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締結宣教協約之前

日本基督教會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06年4月19日 正式締結宣教協約,此前撰寫之。


 

我們日本基督教會在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締結宣教協約之際,首先要深深感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儘管我們教會在過去犯了許多錯誤,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仍然不斷對我們伸出友誼的手。誠願藉著此次締結宣教協約,雙方的教會能有更密切的交流。

我們除了讚美主的恩典,使我們雙方的教會能通過密切的交流合而為一之外,我們更要以懺悔的心對上帝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告白過去我們所犯的罪,並祈求赦免。

一、殖民地的統治

過去日本政府向滿清政府要求割讓台灣,並實施殖民統治長達50年之久。其間,且曾以武力來鎮壓那些反對殖民統治的民眾。不僅軍隊,其後警察也持續實施高壓政策。特別是對待原住民,不但不給他們人的尊嚴,更長期施以高壓統治。原住民因反抗此不平對待而爆發的霧社事件,日本政府不僅視之為叛亂繼而採取無差別的殲滅作戰,更將原住民的教會當做非法組織加以徹底彈壓。當時,日本的基督教會在台灣推動傳道事工,雖然目睹了這些實況,卻沒有基於信仰的立場,提出任何抗議或對應措施。1)

 二、殖民地的傳道

日本的基督教會當時在台的宣教,其實只是配合日本政府侵略台灣的殖民地式傳道。因為大部分的事工都是針對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的宣教。縱然有小部分是對台灣人的宣教,但其目的也是為使「台灣人日本化」而做,以協助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其間,日本的基督教會絲毫沒有與台灣的教會合作,站在與台灣基督徒對等的立場,追求共生。2)

 三、基督教主義的學校

  此外,在台灣的基督教會學校裡,日本政府廢止了禮拜與聖經課、禁止使用台語、強迫到神社參拜及強制使用日語教學。在教會中,也強迫使用日語及日本的國民禮儀。結果,有幾間學校被迫關門。雖然有少部分的人反對日本政府這樣的作法,並協助台灣的學校,但整體的日本基督教會並沒有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3)

 四、日本基督教的台灣教團

  還有,當日本政府加強「皇民化運動」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曾向日本的基督教會提出「合作」與「合併」的要求。但日本的基督教會並沒有充分回應,反而屈服於宗教團體法,順從當時教會合併的大勢,全體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一同走向襄助戰爭之路,並強迫台灣的教會與基督徒順服日本政府的國策。
 
在日本基督教團成立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曾申請加入,卻遭到拒絶。不但如此,該教團所設立的「台灣基督教團」後來被強迫改成「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其財産所有權亦遭轉移。因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戰後為了買回自己的財産,被迫付出極大的代價。關於成立「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一事,在台的日本教會乃順從國策來運作,我們要為此負很大的責任。此外,關於與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台灣教區的雙重會籍問題等等,我們也都需要深切反省。4)

 五、戰後責任

��後,於1951年,我們教會脱離日本基督教團,重新組織日本基督教會,但當時對��戰爭期間教會應採取的��度以及襄助戰爭的罪責並沒有很強的意識。所以對於日本的基督教會過去在台灣的��道方式,並沒有加以反省,也把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關係忘得一乾二淨。因此,對於戰後台灣的��會或基督徒所面臨的苦境,我們教會整體上並不關心,也沒有採取任何教會間的協助,只���我們��己教會的發展,而忽視了亞洲的教會或鄰居的困難,我們亦深刻地看到我們這樣的軟弱。5) 

六、不關心的責任

  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站在人權受到蹂躪的民眾那一邊,為恢復人權而奮鬥,在與國家��力鬥爭中受苦時,我們教會並沒有在祈祷中紀念,也沒有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慰問,更沒有尋求與在日的台灣人教����合作,我們教會對自己的不關心深感汗顏。6)

我們日本基督教會除了深深感謝上帝,儘管有這樣的歴史背景,仍然引導兩教會促成雙方正式的�������流外,更期望世界與歴史的主宰上帝繼續引導我們,使我們成為願意與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教會共同禱告,共同服事的教會,來實現上帝的旨意。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6:33)

 

 

