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部教會的歷史盲點

隨著主後2000年的逼近，中部一些祖父級的教會，也都陸續展開慶祝設教百週年的活動，例如﹕「清水」( 1895年 )、「鹿港」( 1897年 )、「員林」( 1897年 )、「柳原」( 1898年 )、「溪湖」( 1898年 )，還有即將邁入百年教會之林的「芳苑」( 1899年 )、「大里」( 1899年 )、「草屯」( 1900年 )、「豐原」( 1901年 ) 等等。

這些教會分佈廣泛，包括現在的台中中會、彰化中會以及部份的嘉義中會，橫跨山線與海線，彼此之間，看似不相干，但卻都有二個奇怪的現象。第一、這些教會屆滿百週年的時間都相當接近，而且若以彰化教會為中心，全在一日的腳程距離之內。第二、若檢視他們的設教沿革時，就會發現它們要非前後矛盾，就是錯誤百出。我們就拿1935年出版的《南部台彎長老教會設教七十週年寫真帖》[1]（簡稱《寫真帖》）、1970年出版的《台中中會成立40週年紀念冊》[2]( 簡稱《紀念冊》)與1985年出版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120週年年鑑》[3]( 簡稱《年鑑》)來相互比對，就會發現，光是公告設教年份前後不同的就有﹕「大里」、「員林」、「芳苑」、「大肚」、「南投」等五間教會；設教沿革或土地來源說法不一的也有﹕「清水」、「鹿港」、「柳原」、「大里」、「員林」、「芳苑」、「和美」、「大肚」、「南投」等九間教會。

這當中，有一些是極為明顯的錯誤，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一眼看穿的，例如﹕「清水」在沿革中承認是由梅監務所創設的，日期是1895年4月11日，可是梅監務初抵台南的日期却是1895年12月18日，那時，單是從台南徒步至彰化就要費時五日，這還不包括梅監務在12月19及23日兩天，仍在台南參加「台南教士會」會議，你說，這種說法如何可能呢？沿革又說，在「1901年正式派遣傳道師楊福春來牧會」（《紀念冊》）或「1896南部大會派遣首任傳道師楊福春...」（《年鑑》），可事實上卻非如此，因為梅監務的書信手稿中就明明記載說﹕

1899年1月19日前數日，我與「春」在「牛罵頭」（清水）地區佈道，成效斐然，...突然間，神要我留「春」在此一年…。

此外，依「台南教士會」會議記錄，楊福春是在1900年1月才獲准進南神當試讀生，[4]因此，楊福春既不是在1896年或1901年至「清水」，也非正式派遣，更不是什麼傳道師，那麼，「清水」沿革上所說的又如何可能呢？事實上，「清水」的開創史應該是：1897年4至8月間梅監務初至清水租屋佈道，其後該屋閒置約一年，並淪為厝邊的養雞場；直至1898年6月20日梅監務才重返清水。1899年初，如前所述，留下楊福春繼續「清水」的事工；1900年「教士會」才正式派遣張有明至「清水」牧會，隔年改派黄烏皮…。[5]

或許，你會說這不是普遍現象，是孤証，不足為例，那麼「斗六」土地奉獻者之一的梅監務，在沿革所宣稱的購地年份那年（1913），早就因為梅牧師娘之健康問題，而在澳洲定居養病多年了（1909年1月~1914年11月），根本不可能於是時出錢買地，那麼，沿革上所說的又如何可能呢？

或許，你又會說，這是因為教會的組織規模、人力資源、經費預算的囿限，使他們對史料無法有效的保管、運用之故，可是，何以連「柳原」這種頂級規模的教會也難逃這種錯誤呢？他們說設教記念日是1898年5月8日，這肯定也是個大烏龍，因為在同年5月5日的台南「教士會」會議記錄就記載﹕「收到東大墩 ( 柳原 )已開設教會的消息」[6]，所以「柳原」開設的日期肯定是在5月5日之前。另根據梅監務的書信手稿及梅師母洪伯祺的傳記抄本《宣教學者梅監務》的資料，[7]我們可以斷定「柳原」的開設日期應在該年的2月。

若有史實爭議的教會才僅上述三個，那問題不大，都可以算是個案，但令人遺憾的是，它正是這些百年教會的普遍問題，幾乎每個教會都有問題。例如﹕「鹿港」和興街的土地，《寫真帖》說是由梅監務、蘭大衛、何希仁等三位宣教師共同出資，而《紀念冊》卻憑白無故的刪掉梅、蘭兩位，雖然，在何希仁抵台前7個多月，梅監務已離台赴澳定居，梅、何二人不可能同時均為出資人，可依他們的奉獻記錄研判，應該刪掉的是何希仁，怎麼反而是梅、蘭呢？此外，將設教年份弄錯的更是不勝枚舉，例如：「溪湖」的百週年應該延後一年，因為梅監務的書信手稿明明記著﹕1899年9月租屋，10月開始「聚會」﹔至於「員林」則應延後兩年，將1897年改成1899年，並將土地捐獻者改成梅監務。[8]相反的，「豐原」應該提早一年，因為梅監務的書信手稿就清楚的說﹕「葫蘆墩」（豐原）是1900年3月；而「大肚」( 茄頭 )更要提早整整五年。…

