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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在美國德州一個不滿四千人的小農莊裏，父母親是老師，有一位妹妹，家裡經營農牧場，所以我自小就喜愛動物，像貓、狗、豬、小兔等都養過。取得碩士學位以後，我同時有兩個專任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 McNeese State University教了四年的音樂，也在Lake Charles一個很大的衛理公會彈了六年的管風琴。這兩份工作我都非常喜歡，不僅讓我覺得愉快而且意義非凡。
上帝的召喚
我是衛理公會的信徒，高中時候就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傳教士。1965年，我突然覺得聽到上帝的召喚，要我做一些特別的工作。當時衛理公會有個辦法：廿八歲以下的人，選擇一個地方工作三年，就可以成為傳教士。那時我已經廿八歲，再不申請就沒機會了，於是我寫信向教會提出申請，表示世界什麼地方都願意去，只是工作的性質最好像以前一樣在大學裡當音樂老師。朋友們知道這個想法，都勸我再三考慮，我就安慰他們，反正不見得能通過公會的篩選，因為像健康檢查、心理測驗都很嚴格。五、六月時，衛理公會告訴我已經通過測驗，並建議我到台灣的東海大學，因為那裏缺少音樂老師，將來又有可能成立音樂系。我馬上同意，但我不但對東海一無所知，甚至連台灣在那裡都不清楚，所以就趕快找地圖，看看我要去那裡。
決定來東海之後，就先到衛理公會在紐約的傳教士訓練班，接受為期六周的課程，像是查經班、服務地方的資訊……等。我認為幫助最大的是其中非常特殊的語言教學，我們並不是直接學習所需的外國話，而是接觸各種語言，比如我就先學過非洲話。這種學習的目的是使學生適應各種語言的聲音，彼此互相觀摩切磋，以瞭解學習時可能遇到的樂趣與難處，而不會因為初期的障礙，影響學習的興趣。大學時我曾學過西班牙文，會寫而且考試成績也不錯，可是一年下來，卻一句話也不會講，所以一直認為自己沒有語言天分。可是，經過這樣三、四天的訓練之後，我就對自己的語言能力產生信心，正式學中文時，不但不會畏懼方塊字，反而覺得很有意思。
漂洋到東海
我是先搭船到日本，然後再轉機到台北松山。原本應該是坐貨船，剛好碰上越戰徵調，很幸運地改搭豪華遊艇President Cliveland號，而且是頭等艙。從洛杉機出發，經過兩星期到達日本，這段期間就像在渡假一樣。在船上，我結交到不少朋友，其中有四位年輕傳教士，我記得，一位要到日本，一位到韓國。還有一位菲律賓來的中國人，他教我們如何使用筷子，例如練習挾方糖。這段不算短的航行，等於是讓我在面對陌生環境前，多了一段緩衝期，所以來到台灣之後，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
1965年八月，我抵達松山機場，由兩個衛���公會的人接機。來台灣前，在東海任教同樣是衛理公會的郭瑞絲女士 (Louise Crawford) 與我聯絡過，還請蕭繼宗、陳友忠兩位先生幫我取名字，所以一到台北，我就有了一個中文名字－－「羅芳��」，當時我嚇了一跳，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很高興。學校要到十月才開學，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就留在台北參加浸信會舉辦的密集式中文課程。一天有五小時的課，五個不同的老師。早上七點開始上課，十二點下課後，除了吃吃飯、休息一下外，我就繼續自修到晚上十二點。這種學習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認為到一個國家就必須學當地的語言，而且不只是會說而已，也應該要會寫。
這段時間裡，我曾經和一位傳教士朋友到東海來，當時中山路只是單線道，窄窄長長的，路況很差，我覺得這裡很鄉下。但是一下車，立刻被東海的校門所吸引，想到以後能在這麼漂亮的地方生活，心裡好高興，後來看到教堂，更是感動不已。原本打算去拜會外文系的郭瑞絲女士，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家要怎麼走，就在校門附近找位學生打聽一下，想不到他真的知道郭瑞絲女士。這位學生很有禮貌，陪我們從校門走到郭瑞絲的家，沿路還一－－介紹東海的校園。當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東海的學生竟是如此親切有禮!
