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芳華教授(Dr. Juanelva Rose)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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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東海風》p.172~174 1995年11月東海大學出版 ;原題「音樂系 羅芳華教授(Juanelva Rose)

我家是在美國德州一個不滿四千人的小農莊裏,父母親是老師,有一位妹妹,家裡經營農牧場,所以我自小就喜愛動物,像貓、狗、豬、小兔等都養過。取得碩士學位以後,我同時有兩個專任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 McNeese State University教了四年的音樂,也在Lake Charles一個很大的衛理公會彈了六年的管風琴。這兩份工作我都非常喜歡,不僅讓我覺得愉快而且意義非凡。
上帝的召喚
我是衛理公會的信徒,高中時候就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傳教士。1965年,我突然覺得聽到上帝的召喚,要我做一些特別的工作。當時衛理公會有個辦法:廿八歲以下的人,選擇一個地方工作三年,就可以成為傳教士。那時我已經廿八歲,再不申請就沒機會了,於是我寫信向教會提出申請,表示世界什麼地方都願意去,只是工作的性質最好像以前一樣在大學裡當音樂老師。朋友們知道這個想法,都勸我再三考慮,我就安慰他們,反正不見得能通過公會的篩選,因為像健康檢查、心理測驗都很嚴格。五、六月時,衛理公會告訴我已經通過測驗,並建議我到台灣的東海大學,因為那裏缺少音樂老師,將來又有可能成立音樂系。我馬上同意,但我不但對東海一無所知,甚至連台灣在那裡都不清楚,所以就趕快找地圖,看看我要去那裡。
決定來東海之後,就先到衛理公會在紐約的傳教士訓練班,接受為期六周的課程,像是查經班、服務地方的資訊……等。我認為幫助最大的是其中非常特殊的語言教學,我們並不是直接學習所需的外國話,而是接觸各種語言,比如我就先學過非洲話。這種學習的目的是使學生適應各種語言的聲音,彼此互相觀摩切磋,以瞭解學習時可能遇到的樂趣與難處,而不會因為初期的障礙,影響學習的興趣。大學時我曾學過西班牙文,會寫而且考試成績也不錯,可是一年下來,卻一句話也不會講,所以一直認為自己沒有語言天分。可是,經過這樣三、四天的訓練之後,我就對自己的語言能力產生信心,正式學中文時,不但不會畏懼方塊字,反而覺得很有意思。
漂洋到東海
我是先搭船到日本,然後再轉機到台北松山。原本應該是坐貨船,剛好碰上越戰徵調,很幸運地改搭豪華遊艇President Cliveland號,而且是頭等艙。從洛杉機出發,經過兩星期到達日本,這段期間就像在渡假一樣。在船上,我結交到不少朋友,其中有四位年輕傳教士,我記得,一位要到日本,一位到韓國。還有一位菲律賓來的中國人,他教我們如何使用筷子,例如練習挾方糖。這段不算短的航行,等於是讓我在面對陌生環境前,多了一段緩衝期,所以來到台灣之後,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
1965年八月,我抵達松山機場,由兩個衛理公會的人接機。來台灣前,在東海任教同樣是衛理公會的郭瑞絲女士 (Louise Crawford) 與我聯絡過,還請蕭繼宗、陳友忠兩位先生幫我取名字,所以一到台北,我就有了一個中文名字--「羅芳華」,當時我嚇了一跳,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很高興。學校要到十月才開學,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就留在台北參加浸信會舉辦的密集式中文課程。一天有五小時的課,五個不同的老師。早上七點開始上課,十二點下課後,除了吃吃飯、休息一下外,我就繼續自修到晚上十二點。這種學習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認為到一個國家就必須學當地的語言,而且不只是會說而已,也應該要會寫。
這段時間裡,我曾經和一位傳教士朋友到東海來,當時中山路只是單線道,窄窄長長的,路況很差,我覺得這裡很鄉下。但是一下車,立刻被東海的校門所吸引,想到以後能在這麼漂亮的地方生活,心裡好高興,後來看到教堂,更是感動不已。原本打算去拜會外文系的郭瑞絲女士,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家要怎麼走,就在校門附近找位學生打聽一下,想不到他真的知道郭瑞絲女士。這位學生很有禮貌,陪我們從校門走到郭瑞絲的家,沿路還一--介紹東海的校園。當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東海的學生竟是如此親切有禮!