在我們詳細的比對《寫真帖》、《紀念冊》與《年鑑》之後，發覺這些所謂的教會史，其出版年代越晚者增補越多，而且多屬虛構，畫蛇添足之作。對此現象，清朝史家崔述（1740~1816）評論道：

世近則所聞詳，學深則所記多，此必然之理而無可疑者也。然吾嘗讀《尚書》，孔子之所序也，乃僅斷自堯典以下。其後五百餘年，有司馬遷，其學不逮孔子甚遠，而所作《史記》乃始於黄帝。至司馬貞，又後於遷者近千年，其學亦益不逮；乃為遷補本紀，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黃帝者千數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貞、鍾惺輩，學亦益陋，而其所續《綱鑑捷錄》等書，乃反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之時。是何世益遠，其所聞宜略而反益詳；學益淺，其所記宜少而反益多哉？[9]

我以為，這樣的地方教會史，應是「小說」的成份多，「史實」的成色少也。例如﹕「芳苑」與「和美」兩教會，早期歷史原本都是「沿革不明」(《寫真帖》)，可是，35年之後，在《紀念冊》中卻變成史料豐富，有頭有尾了﹕兩教會均承認梅監務是該會的開創者之一，從史料上來看，這倒是正確的，可惜，才又過了15年，兩教會在《年鑑》中就不約而同的將梅監務自沿革中剔除了。令人不解的是，這種剔除梅監務的現象，仿若流行病，相當普遍，除了「芳苑」與「和美」之外，還有「鹿港」、「大里」、「員林」、「南投」、「豐原」（購地的部份保留）、「草屯」、「大肚」等等。因此，我以為，若要消除中部教會的歷史盲點，還原歷史的真相，理應從研究梅監務著手，但現在，則僅就他的宣教與奉獻兩方面約略的談一下。

二、「英國乞食」梅監務

梅監務牧師 ( Rev. Campbell Naismith Moody,1865-1940 )是一位英籍宣教師，於1895年12月18曰抵達台南，同行的還有蘭大衛與廉得烈兩人。他在結束語言訓練後，隨即受派前往彰化(1896/11/3)，開始他的宣教工作。梅監務對中部教會的貢獻，著實令人刮目相看，不管從那個面相來看，均是如此。例如，從教會增長來看，自1896年至1913年，前後18年間，中南部教會（含支會），從44間成長至90間，其中包括彰化「副宣教中心」( Sub-centre) 所屬的19間，蘭大衛說這些都是梅監務開拓設立的，佔所有新增教會的百分之四十一強。從這方面來看，中部地區除了「大社」、「彰化」、「社頭」、「原斗」、「西螺」以及埔里地區之外，所有的百年教會，或多或少，都與梅監務脫不了關係。

除了宣教事工之外，梅監務也像一位「金主」，到處資助有此需要的教會，其奉獻的金額之龐大，次數之頻繁，令人咋舌。例如﹕「柳原」購地100元、建堂1000元以上﹔「豐原」購地建堂，金額不詳（與蘭大衛合資）﹔「彰化」購地，金額不詳（與蘭大衛合資）、建堂4500元﹔「鹿港」和興街購地，金額不詳（與蘭大衛合資）﹔「員林」購地建堂88.11元﹔「大城」建堂，金額不詳﹔「斗六」購地，金額不詳（與他人合資）﹔「南投」購地建堂1360元等等，這些金額若與當時台籍傳教師的月薪相較（約在7至10元之間），更可看出它的非比尋常。不過，奇怪的是，梅監務在彰化工作二年之後，只要他人在台灣，「台南教士會」就不曾撥款補助彰化「副宣教中心」所屬的教會。例如﹕從1899年至1909年，11年之間，「台南教士會」總共撥款85筆，援助中南部教會，其中包括彰化「副宣教中心」所屬的教會22筆，沒有一件是梅監務在台時申請的，唯一例外的是「豐原」與「柳原」兩教會﹕前者是由梅監務親自申請的，總共才50元而已﹔後者則是梅監務逕向英國母會申請，經同意後轉請「教士會」核准的。這就是說，當年中部各教會的經濟需求，都是梅監務自行設法籌措供給的。因此，梅監務總是待己甚薄，飲食粗俗，衣衫破舊，對於他人的質疑，常自言﹕「我若搭三等車（火車），（所節省下來的錢）二年之後就可蓋一間禮拜堂了。」是故，有人戲稱他為「英國乞食」！從這方面來看，中部地區所有的百年教會，或多或少，也都與梅監務脫不了關係。

三、結論

一般而言，當我們開始籌備設教百週年慶時，經費預算動輒百萬，可卻往往輕忽史實，非但甚少求真，反常隨意竄改，以訛傳訛，當然這不全是我們地方教會的錯，學術研究單位的懶惰恐怕也是幫兇。另一方面而言，史料搜羅不易，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以為，設若能由地方教會出資，選擇與其相關之宣教師的著作或文獻，重印出版，則不但能免除「忘恩負義」之惡名，而且有助於台灣教會史之研究，如此，豈不兩全其美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