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田撰 / 前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啟蒙人心的信仰導師 :,鄭連明牧師/教授別世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鄭仰恩, 鄭仰生, 鄭愛玲彙編 信福出版社 2009年1月 p.169-172。

回憶我的神學旅程，在台灣有兩位恩師影響我最深；一位是鄭連明牧師，另一位是駱維仁博士。

鄭連明老師於1961年夏天自美國學成返台，到台灣神學院執教教會歷史學的課程；我那時是神學系六年制的二年級學生，還沒有機會上他的課。當時學校還沒有空餘的老師宿舍供他居住，他以通勤的方式，從汐止到校上課。中午休息的時刻他會到男生宿舍與學生開講，因為我的同房宿友有兩位是來自汐止的，鄭老師常會到我們的寢室去，讓我有機會聽這位當時台神最年輕的專任老師之經驗談和指引。他的平易可親使我一改過去對老師那種可畏和遙不可及的印象。

我在台神求學期間，除去兩年的服兵役，與鄭老師有過四年的師生接觸。雖然時間不長，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鄭老師對我的人生前景確實有莫大的影響。我之所以能走向神學教育的路線，實得自鄭老師的淺移默化。他豐富淵博的學問和熱心的授課 － 清晰的唸講義 － 奠下我再往上求知的欲望以及隨後執教的楷模。在他的課上，除了回答學生的問題，鄭老師沒有不相關的閒話。每上他的課，我都要埋頭聽寫，課後再過目細讀，頓感得引領去觀賞一幕活生生的教會過往行跡與信念。

鄭老師很會體貼學生的處境，更具體地為學生著想開導。我要進入五年級時(1966年8月)，得了一項當時大家都害怕的傳染病 － 肺結核。他是教務長，我在悲痛和喪志中，他安慰我並叫我休學，他會向教授會報告。就這樣全校的同學只知道我身體不好休學之外，沒有人知道我患了什麼疾病。在鄭老師的安慰和鼓舞下，我得以安心地休學療養。一個學期之後(1967年2月)，經醫生檢查，顯示我的肺部即將鈣化，可以復學。那時，鄭老師已正式辭去他在台神的教職，到台北東門教會去牧會。

鄭老師到東門教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生病了(1967年12月)，但病痛並沒有阻擋他奮發付出的精神，以與我最相關的角色來說，鄭老師持續擔任長老教會總會大專學生事工的主任委員。我在六年級即將畢業之前 (1969年6月)，接到他的電話，要我到東門教會去，有事跟我談。他告訴我，他想向總會傳教師委員會提名申請我到台北大專學生中心當傳道師；他徵求我的意見，叫我回去考慮，而後回答他。我提此事為要指出，鄭老師很會關懷學生，即使像我這樣很少和老師說話的人，他都會主動提拔；更可貴的是，他很尊重對方的意見；他從不做自我主張的安排，總是為對方提供機會，由對方做最後的選擇。

我在台北雲河街的大專學生中心(1969年8月開始)，本打算一年後到美國進修神學碩士課程，沒想到出國體檢(當時要留學都必需體檢)的X光照片顯示我的肺癆尚未完全鈣化，我一直不敢去簽證，唯恐不通過。到6月中(1970年)我陷於左右為難不知何去何從的苦悶中，因為我必須向大專事工會有個明顯的表態。「在沒有把握中如何表態呢?」是我當時的困惑。委員會也得即早知曉我的去留以便尋找接班人。我坦誠把心境向鄭老師表露，他要我把健康照顧好，如檢查沒問題，就向委員會提出申請，委員會會做出適當的決定。一語除去我日夜的煩惱。再經過五個月我去複檢，已接近完全鈣化，醫院寫一張報告書說明沒有傳染的危險。我獲得簽證往芝加哥的一所神學院深造。假如不是鄭老師的包容給我一扇門，讓我待到年底才離開，不知我當時會演變成怎樣。從個人的掙扎不安，我經驗到鄭連明老師的慈祥寬大胸懷，以及他提拔後進的瞻前遠望。

二十世紀的神學大師卡爾巴特(Karl Barth)是位著重上帝啟示之信仰認知和感受的神學家，他反對把信仰建立於歷史的根據上，而說：「歷史沒有最後之言(last word)」。他是批判歷史探討的價值，認為歷史的知識不能給我們對真理(上帝)有決定性的話。他的老師，馳名的歷史家哈拿克(Adof von Harnack)聽到了，覺得很不是滋味，就反駁說：「歷史雖沒有最後之言，但有最初之言(first word)。」哈氏說出歷史知識的必要與功用，沒有過去的借鏡，能有把握對正前面的方向嗎？沒有開始會有結果嗎？鄭老師是歷史家，我發現在他的學術歷練和現實的生活表現，是從「最初之言」展向「最後之言」的踏實朝前神學家和生命牧者。在他身上我嚐到了哈拿克和巴特的氣息，確是一位有始有終的難得教育家和實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