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啟蒙與深化 – 漫談地方教會的信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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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仰恩牧師  講於北美州台灣人教會教協2007年會及神學研討會 

20071012,  1:45~3:15 PM


 

回顧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40年來參與本土宣教、參與台灣社會心靈改造與提昇、參與台灣政治前途與民主發展的歷史經驗,其實是和台灣整體社會息息相關、血脈相連。這當中,長老教會所參與(或說有所貢獻於)和教育相關的層面應該有下列幾個: 

  1. 神學教育:從「逍遙學院」開始,到制式化的神學教育,不管是巴克禮(Thomas Barclay)的信仰與科學教育(Calvinistic and Kelvinistic!),或是馬偕的整全教育(天文、地理、地質、生物等,以阿華上觀音山,結合靈性與自然教育為例!)。這包括了台灣最早的高等教育和人文教育。

  2. 宗教教育/信徒教育:從充實傳道人的人文教育出發,開辦台灣最早的中等教育;「日日學」、「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3. 婦女教育:台灣最早的婦女教育,從伊萊莎.庫克(Eliza C. Cooke,即李庥牧師娘)的全力推動,到馬偕的婦學(始於1884年,以教導聖經、教理問答、羅馬字為主)、女學(1907)等。

  4. 母語教育:巴克禮全力推動白話字運動;母語禮拜和聖經翻譯工作促進各族群的母語保存與教育工作。

  5. 歷史教育/鄉土文化教育:1970年代後,因應本土化運動而推展。

  6. 社區教育/松年教育:社區教育是社區宣教的一環;松年大學則是最熱門的事工。

  7. 環保與生態關懷的教育:早期較冷門,目前漸漸受重視。

  8. 生命教育:逐漸成為教會投入「制式化教育」的主要管道,潛力無窮。

改革宗傳統的教育觀:對願意受教的子民施行教化

改革宗傳統應該是一個以上帝的主權為信仰的基本前提,強調基督徒應該在聖靈的啟蒙光照下,以聖經的信息和原則作為生活的指引與規範,通過「受教的心志」和「紀律的生活」來回應上帝的恩典與攝理,並努力在人生的各個層面和「全部事實」中實踐其信念,以期促成上帝國之早日實現的信仰傳統。根據上述的信念,改革宗傳統的教會自然而然地會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加爾文就非常注重入教者的信仰了解,並通過大小教理問答(catechism)的編寫與教導來讓不同年齡層的信徒能「知其所信」(know what they believed)。他曾經說過:「沒有經過思考的唇舌必然無法得到上帝的喜悅」。

加爾文更進一步強調信仰教導和講道以及禮拜的關係。首先,他主張禮拜必須反映出聖經與神學的整全性(integrity),禮拜的各種儀式和作法都應有聖經的基礎。其次,禮拜必須注重「簡單」(simplicity)的原則,避免一切的虛飾與誇張。不過,在不影響「教導」(edification)的前提下,他認為禮儀的細節(decorum)可以根據「無關緊要」(adiaphora)的原則來處理。最後,他更堅持禮拜在神學上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包括語言的使用、講道的內容,以及聖禮的細節等。整體來講,禮拜必須是「有意識及負責任的行為」,因為其目的是為了教導,而至終這以「教導」為中心的禮儀是為了要建造一個「對上帝有愛、信任、忠實,對厝邊有愛」的團體。

近代改革宗神學家當中,大概沒有人比巴特(Karl Barth)對禮拜更重視的了。他強調禮拜是教會存在的中心,並主張講道不但是人的工作,更是上帝主權的作為,因此講道「不是反省、推理、爭論、或學術性的教導,而是宣揚、呼召、邀請、命令」。在改革宗傳統中,講道和禮拜成為教育的最主要「場所」(locus)。

另一方面,基於改革宗傳統與人文主義(humanism)之間的密切關係,改革宗教會也非常注重一般大眾的教育,所到之處皆興辦具有「人文」特質的學校。這些學校不但教導聖經以及研究聖經所需的基本學科,更教導全套的人文教育,為的是要推動人類心靈的啟蒙與解放。改革宗可以說是一個竭力以「心智的生活」(life of the mind)來服事上帝的信仰傳統。