【註】

1)      台灣的住民曾向滿清政府陳情,反對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並向列強請求支持,但都沒有結果。於是他們擁立從滿清派來的巡撫唐景崧為總統,獨自籌劃台灣獨立事宜,並於1895523日發表「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且於25日舉行獨立典禮。當時,日本政府即緊急派兵來台灣。

日軍登陸後不久,總統唐景崧便逃回滿清。此外,台灣民主國的領袖也相繼逃亡,於是台灣變成群龍無首的狀態。在南部,民眾為拯救古都,便從台南派代表,委託二名英國宣教師巴克禮牧師與宋忠堅牧師前往交涉。透過兩人的協助,日軍得以不流血的入城佔領台南。然而,其後仍遭遇住民頑強的抗日游擊戰前後達五個月之久。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警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透過電信、電話網,警察的力量滲透到地方的各個角落。此外,日本政府亦將保甲制度村落的自治組織置於警察之下,加強連帶責任,互相監視,互相密告,用以鎮壓抗日行動並維持治安。此外,這個制度亦在將總督府的意思傳達給住民的執行上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因此有人說「台灣的統治乃是警察的統治」。失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岩波現代文庫,2000,279

1930年10月27日早晨,霧社地區的原住民為反抗日本殖民地統治的蠻橫不講理以及無人道的壓制,於是襲擊了聚集在霧社公學校要參加運動會的日本人,總共有134名被殺,此謂「霧社事件」。事件發生後,總督府動員了2000多名的軍隊與警察,使用轟炸機及毒瓦斯,經過50多天的苦戰,而將之鎮壓。其後所採取的報復行動,幾乎使他們滅族。據說,當時有1400人人口的村莊最後僅剩下500人。(「認識台灣」,國立編譯館編印的『台灣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74頁,2000年,雄山閣出版社)後來台南的宣教師們向英國母會教會報告了霧社事件中日方殘忍的報復手段,引起國際社會極大的關切。至於在台的日本基督徒對此是否有任何報告則無從考證。

2)      關於日本基督教會對台灣的傳道方面,最早的記錄見189576日所召開的鎮西中會中的議案「為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併入我教會內,建議大會派使節委員訪問該教會並調查當地的傳道情形」『日本基督教會鎮西中會紀錄』,72。看起來「這個提案決議好像日本已經將台灣併為己有,日本基督教會也跟著將把台灣的教會併入自己之下一般」五十嵐喜和,「有關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的傳道」,日本基督教會神學校『教會的神學』8號,25。到了710日,在第十屆日本基督教會大會中,因鎮西中會的提案而對台灣的傳道議題加以討論。大家認為「以合併為目的是不妥的」,並決議派遣大會議長井深梶之助及傳道局長大儀見元一郎以「視察台灣的宗教並慰問在台灣的信徒為目的」訪問台灣。

但實際上並沒有立刻派遣,直到翌年6月大儀見元一郎才單獨訪問台灣。此次的視察與訪問的結果,大儀見元一郎於19877月第11屆日本基督教會大會中提出報告。文中提到台灣教會的實情以及日本基督教會應在台灣傳道的理由。報告中指出,1)基督教在台灣已建立龐大的勢力,且對民眾具有感化力。日本政府亦承認這一點,才會為了統治與基督教攀關係。在這種情形下,傳道乃是上策。2)在台灣的傳道,唯有同樣採長老制的日本基督教會才能與之互相協助,才會有希望。3)在台灣的日本人行為不檢點,他們才是「需要福音的一群」。因此,首先應對在台的日本人傳道。4)當然也有必要對台灣人傳福音。對他們傳道雖然非常困難,但既然他們已變成日本國民,所以對他們傳道也是我們的使命。這種看法可以說是日本基督教會對台灣傳道的一個基本的見解。五十嵐喜和,上述論文,30-32頁;『第11屆日本基督教會大會紀錄』,33-38

在這之前,傳道局曾於1896527日派遣河合龜輔牧師到台灣。那時在台灣的日本人基督徒曾來函,信中也提到「關於如何經營新領域台灣,有良知的基督徒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我們很擔心因殖民地統治而帶來日本人的野蠻行為、搶奪等,為此大家深覺有必要向在台的日本人傳道。」然而,「當中並沒有對國家的殖民地統治以及侵犯他國的行為加以批判。」戒能信生,「日本教會在台灣傳道的歷史」,日本基督教團台灣關係委員會,『同憂同樂』,35

