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會研究的歷史和重要性：
地方教會研究可以說是當今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學科（discipline）。它反映了近年來以「實踐神學」來整合神學的方法論架構。過去，在神學教育的課程設計裡，實踐神學常被置於所有神學學科的最後，成為「理論」神學的「應用」部門。因此，對許多神學教育者而言，實踐神學似乎是代表著由「學術性神學」（scholarly
theology）滑落到「教會性實踐」（ecclesiastical
practices）的產物，亦即一種由「學習」（study）轉向「天職」（vocation）的過程。
問題是，實踐神學真的只是一種「應用」嗎？它真的比較缺乏學術的「水準」或「可信度」（credibility）嗎？我想絕對不是。正如近代神學家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所言，實踐神學事實上代表著「神學攀登」的最高峰，是一棵長成之大樹的「花冠」（crown），能夠將一切神學之樹根與枝幹所產生的樹汁與能量轉化成美麗的「樹相」。我們應該確信，實踐神學就是能夠「整合」（integrate）各種神學學科的關鍵，它也必能使教會的教導更具實效。此外，近二十年來在西方教會發展出來的牧範學博士班課程（D.
Min）也注重以「會眾」為主體的共同參與/反省模式，它所著重的就是地方教會的牧者和會眾共同參與、反省的研討模式。其實，相同的「參與式」模式應該也可以運用在地方教會的研究上。以下就簡述地方教會研究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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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方教會的研究明顯呈現出多元方法、科際整合的模式，研究者來自歷史學、社會學、禮儀學、聖詩學、基督教教育學、靈修學、教會論、實踐神學、族群研究、經濟學、政治科學等不同領域。換句話說，當前地方教會研究最重要的特性與體認就是：若要達到具有「實踐取向」（praxis-oriented）的理解深度，研究者必須藉由不同的研究進路來整全地（holistically）審視地方教會。因此，學者們若不是運用多元的觀點（draw
upon diverse perspectives），就是自覺地以跨越學科的團隊方式（self-consciously
work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s）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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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從類似「教勢統計」（church
and community census）的研究方法為基礎；這是「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movement）的成果，在社會形態、族群、文化模式都在快速變遷、轉移的處境中，為要具體解決地方教會所面對的問題而提出的指引原則（guidelines
or handbook）。到1960年代為止，外在（examining
from without）及實況（context）因素成為主要的變數及分析對象，特別集中在「為何主流建制教會（establishment
churches）在都會中心區（inner cities）會衰退」、「為何在新興社區中新形態的教會能夠快速成長」，以及「為何主流建制教會無法滿足『新移民』在社會及靈性上的需求」等議題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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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宗教社會學及社會學的引介，出現了The
Noise of Solemn Assemblies
（Peter Berger, 1961）；
The Suburb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es （Gibson
Winter, 1961）； The Comfortable
Pew （Pierre Berton, 1965）；
New Congregations （Donald
L. Metz, 1967）等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鉅作。然而，當時的主流教會以普世神學思潮的「先知性教會模式（著重社會服務與公義）」為主軸，和發展中新興教會運動的「自我中心」和「追求安全感」的體質截然不同，以致這些研究僅存在於學術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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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開始轉向「內在」（examining
from within）因素之研究，「更新」（renewal）成為新的標記，教會內部的「進程」（process）及「事工計畫」（program）成為重要素材，漸漸地，在一個多元且逐漸世俗化的世界裏，地方教會的「內在動力」（internal
dynamics）和「自我認同」（identity）成為新的關注焦點。在美國Lilly
Endowment的宗教部副主任Dr. Robert Wood
Lynn的帶領下，1980s起地方教會研究蔚為風潮，社會科學方法—特別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運用尤其具有關鍵性，因為可以具體客觀地以實證的方式分析人類和組織體系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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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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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教會之「動力」（dynamics）所作的系統研究，將可以忠實、有效地提升她的能力。The Power to
Form and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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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象（vision）與現實（reality）的張力之間發展出忠實、有效的教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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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獲取「教育」和「教導」（teaching）的職分和轉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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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歷史經驗的形塑力量，在信仰團體生活裡重述「具有向上提昇力量的故事」（uplifting stories…
dynamic and dignifying stories…），確認了歷史記憶和團體認同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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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深刻、豐富、有用的教牧資源，開拓新視野，將障礙轉化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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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有關「未來教會將被引向何處去、如何轉型」的重要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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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法論的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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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會客觀現實的呈現：教勢統計、其他調查統計分析、現有文獻的整合與剖析、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問卷調查、口述訪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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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教會有機生命體的詮釋：各種研究觀點、方法及理論（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其他社會科學、性別政治學、族群政治學等）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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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多元宣教研究方案」所整理出來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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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人員（領導者）的人格特質（感染力、敏感性、在地性、持續性），這也就是「領導模式轉化」（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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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人際網路（intimate
inter-personal network）的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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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形式的「聖經研讀運動」（教會查經班、聖經研究運動、日本愛修會運動、教會「小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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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服事（team
work）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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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社會服務和社會行動（social
service or social action）的見證。
述說地方教會作為「記憶團體」的信仰/宣教故事：
美國當代宗教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N. Bellah）在《心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書中主張，任何團體都有她的歷史，而嚴格地說，這些團體的特殊風格正是由她們的過去所形塑的。因此，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現代世界中，一個擁有真實和永續動力的團體一定是一個竭力保有「過去」的「記憶團體」（community
of memory）。為了不忘卻過去，這樣的團體必定會不斷地述說她的故事，以及她成長、茁壯的建構過程。同時，她也會述說在這過程中將這團體的存在意義具體展現出來的男女先輩的典範故事（exemplary
stories）。簡言之，不管是團體性的建構歷史或是個別人物的典範故事，它們就成為這些記憶團體不可或缺的傳統（tradition）。
另一位美國當代宗教社會學家巫思諾（Robert
Wuthnow）在《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挑戰與反省》（Christi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Ahead）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教會應該就是貝拉所敘述的記憶團體（其他實例還包括鄰里社區或親族宗祠等團體），因為她不但擁有深厚的信仰傳統，更藉著她的信仰記憶來形塑個別成員的認同（identity）。毫無疑問地，巫思諾所說的信仰記憶包括了各個信仰團體（特別是地方教會）的發展史以及其中的信仰先輩的典範故事。美國倫理哲學家麥金泰（Alasdair
MacIntyre）則在其名著《美德之後》（After Virtue）中強調這些信仰記憶所形成的傳統不但可以培養個別成員的「信仰認同」，更成為傳遞「價值感」（goods）的基本媒介，讓個別成員在這參考脈絡（referential
context）中建構其倫理價值觀。
[結論]
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
客觀統計資料
vs. 主觀認知和體驗；二者之間的實證關係。
1.
需辨明所承接的信仰傳統、教會體質、人際網絡的發展模式。
2.
神學上的反省：教會觀、教牧關懷、宣教觀。
3.
硬體空間的使用、資源大餅的分配。
4.
發展social
biography, theological biography, congregational biography…
5.
重視區域性（larger
context）因素的影響，如中會、以及體制間的關係。
[參考書目]
1.
James
F. Hopewell, Congregation： Stories and Structures
（London： SCM,
1988）.
2.
Congregations： Their Power to Form and Transform,
edited by C. Ellis Nelso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8）.
3.
Lewis
S. Mudge, Rethink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 Ecclesiology,
Hermeneutics, Social Theory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