不過,加爾文也提出警告:知識的探究不應導向過度的「好奇」或「思辨」,應結合敬虔,具實用性。他主張教會的「教導職份」(teaching office)應該立基於信徒的「受教心志」(teachable spirit, docilis)上。受到奧古斯丁的影響,加爾文將「悔改」(conversion)經驗與「受教心志」結合起來。簡言之,悔改經驗是奧古斯丁整個神學思想的基礎。這個直接與上帝會遇的意識改變了他的整個存在、動力、與目標,讓他對哲學的熱情轉變且「跳躍」(leap)為對真理的熱情。從此,奧古斯丁確信,是個人意志(will)在主導知識(knowledge),而不是知識在主導意志。同樣的,加爾文的「悔改」經驗也讓他擁有一顆「受教的心」,並且徹底地改變了他的觀點。我們可以稱他為一個具有福音信仰的人文主義者(evangelical humanist)。一方面,「福音」信仰讓他將人文教育置於上帝的主權之下,另一方面,人文主義則讓他能對福音信仰有最深刻且豐富的詮釋與表達。由此觀之,在教會歷史中,能夠將上帝的主權與人文教育作如此緊密之結合的,恐怕只有改革宗傳統了。[1]

宗教教育的必要性:基督徒的信仰需要學習及深化(critical faith)

基督教教育或謂「宗教教育」可以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形成(formation of faith),也是信仰的學習、成長與深化。早在四十年前(1966),前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牧師就曾為文指出,神學教育在本質上就是指包括信徒教育在內的信仰形成教育,如同保羅所說:「我再一次像母親為你們忍受生產的痛苦,直到基督的特性在你們的生命中成形。」(加拉太4.19) 這個信仰形成或塑造的對象應該同時包括成人與孩童,基本上它包括了四重的形成(加拉太 2:20; 4:19):[2]  

1.      靈性的形成(formation of spirituality):

  • 什麼是屬靈?  == 感動?氣氛?神秘經驗?生活方式?道德心?
                              ==
    感受「上帝同在的神聖與甜蜜」(馬偕的幼年經驗)。

  • 如何形成?      == 培養對上帝的情感(feeling, not emotion--絕對的依賴感。
                              ==
    信仰的反省及體驗:學習經歷苦難的深刻經驗。

2.      人性的形成(formation of humanity):

  • 做基督徒不是要成佛、做仙、得道,而是要做真實的人(vs. 錯誤的人)、新創造的人(vs. 舊人)、有自主尊嚴的人(vs. 人性被扭曲的人)。

  • 基督所顯明的人性就是要幫助人認識自己的本性,能夠對錯謬的人性(罪性--驕傲)提出批判,藉著「良知化」(conscientization)的過程讓生命得到覺醒,並有能力(empowerment)以「生之勇氣」(the courage to be)回應上帝的呼召和挑戰,過新的生活。

3.      文化素養的形成(formation of cultural disposition):

  •  Paul Tillich:「宗教是文化的內涵,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可以說文化就是民族或群體的靈性(spirituality),文化也代表群體的價值系統。

  • 事實上,基督徒的信仰教育就是基督教文化的形成與傳承(traditioning)。

4.      社會連結感的形成(forma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 今日基督徒最大的危機就是信仰的個人化及隱私化(privatized—J.B.Metz

  • 人的自我中心:對抗上帝和對抗社群(community—D. Bonhoeffer

青少年的堅信禮:信仰的養成和青少年文化

青少年的堅信禮(confirmation)是最令父母、親友、教會信徒興奮、感動的時刻,它也是教會從事信仰教育的試金石,是「驗收成果」的時刻(harvest time)。但是,美國主流教會(長老教會、聖公會、路德會)的統計數字(1992年)顯示,接受過堅信禮的青少年有半數左右在進入成年階段時就離開信仰團體(教會)。我們不免要問,到底是那堨X了問題?是代表主流教會中青少年的流失?或是「換教派」的潮流?可以確定的是,堅信禮似乎對青少年不再具有「持續的衝擊力」!