初到時我和郭瑞絲住了一年，後來和外文系主任柯安思同住，她對我的影響很大o她認為一個系要有一定的水準，所以教學非常嚴格。曾經有位學生成績不及格，他父母特別送了一隻火雞給她，但她是有原則的人，還是沒讓這位學生通過。她的中文發音不是很好，比如常把趙司機叫成「趙死雞」。可是記憶力卻很強，幾年幾月幾日幾時發生的事情，她都能記得。身體很健康，在學校裡從來不坐校車，都是步行。我到現在也一直是走路，或許就是受到當年她的影響。她退休後回美國養老，今年大概92歲，4年前我和她連絡時，她還計畫寫一本回憶錄，不曉得現在完成沒有？原本她和畢律斯女士(E1sie Priest)住在一起，她們非常照顧在家裡幫忙的張先生一家人，連小孩的學費都是她們負責的。柯安思退休後，張先生才去開福利社。其中的一個小孩——張秀珍現在已經是學校圖書館的代理館長了。
來到東海我仍然不斷的學習中文，還買了本中文字典，一星期至少自修五小時以上。暑假期間我還到台北，白天上浸信會的中文課程，晚上幾乎都念到十二點以後才休息，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擁有邊講邊譯的能力。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回銘賢堂上演國劇，我因為好奇去聽聽看，到門口時迎面走來一位中國人，主動問我聽得懂嗎？他願意替我翻譯，我當時好高興。戲上演時，他真的台上唱一句他就翻譯一句，他的主動熱心與語言能力讓我非常訝異。後來有次我上教堂.，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周聯華牧師。文學院杜蘅之院長的英文也非常好，有次開會吳德耀校長原本要杜院長逐句翻譯，當時卻忘了挪時間給他，等報告結束，吳校長才試探性地請教杜院長能否代為翻譯，杜院長二話不說，將那個人的話從頭到尾翻譯一次，我聽了非常震驚，即席翻譯已很困難，他在全部報告結束後，竟還能馬上完整地將別人的話毫無窒礙地翻譯出來。所以，我以此為典範努力地學習中文，兩年之後，也開始能夠使用中文上課。
教師聚會與婦女會
剛來東海時，學校教職員人數少，彼此間相處得很融洽、熟識，常有各種聚會。當時的外籍老師固定在做完禮拜後聚在一起，大約是早上十點半到中午的時間，大家輪流主持，並選擇一個主題來討論。有一次，我們在討論中國大陸問題，一些奧柏林學院的年輕教師就發表了一些意見，柯安思女士隨即糾正他們，並且說：「那時候我就那裡」因為我們都用英文交談，所以中國人比較少參加。印象最深刻的是蕭繼宗先生的英文非常好，非常幽默，常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我們都很喜歡聽。
我透過婦女會和教音樂結交到許多朋友。吳校長夫人很照顧我們，她的英文很好，在婦女會的會議上，她一說完中文馬上就譯成英文，婦女會在她的推動下，辦得有聲有色。我們常舉辦各種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將義賣所得，全部都捐給校外需要幫助的人。我也常給學校老師的小孩上音樂課，這些小孩程度都不錯，我教得很愉快，所以長期接觸下來，交了不少好朋友。
1964年，學校出現台灣第一部管風琴，是由史邁茲牧師 (Smathers) 裝設在體育館中，音色相當優美。但是，學生常在館裡運動，使木板產生劇烈振動，再加上無法隔絕外界濕氣的侵蝕，所以下過一年的時間，琴管已經嚴重受損。我曾演奏過兩三次，終究因損傷厲害而停止使用。後來體育館整修時，管風琴需要拆卸，我曾要他們事先通知我，以防管風琴再受到更嚴重的損害；但是他們並未知會我，等到我和史邁茲牧師看到的時候，琴管已散落一地，牧師非常難過。後來，台南太平境教會需要一台管風琴，就把學校這台管風琴捐給他們，並由史邁茲牧師親自裝設，目前可能還在使用。此外，學校還有一台史坦威鋼琴，在當時也是一件大事，許多人都向我推薦，但是我去彈過之後，發現響板有些損壞，音質也頗差，但我一直不敢說出來。教堂原本使用一台較小的電風琴，我也演奏過幾次，總覺得音色不好，好在後來電線漸漸被老鼠吃掉，才換了一台鋼琴。三年前，又換了一台很好的電管風琴。
通才教育的音樂課程
我剛到東海時，在通才教育中，開了音樂欣賞、和聲學、鋼琴、電子琴、管風琴、豎笛等課程，開放給全校學生選修。第二年，又接了鄭得安先生在聖樂團的指揮工作，另外我還在台中衛理堂擔任唱詩班指揮。對學生的要求很高，不管是課堂或是聖樂團都一樣。東海的學生非常用功，像聖樂團的團員不僅認真的背譜，更常常利用課餘及周末在藝術中心練唱。那時有下少優秀的學生，像社會系的張己任，就令我印象深刻，他後來專攻音樂，而且有不錯的成就。雖然音樂系尚未成立，但是音樂氣息很濃，除了聖樂團以外，藝術中心擁有一間寧靜舒適、氣氛優雅的音樂欣賞室，裝置非常高級的音響設備，並且提供國外的唱片及音樂資訊，所以成為喜愛音樂的人必到之地，有的學生甚至認為這是當時台灣聽音樂最高級的地方。
1968年，衛理公會准我休假一年，於是我申請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 Santa Barbara)分校進修。我作了一次Seminar，教授非常滿意，願意提供我3年的獎學金攻讀博士，但我在兩年內就完成學業。出國前東海雖有意創立音樂系，但始終不積極。回美國進修期間，適逢吳德耀校長訪美，於是我草擬一份報告，呈給楊海格顧問(Dr. Herrick B. Young)，並在John Hopkins大學的國際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與吳校長會面，積極爭取音樂系的成立。國際基金會馬上慷慨的捐贈了兩萬五千美金資助音樂系的創辦，我就用這些款項買了一些樂器o
1971年音樂系正式成立，首屆招生12人，大都主修鋼琴，專任老師只有我一個，兼任老師有Mrs.William Rice與司徒興城兩人。學校鋼琴不足，學生要練習必須排定時間表，從早上六點半開始。我會在這時間去點名，要求的非常嚴格，學生們也都很認真努力。那時我才34歲，滿懷熱情與天真，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苦，什麼叫做害怕。當時也沒什麼宏偉、長期的計畫，因為學校的資源有限，我只能一點一滴的做，有什麼做什麼，希望能辦出台灣最好的音樂系。就在這一年前後，學校因為經費不足，小班制教學面臨嚴重考驗，「擴校」與否變成當時重要的話題。但是，我深信「質」必須勝於「量」，所以在我當系主任期間，學生每年人數始終不超過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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