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日出之處」的宣教
兼回應「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
|
李加恩撰 《台灣教會公報》2469期, 1999年6月27日, p.14 本文作者李加恩牧師於1996-1999年間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派在馬紹爾的宣教師 在Marshall Theological College, Majuro, Marshall Islands任教 一、「上帝國」與「台灣國」的外交面向 當島內的居民還在注視著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是否要脫黨參選時，在太平羊島上馬喬魯（Majuro）市舉行的聯合教會密克羅尼西亞會議已悄悄地結束了。這個一百多年前由公理會（Congregation，美國U.C.C.教會的前身）差派宣教師來此所建立的密克羅尼西亞的教會，會員包括四個島國：特拉克（Chuuk）、波納貝（Ponape）、庫薩伊（Kusaie）、馬紹爾（Marshall）。除了這四個會員國外，紐約的總部代表亞太地區的幹事蕭清芬牧師及助手何克禮長老（Gary Hoff）及當初協助宣教有功的夏威夷聯合教會亦依照先例前來。 此次會議破例邀請日本聯合教會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觀察員身份與會。總幹事羅榮光牧師及傳道幹事徐信得牧師在盛情難卻之下，推掉所有一切事務，坐了十幾個鐘頭飛機，經過二天才安抵會場。會中蕭清芬牧師有感而發：「這真是一個十足的太平洋島國教會的會議，與會者每人都與太平洋島國有關係，即使出身在美國的何克禮長老，也曾經在台灣擔任宣教師九年之久。」事後羅榮光牧師表示，此次會議帶給他一個新的異象，過去台灣教會太過重視歐美大國的普世關係，而忽略了自己鄰近的一些島國，從今而後，「大膽西進」的外交政策應修正並加入面向「日出之處（東方）」的宣教合作。特別是三年前馬紹爾政府與台灣還沒恢復邦交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已差派本人前來協助這兒的神學教育，此次建交後外交部長胡志強有意使馬紹爾共和國成為臨近國家的「櫥窗」，無怪乎除了馬紹爾外，其他三個會員教會，這一週來頻頻與羅牧師、徐牧師接觸，希望比照辦理，亦由台灣派宣教師至他們國家協助教會事工。看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中華民國政府聯手分進在太平洋海域上擴展福音事工與外交關係，使「上帝國」與「台灣國」合而為一，這真是當初眾人始料未及的。也為這世紀末「被孤立」的台灣外交關係打了一針強心劑。 誠如某人所說「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本人亦相信海外宣教是島內宣教的延伸，只有台灣島內教會復興起來，人人熱衷於福音事工，海外宣教才有辦法振興起來，剛在本屆總會中提出的「21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參考方案」即是一例，這個以島內宣教運動為主的方案若能確實落實後，隱藏在背後的海外宣教的熱潮，才有可能浮現。 二、 教師在文化境況中的「功」與「過」 林秀美小姐在《台灣教會公報》 2439期第11版，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闡述宣教師到異國，不懂得尊重當地的文化、社會結構，在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情況下破壞了當地文化體系、社會組織。拜讀之後，內心激盪不已，因為它觸動了筆者久久思考的一個問題：宣教師在文化傳承上，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篇標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從人類學的起源談起」文章雖短，但字字珠璣，句句皆能切入要害，不只談到台灣阿里山的鄒族因崇拜祖靈，宣教師為了阻止原住民舉行傳統的祭典，竟然將鹽灑在族人祭拜的「聖樹」上，使之脫水而死。文中最後更援用澳洲的傳教士，因缺乏文化相對觀，也沒有同理心的瞭解，引進鋼斧代替石斧，結果使原住民的文化體系瓦解。除了林小姐所提出的這兩個例子外，學者們還發現在南太平洋、北美洲、南美洲的印地安人，以及愛斯基摩人，非洲黑人 Bantu族、日本愛奴族及中國西部山區高山族等，這些地區的宣教師在傳教時，一方面促進文明，但有時未顧慮到原來民族的宗教、道德所好，任意破壞當地長久賴以生存的價值體系，致使當地飽受宣教師帶來的文化衝擊，產生部落的信心危機及個人的人格失調。這種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宣教師在人類學者的協助下，依原住民原有的文化及經驗，設計一套文化（明）循序漸進的階梯模式，有計劃、有智慧地引導原住民從原有的文化與經驗上去建立起有原住民特色的文化（明），如此必能營造宗教信仰及文化水平「雙贏」的格局。 雖就文化上的角度，筆者也同意鮑亞士所提出的「文化相對論」即文化是中性的論調，但作為基督徒，我們也應該以同理心去探索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這些披荊斬棘，深入異鄉的宣教師，在處理福音與文化這個棘手的課題上，他們的心態是如何？