初到時我和郭瑞絲住了一年,後來和外文系主任柯安思同住,她對我的影響很大o她認為一個系要有一定的水準,所以教學非常嚴格。曾經有位學生成績不及格,他父母特別送了一隻火雞給她,但她是有原則的人,還是沒讓這位學生通過。她的中文發音不是很好,比如常把趙司機叫成「趙死雞」。可是記憶力卻很強,幾年幾月幾日幾時發生的事情,她都能記得。身體很健康,在學校裡從來不坐校車,都是步行。我到現在也一直是走路,或許就是受到當年她的影響。她退休後回美國養老,今年大概92歲,4年前我和她連絡時,她還計畫寫一本回憶錄,不曉得現在完成沒有?原本她和畢律斯女士(E1sie Priest)住在一起,她們非常照顧在家裡幫忙的張先生一家人,連小孩的學費都是她們負責的。柯安思退休後,張先生才去開福利社。其中的一個小孩——張秀珍現在已經是學校圖書館的代理館長了。
來到東海我仍然不斷的學習中文,還買了本中文字典,一星期至少自修五小時以上。暑假期間我還到台北,白天上浸信會的中文課程,晚上幾乎都念到十二點以後才休息,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擁有邊講邊譯的能力。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回銘賢堂上演國劇,我因為好奇去聽聽看,到門口時迎面走來一位中國人,主動問我聽得懂嗎?他願意替我翻譯,我當時好高興。戲上演時,他真的台上唱一句他就翻譯一句,他的主動熱心與語言能力讓我非常訝異。後來有次我上教堂.,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周聯華牧師。文學院杜蘅之院長的英文也非常好,有次開會吳德耀校長原本要杜院長逐句翻譯,當時卻忘了挪時間給他,等報告結束,吳校長才試探性地請教杜院長能否代為翻譯,杜院長二話不說,將那個人的話從頭到尾翻譯一次,我聽了非常震驚,即席翻譯已很困難,他在全部報告結束後,竟還能馬上完整地將別人的話毫無窒礙地翻譯出來。所以,我以此為典範努力地學習中文,兩年之後,也開始能夠使用中文上課。
教師聚會與婦女會
剛來東海時,學校教職員人數少,彼此間相處得很融洽、熟識,常有各種聚會。當時的外籍老師固定在做完禮拜後聚在一起,大約是早上十點半到中午的時間,大家輪流主持,並選擇一個主題來討論。有一次,我們在討論中國大陸問題,一些奧柏林學院的年輕教師就發表了一些意見,柯安思女士隨即糾正他們,並且說:「那時候我就那裡」因為我們都用英文交談,所以中國人比較少參加。印象最深刻的是蕭繼宗先生的英文非常好,非常幽默,常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我們都很喜歡聽。
我透過婦女會和教音樂結交到許多朋友。吳校長夫人很照顧我們,她的英文很好,在婦女會的會議上,她一說完中文馬上就譯成英文,婦女會在她的推動下,辦得有聲有色。我們常舉辦各種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將義賣所得,全部都捐給校外需要幫助的人。我也常給學校老師的小孩上音樂課,這些小孩程度都不錯,我教得很愉快,所以長期接觸下來,交了不少好朋友。
1964年,學校出現台灣第一部管風琴,是由史邁茲牧師 (Smathers) 裝設在體育館中,音色相當優美。但是,學生常在館裡運動,使木板產生劇烈振動,再加上無法隔絕外界濕氣的侵蝕,所以下過一年的時間,琴管已經嚴重受損。我曾演奏過兩三次,終究因損傷厲害而停止使用。後來體育館整修時,管風琴需要拆卸,我曾要他們事先通知我,以防管風琴再受到更嚴重的損害;但是他們並未知會我,等到我和史邁茲牧師看到的時候,琴管已散落一地,牧師非常難過。後來,台南太平境教會需要一台管風琴,就把學校這台管風琴捐給他們,並由史邁茲牧師親自裝設,目前可能還在使用。此外,學校還有一台史坦威鋼琴,在當時也是一件大事,許多人都向我推薦,但是我去彈過之後,發現響板有些損壞,音質也頗差,但我一直不敢說出來。教堂原本使用一台較小的電風琴,我也演奏過幾次,總覺得音色不好,好在後來電線漸漸被老鼠吃掉,才換了一台鋼琴。三年前,又換了一台很好的電管風琴。
通才教育的音樂課程
我剛到東海時,在通才教育中,開了音樂欣賞、和聲學、鋼琴、電子琴、管風琴、豎笛等課程,開放給全校學生選修。第二年,又接了鄭得安先生在聖樂團的指揮工作,另外我還在台中衛理堂擔任唱詩班指揮。對學生的要求很高,不管是課堂或是聖樂團都一樣。東海的學生非常用功,像聖樂團的團員不僅認真的背譜,更常常利用課餘及周末在藝術中心練唱。那時有下少優秀的學生,像社會系的張己任,就令我印象深刻,他後來專攻音樂,而且有不錯的成就。雖然音樂系尚未成立,但是音樂氣息很濃,除了聖樂團以外,藝術中心擁有一間寧靜舒適、氣氛優雅的音樂欣賞室,裝置非常高級的音響設備,並且提供國外的唱片及音樂資訊,所以成為喜愛音樂的人必到之地,有的學生甚至認為這是當時台灣聽音樂最高級的地方。
1968年,衛理公會准我休假一年,於是我申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 Santa Barbara)分校進修。我作了一次Seminar,教授非常滿意,願意提供我3年的獎學金攻讀博士,但我在兩年內就完成學業。出國前東海雖有意創立音樂系,但始終不積極。回美國進修期間,適逢吳德耀校長訪美,於是我草擬一份報告,呈給楊海格顧問(Dr. Herrick B. Young),並在John Hopkins大學的國際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與吳校長會面,積極爭取音樂系的成立。國際基金會馬上慷慨的捐贈了兩萬五千美金資助音樂系的創辦,我就用這些款項買了一些樂器o
1971年音樂系正式成立,首屆招生12人,大都主修鋼琴,專任老師只有我一個,兼任老師有Mrs.William Rice與司徒興城兩人。學校鋼琴不足,學生要練習必須排定時間表,從早上六點半開始。我會在這時間去點名,要求的非常嚴格,學生們也都很認真努力。那時我才34歲,滿懷熱情與天真,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苦,什麼叫做害怕。當時也沒什麼宏偉、長期的計畫,因為學校的資源有限,我只能一點一滴的做,有什麼做什麼,希望能辦出台灣最好的音樂系。就在這一年前後,學校因為經費不足,小班制教學面臨嚴重考驗,「擴校」與否變成當時重要的話題。但是,我深信「質」必須勝於「量」,所以在我當系主任期間,學生每年人數始終不超過廿個。
我很高興來到東海,沒有來,就miss掉太多太多好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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