此外,「福音新報」48號,1896529所刊載的植村正久的文章中,曾提到對台灣傳道的方向。其中雖提到考慮對台灣人的傳道,但仍主張應先對在台的日本人傳道。

以上日本基督教會對在台灣的傳道所抱持的基本態度,可以視為,因為對台灣人的傳道已在進行,而且在台的日本人基督徒覺得對「日本的統治者」傳道有更迫切的需要,以及受到財政上的限囿等因素所做比較實際選擇的結果。高井海勒由紀,『在日本統治下的在台日本人的新教教會史研究(1895-1945)』,國際基督教大學大學院博士論文,96

還有,1920年發表了植村的台灣論『台灣青年』創刊號。文中提到「同化」一詞,說「同化並非完全使之內地化之意」。不過,文中仍以台灣是殖民地為前提而論述。到後來,同化的問題與日本政府所提的皇民化政策,就結果來說不能說沒有關係。五十嵐喜和,上述論文,36頁;戒能信生,上述書,37

3)      英國宣教師巴克禮根據自己對台灣人的傳道經驗,覺得自己以英語來傳教是失敗的,所以改學習台灣話來傳教。他於是向當時受派在台灣負責教育工作的井澤修二建議,以日語來教育台灣人並非上策。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國語教育史再考,三元社,200142日本政府在台灣的殖民地政策,採取以日語來教育台灣人的方針,為此,1897年為台灣人的教育設立了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及其附屬學校,以及台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根據國語傳習所所規第1條記載,「教授本島人國語成為日常生活用語言並藉之養成日本精神」陳培豐,上述書,39。然後,自1898年起台灣人的初等普通教育便以公學校為中心來實施。

1930年發生霧社事件之後,日本政府對教會逐漸採取強硬的姿態。特別是對教會學校要求其師生至神社參拜,後來更強制實施。19314月,長榮中學的師生在英國宣教師的指導下,拒絕到神社參拜。從此,教會與日本政府間產生了對立『亞洲基督教會史(1)』,95-97。日本政府主張教會學校的教育有誤,違反愛國主義,故對教會學校採取高壓管理。到了1936年,報紙刊登一則新聞,「今後將到神社參拜,將常用國語,台灣長��教中學校規變更」台灣日日新報,1936.1.30),同時,聖經課也變成選修科目。

關於淡水中學的問題,當時的台北州知事今川說「在台灣施行的國民教育由總督府或州來擔任���是統治的原則…」台灣日日新報,1936),因而強制接收,結���淡水中學就變成隸屬於台北州了。關於這個問題,福音新報報導,「台北淡水中學及女中…台灣長老教會北部���會宣教師團與本國交涉的結果,終於決定以9萬日円轉讓給台北州…」(1936.7.3)。之所以會演變成這個結果,「肩負經營學校的重責的宣教師們對時勢的不��解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山本豐子,「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基督教主義學校的衝突--台南長榮高等女學校的軌跡--」,富坂基督教中心編,『近代日本的基督教與女性』,156-7這種說法,難免被批評為迎合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就�����������,淡水中學與女學校這兩所學校的管理權與財產便在1936年被台北州接收了。此外,台南神學校也於1940年,台北神學校於1945年都相繼關閉了。

屬於台灣長老教會南部大會的教會學校不����不採取「與日本基督教會合作以保護學校」的立場。1935年3月,台南長老教中學聘請日本基督教會長老,也���退役海軍軍人加藤長太郎為校長,1937年1月台南女學校也聘請當時日本基督教會柏木教會牧師植村環為校長,並分別改稱為私立長榮中學、長榮高等女學校以逃過被接收或關閉的命運。(『日本基督教團史資料������,���1篇「日本基督教團的成立過程」,218-9頁)。柏木教會於1937年1月17日的會員大會中通過了「教會建設案,牧師招聘案,從1月底至7月止派遣植村環擔任台南長老教會女學校校長案」這三個議案。另外,植村環也報告說,「神社參拜的問題將以『自由參拜』的方式來解決,期使學校能繼續經營下去。���(『日本基督教會柏木教會60年史』,69頁)。