當知外國宣教師來台傳教，移植西方文明，使東西文化對遇，原是好的，但卻產生讓人以為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因為這種誤解，在台灣不同族群中產生兩極化，一是在平地令原來已有高度文明自信的漢人，不願意認同這個穿著西方文明外衣的耶穌，或產生另一個極端現象：在山地部落裡，衝擊、取代（或主宰？）原住民原有文化，而使原住民與原有流傳千百年的文化脫節，產生適應過程失調的問題：疏離或對將來渺茫缺乏自信。由此可知，在台灣這個族群內涵複雜、多重文化攀援糾纏的國家，傳教是不容易的，況且宣教師當初獻身傳道，遠赴他邦，是以傳揚上帝國福音為首要志趣，因此難免在處理福音與文化問題時，有自己的角度，雖然人類學家視文化為中性，沒有優劣之分，但宣教師到當地傳教，發覺有些文化禮俗和祭典包含有宗教迷信和巫術成分，在基督信仰的張力下，為對付迷、巫術，宣教師毅然將人家的風俗、禮儀也連帶一併掃除。因此在阿里山鄒族傳教的宣教師（也有可能是漢族而不是外國牧師）以激烈的手段，將原住民膜拜的神樹「鹹」死，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仍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作法有些過分。況且您不能期待十九世紀宣教師裝備有二十世紀人類學者的知識去判斷宣教情境中的每一步驟：何者是文化、禮俗須加以保留？何者又是宗教迷信，須加以破除？如果人類學家從人文的角度要批評宣教師，人類學者又何嘗了解十九世紀英國、加拿大宣教師祖孫三代獻身台灣的心境，這種熱情連人類學者也會自嘆不如。況且這種方法是歐美基督教國家，用來檢討他們幾個世紀以來所營建的宣教事業，藉著社會學、人類學的恢宏眼光，謙卑地反省，藉此再出發。 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海外宣教還處於剛剛摸索的階段，而國內基督徒也還停留在以歐美的學術角度批評歐美的宣教師，至今還未有以本地人的眼光去探索自己本宗的牧師到山地或海外宣教時所碰到的有關福音與文化的課題。 走筆至此，提醒諸君去閱讀兩本書， 一是井上伊之助醫師在泰雅族傳教的故事，另一本是胡文池牧師在布農族傳教的傳記。比較兩本書您會發現以一位專科醫師卻對原住民的文化有極深刻了解，其在神學與文化上的反省絕不輸給任何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牧師。筆者在此並不想和林秀美小姐引發「口水之戰」，僅是感嘆台灣人至今仍僅知道牧養自己同胞，漠視其他非我族類，台灣人這種第一衝、第一勇的草根性還未發揮到海外宣教的事業上。正當台灣人對世界跨文化宣教的貢獻微乎其微時，如果僅消極批評過往宣教師的過失，不如多鼓勵自己和同志獻身到國內或國外作跨文化事工，為上帝國立一番大業！如此就更具有建設性了。
要注意外國宣教師來到台灣，本身不僅是福音的使者，無可避免地也會成為文化交流的橋樑。當遇到沒有文字的原始部時，自然會以宣教師自己的學術背景去造原住民的文字，以便將聖經翻譯成部落通用的文字，讓聽眾變成讀者，加速信仰的內化。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是：當原始部落還沒有文字記載的口傳世界裡，一但接觸到有文字的強勢文明時，往往會招架不住，這在世界各地皆如此，並不是只有宣教師進入的區域才會發生。例如印度僧侶到弱勢文化的錫蘭、緬甸、暹羅佈教時，當地人先是被這些傳教士背後所帶來的高度文明所吸引，過後才產生認同一起包裹在內的宗教，若說宣教師毀壞人家的社會組織，破壞人家的社會結構，這麼論斷是高估了宣教師的實力，其實真正徹底破壞原始部落的是外來政治的介入、軍事的佔領、商業的壟斷，以及手藝、工具的革命，這些沒有血性的怪獸，任意宰制才可怕。例如日據時代的「理番」事業以及目前國民黨的「山地政策」，不是以原住民立場思考的立法及教育，強迫灌輸主流的價值觀念，而藐視原住民自己的生活經驗及思想理念，這種毒素才真正駭人。
上帝透過猶太文化啟示彼得「潔淨」與「不潔」（使徒行傳十章），宣教師在當地亦應在聖靈的引導下，尋求文化上的啟示，以期傳遞有血有肉的「天國福音」，因長期浸淫在宣教境域中，宣教師自然比別人有機會去分析當地的文化。這種結果在聖靈的光照下，宣教師很容易發現到自己種族原來文化中的傲慢與偏見。例如：日本領台時，井上伊之助醫師在泰雅族長期秘密傳道後，發現原住民的社會忠於一夫一妻制，而被稱為擁有高雅文化、文明的日本人卻不重視男女貞潔，時常犯姦淫，對自己丈夫、妻子不忠。因此派越多宣教師出外宣教的教會會越興旺，這個道理不說自明，例如1920年才創設的摩門教，到下個世紀末時預計將會擁有二億六千七百多萬信徒，是所有宗教中增長最快速之一。其原因何在？不外乎當這些常做跨文化宣教的傳教士回到本國後，在協助處理福音與文化這種高難度、複雜的問題時，往往較其他人易於產生富有創意的見解，例如初代教會耶路撒冷會議中，有了保羅這位海外宣教師，才能說服固執的猶太人基督徒，放棄割禮、釐清猶太宗教與文化的詭弔，於是福音才能順利地進入外邦人中間。因此差派宣教師外出傳教，是一種利人利己的事業。 筆者常覺得，台灣教會一直未能本色化，即使有這麼多本土神學家振臂疾呼，卻仍無法化解這些阻力，關鍵在基督徒（包括筆者）自己還沒有在文化上得到聖靈的啟示與光照，進而沒有能力去分辨福音與文化的關係，所以講了老半天，還在原地打轉，這一缺失若透過強化本宗的海外跨文化宣教事業，我相信教會本色化必然指日可待，而台灣人民也必樂意接近這位穿著台灣文化外衣的耶穌。
§ 本文作者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派在馬紹爾的宣教師 （1996-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