過短暫的審理之後,警備總部軍事法庭於6月5日初審判決,高俊明牧師、林文珍長老許晴富先生「藏匿叛徒」處7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5年、全部財產充公。吳文牧師「共同連續藏匿叛徒」處兩年,張溫鷹「協助藏匿叛徒」處2年,林樹枝、趙振貳、黃昭輝、施瑞雲、許江金櫻「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處2年徒刑,緩刑3年,家屬不服申請覆判。11月9日,高俊明牧師因為涉嫌藏匿施明德案遭到軍事法庭判刑7年,所有財產沒收,於9月20日向軍事法庭提出抗告,接到軍事法庭通知駁回其抗告。
高俊明牧師被關入監牢之後,情治單位隊長老教會的壓迫並沒有減少,7月14日,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上午發生竊案,高俊明牧師印鑑及差會會計六千元美金支票遭竊走,青年幹事及助理總幹事之抽屜被翻搜。8月24日,由長老教會婦女宣道會所發行的《女宣》第208期當中因為刊載〈為國家社會的和諧禱文〉遭到警備總部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第三條第6、7兩款」為由查禁。9/月7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日學教材--《基督徒生活課程》已於八月中旬出版,但突收到行政院新聞局來函命令本會檢送教材至新聞局、警總及國立編譯館審查核備。
由於軍事法庭的判決並不公平,所以高俊明牧師數度申請覆判都是遭到駁回的命運,雖然人在監牢當中。但是高俊明為了福音緣故遭到壓迫的事件卻傳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普世教會的代表絡繹不絕的前來台灣。並且不斷呼籲國民政府早日釋放高雄事件的受難者,但不是遭到拒絕就是相應不理。所以從1982年開始,直到1984年8月15日以前,國內外的教會和人權團體對政府的要求一律都是釋放「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
對我們教會來講,1985年的4月9日到12日,第32屆長老教會總會通常年會期間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對現在的基督徒甚至是我們的後代子孫來講,都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雖然與草案的內容相較,文句遭到相當程度的修改,例如,將「祂的子,出世做人」修改為「祂的子對聖神投胎,對在室女瑪利亞出生做人」,將「對祂的死,受苦與復活」修改為「對祂的受苦,釘十字架死與復活」,將「使受壓制的得到自由,出頭天」修改為「使受壓制的得到自由、平等」,將「充滿公義、歡喜與平安」修改為「充滿公義,平安與歡喜」。雖然文句的修改,帶有相當程度妥協的意涵,但是信仰告白的內容的實現,仍然是長老教會亟需努力的一個方向。
結語
1945到1985年只有短短的40年,但是長老教會不論在體質上、在教會組織,以及基督徒的見證上都經歷先前未有的考驗。教會一路走來從步履蹣跚到目前能夠以比較自信的眼光望向未來,這些能力都是這些年歲中的試煉與見證才擁有得能力。 雖然在台灣未來面臨挑戰的時刻,長老教會為台灣社會提出了先知的預言,也提出努力的方向。但是比較遺憾的是當初的預言並未完全實現,台灣的未來面臨更為巨大的危險和艱鉅的危機,長老教會是否能夠在21世紀為台灣人提出上帝所喜悅的願景,考驗每一位基督徒的信仰與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