4)      日本基督教會於1938年的第52屆大會���通過了「台灣的長老教會與我教會的連繫正逐年加強中,我們相信兩教會有必要做更密切的合作。因此,我們建議推選5名協力委員。」這個建議案『第52屆日本基督教會大會紀錄』,1938107-11日,7-11。隔年1939年的第53屆大會中,協力委員上與二郎報告說「日台兩教會關係日益親密,頗有合併之勢」『第53屆日本基督教大會紀錄』,1939106-10日,149-150。然而,之後這個委員會不常召開,也沒有發揮它的功能。

19401116日召開的日本基督教聯盟第18屆總會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被接納加入該聯盟,後來又聽說日本基督教團即將成立,便向「日本基督教團籌備委員長」富田滿宛提出加入該教團的要求,關於這件事則交付給該教團的第一類教會部日本基督教會處理。隔年19417月底至8月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協力委員會委員長佐波亘訪問台灣的教會,並針對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一事加以協商。佐波亘在後來的報告書中提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加入手續上有不完備的地方,且無法以一獨立教區來加入;即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方面態度一致,要加入也必須獲得當地第一類教會的同意」,他又進一步說「教團剛剛誕生不久,是否再觀察一年後再加以考慮。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皇民化運動日益激烈以及外國宣教師的紛紛返國,所以才會要求我方的指導與協助。我方豈不應基於深切的同情,認真地考慮此事嗎?」。(『日本基督教團第1部第1屆大會報告及議案』,1941123-4日,89-91頁)關於這份報告,其中雖然一方面對台灣表示同情,但另一方面態度卻仍十分審慎,「很難明白箇中的真意何在」五十嵐喜和,上述論文,47。也有人指出「在台灣,長老教會被視為間諜,我們可以想像,日本基督教會可能會擔心,若與長老教會合併的話,必然會受到同樣的看待。」高井海勒由紀,上述書,3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眼看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無望,台灣的教會有被孤立化的危機,於是在1943225日南北聯合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成立大會之後,於1944429日成立了「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據說當初原本想採用「台灣基督教團」這個名稱,但因日本教會的反對而改變。此教團成��的目的是「本著皇國的精神來建立,宣傳日本基督教,期使在台灣的基督教徒成為皇國民,因而在此結合全台隸屬於日本基督教團的各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聖公會的信徒同心一意來設立教團」羅文福,「有關台灣基督教團的成立及日本式基督教的建立」,『日本基督教團資料集:第二編』,342-6。此外,從羅文福的文章中可以窺見,當時尚有「新教團的機構及雙重教會籍的問題,財政及神學校經營的問題,以及教團名稱的問題」等問題存在、待解決。

此外,關於財政的問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登記在「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名下的土地財產,後來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日本財產」,教會花了許多的財力,時間與精神才將它要回來,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言可以說是「最大、最痛苦的後遺症」高井海勒由紀,上述書,353

5)      1945年日本戰敗後,台灣歸中華民國統治。同年10月,當時台灣的教會中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解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得以重新開始。中華民國因國民黨帶來的軍事統治,使百姓陷於不正與混亂之中,百姓從光復的喜悅與期待轉變成失望與喪氣。終於到了1947228日,民眾起義而爆發了「2.28事件」。國民黨政府將這個事件視為對國家的叛亂而徹底的加以制壓。有人在言行中批判此事的,國民黨政府不用逮捕令便可加以逮捕,不經審判就可以處刑,無數的人因此失踪。教會也遭受迫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包括許多有名望的信徒也都犧牲了。其後國民黨政府更藉由戒嚴令,大大地限制了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施行嚴苛的統治。我教會對台灣當時的情形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面臨的苦境不僅無從得知,同時也不關心。

