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太陽底下的台灣教會——日治末期教會面臨的難題

廖安惠撰 《台灣教會公報》 2392期 1998年 1月4 日 p.10-11


三島由紀夫曾於《太陽與鐵》寫道:「有兩種不能凝視的東西──太陽和死亡!」對於身處日治末期的教會而言,神權與政權就像是兩個太陽般熾烈,同樣跟隨著死亡 的陰影;選擇信仰將遭致現實世界的迫害、肉身的死亡,順服政權則將違背信仰、導致靈魂的失喪;對於身處此時期的教會與信徒而言,都是嚴苛的考驗。此外,對 整體教會而言,因著末期英加教會勢力的全面退出,使得台灣教會面臨自治、自養、自傳的考驗,逐漸形成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教會,加速戰後南、北兩教會實質合一。

【皇民化時期的台灣】

廣義而言,從1931~1945年台灣邁入了「皇民化時期」。1937年前,台灣社會由平穩轉向變動;之後,隨著日本在海外戰局的不斷擴大下,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各方面都遭受壓制與迫害。

在1931年上海事變後,日本國內少壯派軍人的勢力抬頭,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思想瀰漫全國,基督教亦被視為落後、不愛國的思想。為回應「大東亞共榮圈」口號,1936年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口號,做為統治台灣的三原則,計劃地將台灣全體納入國家體制控制中,期使台灣日本化。

1931年以後,日本在台灣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推展國家神道,要求思想改造,又推行「部落振興運動」(1932)、召開「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1934)、「民風作興運動」(1936年)及隨後的「皇民化運動」。

中日全面宣戰後,日本政府對台灣更加強思想言論統治的步驟,報紙漢文版被禁,教會使用的羅馬拼音也被攻擊。1939年,日本在台推行「改姓名運動」及鼓勵 「國語家庭」。其中嚴格規定人人必須參拜神社、家中要設小神座,供奉神道教的「大麻神」,教堂也不例外,因此傳道者都遇到此信仰與國家倫理難題。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台灣社會實質的抵抗運動已不可行;翌年,頒佈「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以利用「一視同仁」口號,鼓勵台灣青年投入戰役;1944年更實施「徵兵制度」,年滿20歲之台灣人被強迫到戰場上流血犧牲。

【教會面臨的困境】

對教會而言,隨著中國戰局的開打,日本與英美關係的惡化,隨後日本於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對教會的壓迫與控制也更加嚴格,在政局影響下,台灣教會與日本教會的關係便越來越密切,至戰爭末期,日人教會在無形中取代外國宣教師的地位,成為台灣教會的指導與保護者。

至1935年前,台灣教會的衝擊較小,因此還可從事大規模教會活動,受臨近日本及大陸奮興佈道風潮的影響,北部教會於1932年邀請賀川豐彥來台佈道,南部教會也於1935年舉行盛大的設教70週年;同年,為紀念日本在台「始政四十週年」,台北基督教各團體舉辦「全台灣基督教信徒大會」。1936年4月15 日,宋尚節來台佈道,掀起了「奮興」的傳道熱情;同時北部教會也興起傳道的「三年運動」。然而這卻是教會所能做的最後一次信仰自主運動,從此以後所有教會 的運動都只能由政府主導。

在外患紛沓而來時,南部教會尚能集中領導應付時局,北部教會就不如此幸運了;受加拿大母會分裂事件的影響,北部教會元氣大傷,領導中心遂由陳清義與偕叡廉 (Rev. George W. Mackay)承接;因對於教會內部領導風格的不滿,加上南北神學校合一問題、淡水兩校讓渡結果等,一群留學日本神學校為主的年輕傳道,從1932年「長執聯合會」的成立,次第展開「新人運動」,至1039年完成領導權轉移。嚴格說來,「新人運動」是北部教會中的權力鬥爭,然而其目標在於教會革新的本土運動,追求自治與自立,力促本地教會的獨立與發展。「新人運動」的成果,這些新進傳道們取得牧師資格乃成為對應戰爭時期台灣教會的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進傳道師在神學的認知上,比其前輩多了一層日本的影響。第一代傳道者皆由宣教師養成,著重信仰的實踐及敬虔的操練,對於神學思想持正統派看法;新進傳道師一部分受日籍自由神學派宣教師的支持,加上東京神學校的訓練,使得他們不論在教會權力分配中、神學思潮的引��上,都急欲佔有一席之地。

當新進傳道師取得領導權後��北部教會的內部鬥爭似告一段落,然而內部不同的勢力依舊潛藏於下;1941年4、5月左右,北部教會爆������神學生連名退學事件」,當初是因學生不滿學校及教會現狀,最後卻演變為日本憲警������捕���動。同年陳文贊、駱先春被日警拘留,原因應與其與宣教師接近有關,陳文贊因馬偕醫��產權���紛之故,被逮捕之因更為可議;因此戰後糾紛再起,北部教會又再次陷入紛亂中。

另外,日本殖民政府改變政策,嚴格要求思想改造,為使全民精神歸於國家���道,此時憲法中對人民��教的自由已不復保障,全國納入此種國家宗教體制下,基督徒面臨信仰與國家��制的倫理��題浮出檯面,首先受到衝擊的是教會學校「神社參拜」問題。且日據時期教會���������一直以立案問��受到刁難。南部長老教會首先面臨此危機,但1935年經日本教會之助改組成功,雖然妥協但不��於被接收。北部教會淡水中學及女學則於1936年被迫轉賣台北州政府指定的財團,成為不屬�����會機構的學校。隨著戰局轉進,各地日益激烈的排英、排美運動,英、加南北兩教會母會逐漸轉讓其所屬事業機構。自1938年起,所有宗教活動前都需行「國民儀禮」等儀式,因此1940年時,台南神學院因信仰立場,不願與當局妥協,遂閉校與台北神學校合併,所有西方傳教師被迫撤回母國,台灣教會進入完全自立、自傳、自養階段。

