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末期台灣基督徒「傳道報國」認同之研究(1937- 1945)

盧啟明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文星 2011年3月。

論文英文題目:The study of "Den-doo Hoo-koku" Identity of Taiwan Christian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1937-1945. 詳全文

摘要

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展一系列集結國力的政策,臺灣宗教政策轉趨嚴格統制。是時,「傳道報國」係教會常用語彙,且包含「天國」和「皇國」二層意義。基督徒為實踐信仰,從靜態禮拜儀式轉趨動態服務心志,顯示其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變化。用是,本論文旨在究明戰爭時期臺灣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認同課題,分析其宗教信仰與國家民族的雙重身分,關注基督徒的歷史、文化、宗教及政治等經驗,探討戰時體制下臺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變動,以深究其跨越教會與社會處境的因應之道。

據本論文研究結果,1930年代中期,教會展開奮興運動,事務拓展迅速,會友信心昂揚。基督徒在慶典中藉歷史、政治及聖經確立榮譽感,並透過佈道家強調悔悟改過,發起自立自主的革新運動。基督徒在奮興運動中深入討論教義,經驗生命改變,秉持積極進取的觀念,認為自身對教會與社會負有責任,務須謀求兩者之進步,奠定傳道報國的心志,堅固「天國子民」的信仰認同。

1937年,「皇民化運動」以振作國民精神、普及國語政策、變革宗教風俗為主軸登場。基督徒認為應忍耐時勢、奉仕教會,漸於報刊和公共場合使用日文,並協助失去宗教依靠的民眾。1940年,日本驅逐外國人,又利用「皇紀二千六百年」慶典遂行精神教化及國家動員。臺灣基督徒肯定國家的強盛、日本基督教的進步,「傳道報國」一時形成重要召命,「皇國臣民」的國民認同達到高峰。

1941年戰爭擴大,總督府大肆推動國家神道。臺人起初順應體制,日人卻以「臺灣基督教奉公團」驅策協力戰爭。繼之,臺人未能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反遭官方授意的「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掌控教會機構。基督徒面臨生活和信仰的困境,遽被懷疑、監禁。即使順服政教張力,仍未獲平等地位,深受歧視和差別待遇。此一受苦處境喚起民族認同,「傳道報國」轉為關愛鄉土之情懷。

「主日學」為兒童信仰教育課程,日治前期頗有影響力。戰爭時期教會併入教團,基督徒對主日學共識不足,成效不佳,且因日本國內教材輸入,日語教學漸成主流,部分課目教導「忠君愛國」,在聖經、羅馬字與日語教學之間擺盪而招致批評。戰爭末期官方干預、資源匱乏,主日學漸被社會教化項目取代。此一過程提供臺灣基督徒檢討課程適切性的空間,並反思「傳道報國」的意義。

要之,日治末期可謂一段「傳道報國」的時代,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自勉傳道以報天國,未曾被國家神道動搖。然而,政治認同卻因應時局游移流動,且常有在臺、日、中、外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與日本政府、日本基督教合作,係出於護衛臺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初衷。基督徒在殖民地的苦難中,從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使其信仰良心甦醒,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拾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身分認同,誠然是各個時代都必須回顧思考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