1951年,日本基督教會脫離日本基督教團重新出發。在1954年的第4屆大會中提出「我教會為避免因與世界福音主義的教會隔離而成為孤立的、封閉的教會,也為了與世界長老教會交流,我方與世界長老主義教會聯盟應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應針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這樣的議案,最後通過了「有關與世界長老主義教會聯盟的關係之建議案」。4屆大會紀錄,108之後於1956年的第6屆大會中決議加盟世界長老主義教會聯盟後改為世界改革教會聯盟,並通過了「有關與亞洲各教會交流的建議案」,文中說明「日本基督教會身為一個自主獨立的告白教會,願意在主裡與亞洲的各教會,特別是東南亞、中國、印度等國以友誼和責任積極進行交流。因此,我們建議大會常置委員會就此相關問題立即展開調查與研究。若有機會,在不失教會自主性的前提下,能開拓具體的交流管道。」其後雖有這樣的紀錄:由「時代與宣教的神學研究委員」所提出的報告『第8屆日本基督教會大會紀錄』,47,文中提到「我們可以,也有必要從世界的眼光並站在日本與日本教會的立場做明確發言,特別是要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教會建立真實的交流,日本基督教會肩負的使命非常重大」,然而文中並沒有具體的提案。日本基督教會本身忙於確立自己的教會體制,所以雖再三提到加盟日本基督教協議會一事,卻沒有實現。或許,這也是無法得到有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實況的原因之一。

6)      在國民黨強權政治之下,台灣的百姓受到嚴格的。在這當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著尊重上帝之前所有人民的基本人權,一直站在民眾的一邊發聲。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處境日趨艱難,並於197110月不得不退出聯合國,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國是聲明」(1971.12.17),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全台灣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並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以圖台灣的民主化」。1975年,國民黨政府突然沒收台語聖經包括廈門話,泰雅語聖經,並禁止印刷聖經。為抗議國民黨政府的蠻橫,台灣長老教會又提出了「我們的呼籲--有關聖經、教會及國家--」(1975.11.5)1977年,美國發表了「一個中國」政策後,教會更提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1977.8.16)主張「我們根據信仰及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認為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處於政治上的內憂外患下,仍堅持自己的信仰立場,為維護人權而大膽地發聲。

19791210日,國際人權日大會在高雄舉行,當天的與會者與軍警發生了衝突,引發流血事件。此事件被稱為「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反對國民黨的領導者一齊被捕,國民黨政府藉軍事裁判冠以叛亂的罪名。翌年1980年,當時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以及10名教會關係者也以「幫助犯人逃亡及藏匿犯人」的罪名被捕。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並沒有屈服於國民黨政府「罷免高總幹事」的壓力,反而支持高牧師在獄中的証言參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獄中証言集』。高俊明總幹事最後於19848月被釋放。

1981年,我教會再次設立了對外關係委員會涉外委員會,於隔年討論了與在日大韓基督教會與在日台灣教會的關係,同年6月訪問了在日的東京台灣���會的蘇慶輝牧師,商討與台灣基���長老教會交流的事宜。更於19857月與台南神學院鄭兒玉教授懇談,該年10月初次有台灣基�������������教會議長陳博誠牧師參加日本基督教會第35屆大會。翌年4月,日本基督教會大會議長桑原昭牧師參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33屆總會��開始有了相互訪問。雖然,在日台灣人教會的牧師有時也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出席大會,互相交流,但����乎沒有教會與教會間的往���。其實,根據蘇慶輝牧師在「在日本台灣人傳道的歷史」一文中的記述,從戰前1937年開始的幾年間,在日台灣人曾借用柏木教會做禮拜。日本基督教��台灣關係委員會,『同憂同樂』,111

福音時報刊載有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報導是在1980年代以後的事。從198212月號起連續3����連����蘇��輝牧師的文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道,山地傳道以及現況」。此外,1982年在渥太���召開的世界改革教會聯盟第21屆總會中,曾產生設立亞洲支部的構想,於是日本基�����教會為了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互相交流而開始有了聯絡。之後在198310月,第33屆大會中,日本基督教會訂定了「基於日本的現況有關教會與國家關係的指導原則」,對�����本發動侵略戰爭以致「對亞洲各國的人民及各教會的生命與權利所造成的侵害」深表懺悔並告白自己的罪。�������樣的行動為我們打開了與亞洲各教會的交流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