【日台教會的合作】

隨著英加母會勢力的退出,日台教會的關係更為密切。從1935年長榮中學改組後開始,日本教會成為台灣教會的指導者。193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北大會依日

本基督教聯盟之通牒,與當時在台的日本基督教會、日本聖公會、日本組合教會、日本美以美教會、聖教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台灣基督教青年會組成「北支事變全台基督教奉仕會」,從事弔慰因事變罹難烈士遺族、及替政府從事各項宣傳等工作,此組織於1942年擴張為「台灣基督教奉公會」﹐後又改為「台灣基督教奉公團」,其最後的目的是要合併為「台灣基督教團」。

又為貫徹日本精神,同年起舉行三次「全台灣基督教傳教師鍊成會」,長老會牧師、傳道都被迫參加,其目的在灌輸神道的宗旨及國民精神,被迫參加者如黃武東、徐謙信牧師等,都以文字敘述當時的苦楚。此外,由日本「滿洲傳道會」發展出的「東亞傳道會」招募海外傳道,1939年台灣教會也有4名參與。《台灣教會公報》也於1942年4月被迫停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北大會為要保障其教會地位,1942年以「台灣大會」名義前往交涉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未果。1943年2月26日,南北教會先行聯合,採教區制分為台北、中部、台南、高雄4教區;然後於1944年4月29日,由日本教會與台灣教會聯合,組成「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台灣基督教完全歸於同一指揮系統,原屬長老會系統的南北教會重心移轉至台北。

1944年7月後,許多牧師也被征召為「護國挺身隊員」,同年10月末,坊間流傳美軍攻台的傳言,表示若美軍攻台,要將基督教牧師送往第一線。同時牧師也有遭受逼迫者,如高端莊、莊聲茂等,其中高端莊更因精神困擾而身亡。然而教會內也有回應政府行動者,1944年11月,台北近郊傳道師組成「戰時慰問合唱團」,從事各種慰問活動。1945年2月13日,台灣教團組「戰時挺身隊」,要求隊員提供情報至總部,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解散,過去傳教者必須為政府效力的身分也一併解除。

【教會因應的探討】

皇民化運動時期,雖然有牧者遭受迫害、逮捕,然而教會對政府的抵抗非常軟弱,有時甚至扮演協力者的角色。為鼓吹日本精神,教會聚會需要用日語,禮拜中並要求舉行所謂「國民儀禮」,遙拜皇居、唱日本國歌、獎勵國語(日語)家庭,以及日語講道。如議事錄改由日文紀錄,也是日本政府的要求;對於改姓名運動,教會中也有多人響應,如文田宗義(汪宗程)、福山春雄(徐春生)等人;此外,禮拜堂或牧師館必須奉帶「大麻」(神道教偶像)。

直到戰爭末期,傳教中心移往台北,北部教會的地位顯著提高很多,然而,他們在戰時的許多作為卻成為戰後讓人非議之處。由第一、二屆北部大會宣言對時局的反應看來,其中不免引人有過度諂媚之感。對於與信仰牴觸的部分,北部教會也每每以「國民儀禮是非宗教或超宗教的愛國行為」解釋(《台灣基督教會報》,第8號,1943年7月1 版。),並主動聲明與加拿大母會斷絕關係等舉動。

就個人淺見,教會確實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而對於戰爭而來的精神苦悶,普遍存在於當時的信徒。然因本地教會之二、三代,經由教育而提昇社會階層,甚且受日本教育之故,對日本政府的反抗不強,因此老一輩教會人士多以同情的角度理解之。然而經由比較,我們可以發覺縱然是高壓的情況下有許多人採用沉默做為抵抗,而少數人卻迎合政權,配合政府,只為自己私利,這些人就成為我們必須批判的對象。

【結 論】

從台灣本土神學出發,日治時期仍然處於「移入」的階段,由西方宣教師移入母國的傳統神學、基督教思想與價值觀,此時期的特質是排斥本地文化,因此對本地的認同感覺疏離,教會專注於政教分離的傳福音工作,因此與政府無對話的空間與力量。至於後期,南北教會雖然受到較多日本教會的影響,然而就本土神學而言仍是移入的階段,藉由日語、日本神學界的接觸,使本地教會更快速得知歐美及日本的神學思潮,日本神學背景成為一種媒界,做為吸收西方及日本神學思想的管道。就後期而言,日本教會的影響比英加母會還深遠,可惜戰後台灣神學界轉回英美傳統,與日本接觸較少,因此就此時期而言,實無本土神學的出現。

本土神學是要藉著神學反省與處境相結合,促成教會的本土化,使教會的宣教與所傳的信息能密切與實況結合,其出現是在戰後,因時代的潮流與基督徒對台灣處境的反省而發展出來的;因之我們對過往的歷史,也要回到歷史的脈絡中,除了同情的理解,也要勇於批判,同時要多理解亞洲國家的神學脈動,使我們能時時反省,活出基督徒的身分。 (作者為高雄縣大樹長老教會會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