我們必須體認,現時代的「青少年期」(adolescence)是新的生命週期,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和「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一個兼有社會和心理特質的過程。在這「現代化」的過程中,由於體制和文化的特殊化、社會的急速變遷,以及科技和媒體的衝擊,傳統的堅信教育已經失落功效。換句話說,青少年期也正是「兒童主日學的信仰」開始轉為成熟,進行自我檢驗,並且正面遭遇挑戰的時期。如此來看,在此時期中,或甚至在此之前實施堅信禮是否適宜,值得商榷。

就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如果青少年期是「個體化」和形成「自我認同」的重要時刻,教會如何在這新的實況和理解下實施堅信教育呢?在21世紀的現代教會,因為受到發展心理學、現代教育理念、自由神學的影響,堅信禮開始被賦予「發展」(developmental)的意涵,代表受堅信者在信仰旅程(journey of faith)的開展中,一個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信仰探索行為。在這旅程中,保有一個「開放和冒險」的態度,事實上和擁有「確信和委身」同等重要。[3]

多元文化社會中呈現的信仰問題:

  1. 信仰與科學主義(創造論 vs. 進化論)、科技文明(生態、生命倫理)等議題;

  2. 信仰與族群認同(社會人群的「差異性」)、文化多元主義;

  3. 信仰與流行文化(價值觀)、媒體文化(性、暴力、網路世界)、物質消費主義。

現時代的教會堅信教育應同時著重下列這些要素,並將之視為整個人生信仰教育中的關鍵過程:

入會信仰教育 -- 靈性輔導 -- 信仰告白 -- 辨認天職  -- 信仰旅程

可供使用的教育資源:社區的公共資源(public libraries、社區教室活動)、各級學校教育資源、教會本身的公共論壇(public forum)等。

宣教教育(education through mission; education for mission

專研宣教史的當代蘇格蘭學者沃爾斯(Andrew F. Walls)指出,在1910年,80%的基督徒居住在西方世界,然而,在2004年的今天,60%左右的基督徒是居住在第三世界。目前,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教會是在韓國、印度、中國、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孟加拉、印尼等,且都是以「本土宣教」的模式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現今世界基督教的重心和動力已經明顯地往南方的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方的亞洲轉移,基督教的未來也將由這些地區的基督徒所主導。[4]

近代宣教觀的改變:目前普世運動的宣教觀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第一個階段是十九世紀初以「差會/協會」為主體、帶有「冒險、凱旋、征服」(enterprising, triumphalist, conqueror)心態的「海外宣教」(overseas mission)模式;其次是印度馬德拉斯(Madras)會議所提倡的「宣教即教會」(mission is the church)的模式;最後是1950年代後由荷蘭宣教學者Hoekendijk所主張的「宣教即上帝對世界和基督普世主權的關懷」(Kingdom-Gospel-Testimony-World)的理念和模式,這為現今普世教會所強調「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的理念鋪路。

不過,對許多「後進教會」(younger church)和「接受教會」(receiving church)而言,參與海外宣教似乎是一個體驗、覺醒、認知、教育的必要過程!

生命教育:福音與文化的永恆課題本土化與心靈改造

  1. 台灣教會在1970年代後開始從事「福音和文化」的神學反省,致力於建構「實況化」、具有「台灣性」(Taiwan-ness)的本土神學,並進一步思考音樂、禮拜儀式,以及藝術表達的本土化問題。

  2. 「生命禮俗」和生命內涵的提昇與轉化:包括婚禮、喪禮,和其它生命禮俗(rites of passage)等禮儀,以及教會曆中的節期和一般性的文化節期。以原住民教會為例,可以特別關注生命禮俗、節期慶典、舞樂文化、祖靈崇拜、倫理體系等議題。

  3. 面對久已失落「身份認同」並缺乏「權利意識」的台灣社會,教會應該針對人性尊嚴、生活品質、本土文化,以及民主素養等層面從事更基層草根的教育與改革,特別是重視目前正推行中的「生命教育」工作,以生命價值、生死學作為切入點。

  4. 現今的生命教育則將焦點放在「品格教育」以及「生死學」上面。

結論

  1. 其他重要議題:

    • 岌岌可危的母語教育?

    • 面對全球化風潮下的經濟公義問題與生態教育?

  2. 長老教會能否成為一個具有受教心志、追求真理、追求公義的信仰團體(a truth-seeking, justice-seeking community of faith with teachable spirit)?


[1] Richard R. Osmer 原著,鄭仰恩.林明珠編著,林明珠等譯。《受教的心志-- 論教會的教導職份》,台南:人光出版社,2001年10月;鄭仰恩.林明珠編著。《信仰的成長和深化-- 基督教教育論集》,台南:人光出版社,1998年10月。

[2] 請參考Shoki Coe,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ed. by Douglas J. Elwoo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0), pp. 48-55.

[3] Richard R. Osmer, Confirmation: Presbyterian Practices i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Louisville: Geneva Press, 1996.

[4]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