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亮情結——試談甘為霖與梅監務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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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宗興撰  

《台灣教會公報》2508、2509期,2000年3月26日、4月2日



一、共振現象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都有個令人費解的奇怪現象,就是所謂的「瑜亮定律」,是說百年奇才往往同世迸出,或爭奇鬥艷,或唇齒相依,或勾心鬥角。遠的如春秋戰國之諸子百家;近的像五四時代的百花齊放。針對這種奇怪的現象,張系國論道﹕
為什應英雄豪傑總是狹路相逢,在同一時代出現?尤其可怪的是,歷史上多少時代連一位像樣的人物都沒有,都是些猥猥瑣瑣的小人。但是英雄豪傑不出世則已,一出世就統統同時出世,既生瑜,又生亮,非把個周瑜急死、氣死不可…後來讀到控制理論的鼻祖韋納的傳記,發現他早就知道「瑜亮定律」。韋納有次和友人在池塘邊散步,突然一蛙摑摑而鳴,群蛙隨即摑摑大嗚。韋納就笑對友人說,這正是正向反饋及共振的作用了!

有趣的是,我以為,這種「共振現象」也曾出現在南台灣的宣教史上。從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馬雅各醫師至台南宣教開始,至1934年止,70年間,共差派宣教師56人投入南台灣的福音市場。這些學有專精的宣教師,不但共同締造了輝煌的宣教佳績,而且在學術研究上,更是激發了「共振現象」,特別是與蘇格蘭之格拉斯哥相關的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與梅監務(Rev.Campbell N. Moody)。 他們是所有宣教師中寫作最勤奮的二位,著作更是不勝枚舉,光是在1907至1915年之間,甘為霖就出版四本書﹔梅監務也出版三本,兩人好像是在比賽出書似的,因此,不禁令人感到好奇: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呢?

二、甘為霖與梅監務

在探討他們的關係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他們的背景資料:甘為霖生於1841年,梅監務生於1866年,兩人年齡相差26歲,都是蘇格蘭人,他們在許多範疇都是平分秋色,難分軒輊。以資歷來看,甘為霖是第四位來台的宣教士,是台南「教士會」大老,也是盲啞學校創辦人;而梅監務則開設彰化「副宣教中心」,並與蘭大衛合作,創下醫療傳道最成功的例証。以宣教來說,甘為霖足跡遍及埔里、大社、澎湖,還險些命喪「白水溪教案」﹔而梅監務在中部地區創設二十幾間教會,縮衣節食,購地建堂,前後奉獻近萬元。此外,以著作而言,甘為霖之作品多為史學鉅著或工具書,如《荷蘭治下之台灣》、《台南教士會會議記錄》、《廈門音新字典》等等,至今乃是研究台灣史的經典之作;而梅監務的著作多關宣教心得,更因兼獵孔老學說,故對台灣的風土人情之描寫,精辟深入,如《異教徒的心》、《福爾摩莎的聖徒》、《初代信徒的心智》等等,不論過去或現在都是剖析台灣人的最佳工具。

然而,當我們要評論歷史人物彼此的關係時,總會覺得力不從心,而這種現象又特別以宣教師為然,此乃因涉及當事人內心觀感的一手資料難尋也。當然,我們或可從書信、著作中,輕易看出他們對同工的讚美,但卻很難在字裡行間找到批評字眼。甘為霖與梅監務之關係就是典型的例子。例如,梅監務在1898年3月11日給朋友的信中就曾提到甘為霖,他說﹕
在安平登上輪船後,我很驚訝的發現甘為霖夫婦…也要去澎湖。……在禮拜五早上,我收到甘為霖的信,說有艘往基隆的輪船,因大風之故駛返(馬公),目前仍停泊在港口。……

從信中我們可知,當時,他們雖有互通消息,但關係顯然不密切,不然,台南才區區幾個宣教師而已,怎麼會不知對方也要去澎湖呢?可是,我們卻不能據此大作文章,說他們之間如何如何,畢竟証據太少了。但我們若轉個方向,暫時擱置一手資料,從較客觀的《台南教士會議事錄》著手, 去挖掘,去深究,去統計,就會赫然發現許多奇怪的「孤立」事件,再據此逐步拚湊還原,那麼我以為,真相雖不中亦不遠矣。
例如,梅監務在彰化工作二年之後,只要他人在台灣,台南「教士會」就不曾撥款補助彰化「副宣教中心」所屬的各教會。從1899年至1909年,11年之間,台南「教士會」總共撥款85筆援助中南部教會,其中包括彰化「副宣教中心」所屬的教會22筆,很湊巧的是,竟然沒有一件是梅監務在台時提出申請的。唯一例外的是「豐原」與「柳原」兩教會﹕前者是由梅監務親自向「教士會」申請的,總共才50元,——在「教士會」批准的款項中,金額在50元以下者共30件,而彰化「副宣教中心」所屬的教會就獨佔12件,佔撥款彰化筆數的二分之一強﹔後者為梅監務逕向英國母會申請,經同意後轉請「教士會」撥款的。奇怪吧!或許,你會懷疑這些數據純屬巧合,那麼,我以為下列的「教士會」會議記錄定然可以消除你的疑慮:

「英國宣道會」Mr. Dale 來函討論﹕關於「教士會」與彰化「副宣教中心」的金錢關係。(教士會)同意「在新的會計年度即將開始之際,希望透過溝通,——在梅監務至台南時與之協商,能在金錢的援助方面,達到儘可能容易的結果。」(770.2)
這就証明了,在「教士會」方面確實有人故意刁難梅監務,甚至連他回英國休假之際,「英國宣道會」因其健康之故,決定要梅監務多留英一年時,台南「教士會」還特別寫信「強烈抗議延長棄置彰化不顧」。(752.3;4)可是相對的,「教士會」卻為了讓馬雅各二世休假,而叫蘭大衛關閉彰化醫館來支援台南醫館。(771.5)如此,我們不免想問,這種前後矛盾的決策是如何形成的?是誰在主導呢?或者更明白的說,到底是誰在刁難梅監務呢?

三、瑜亮情結

雖因史料的囿限,我們無法切確的指陳是誰在刁難梅監務,但是,我們發現在台南「教士會」中的確有人「非常強勢」,他不但很可能主導決策,甚至還多次公然與「英國宣道會」唱反調,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甘為霖。例如,剛才提及的「馬雅各二世事件」,就因其明顯的差別待遇,而遭「英國宣道會」來函指責,說「特別優待教士會中之一員的行為將會導致宣教的不協調」,因此表示「強烈反對」。可是「對於(母會)此二決議文,甘為霖並未投票(同意)。」

或許,有人會辯說,甘為霖個性耿直,一向對事不對人,連馬偕都稱讚「他是一個愉快的伴侶」,因此不能憑此就斷定他有私心,公報私仇或刁難梅監務。可遺憾的是,根據下列記錄原文,我們發現事實就是如此,無庸置疑:

「教士會」同意印刷八冊梅監務寫的羅馬字之《羅馬人書1∼8章註釋》。甘為霖希望加上但書:歡迎梅監務的投稿以充實基督教作品,但除非梅監務更正拚音(用ia代替ie),否則他不會批准正排版中的梅監務書信原文。(737.4)

當時,雖然已有二本羅馬字字典, 可拚法尚未完全統一,不但巴克禮尚未開始著手翻譯白話字新約聖經,連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也要七年後才付梓,是故,如此強迫梅監務更正拚音的作法,可說是強悍霸道。更何況,素來對羅馬拚音頗有研究的林信堅牧師也認為,就福佬話而言,梅監務的拚法才是正確的呢。

當然,在「教士會」中也有人想化解這種對立的情況,故曾邀請梅監務至台南神學校教書,但卻遭梅監務拒絕。 更糟糕的是,上述這些事件,全密集的發生在三年之內(1906∼1908), 是故,當台南「教士會」 違反「英國宣道會」命令,決定「延後討論教士會與彰化副宣教中心之關係」後,短短半個月之內,梅監務即向「英國宣道會」請辭,並知會「教士會」,宣稱養病,避居澳洲。 梅監務在經歷一連串的杯葛與打擊之後,用選擇離台來表示他的無奈,以及對「教士會」決策失衡的不滿。關於這些事件,蘭大衛當然心知肚明,故知道梅監務此番離台將與往昔不同,養病只是幌子:不然,若僅是換環境養病,何庸辭職?而即便真要養病,也不用走得如此匆促急迫啊?所以蘭醫生才說這是「悲傷的離別」,蓋不知何日再見也。這也是梅監務離台最久的一次,共計5年10個月。最耐人尋味的是「教士會」對梅監務辭職的反應,他們在他「辭職」後的第83天﹔離台後的第41天,才準備要寄發感謝函,肯定梅監務對台宣教的功績。(776.2)

以此觀之,當甘為霖評論梅監務說:「梅牧師的穿插、吃食,若英國乞食。」時,我們就會覺得很難斷定這句話究竟是褒耶?是貶耶?

四、結論

最後,我必需請大家注意,當我們嘗試釐清甘為霖與梅監務關係之際,不免引用諸多負面史料,穿插辯証,可我旨在還原事實真相,並無意「拆穿」任何人,是故不能藉此擴大解釋,評論誰人不好,畢竟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甘為霖或梅監務的暸解僅屬皮相,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均為一時瑜亮,他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或應僅是「既生瑜,又生亮」的情結耳。

199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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