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被捕

彭明敏撰 林美惠譯 錄自《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第8章。返鄉紀念版 1992年10月 p.131-147 

討論台灣前途

我從海外回來，正受黨政官員矚目之際，我與校外的接觸也逐步發展起來。在外面流傳的話似乎是我平易近人並歡迎任何人來談政治。我的房子總是擁擠著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偶爾，巿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也來加入我們的談話。

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大家都認為政府揚言代表中國是荒唐的；蔣介石對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張也是荒謬的；對沖繩和琉球群島企圖作類似的宣稱，更可笑的。我們感覺更嚴重的是政府對台灣本身所做的不切實際的宣稱：它代表中國和「自由世界」，以及島上人民一致支持「光復大陸」。雖然沒有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政府如果堅持其立場和政策，它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繼續作為一個超然的旁觀者；對我來說，給人為國民黨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尷尬的事。

我接受一項特別的研究計劃，那是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安排的。我同意準備一份有關非洲的研究報告。國民黨正努力對抗中共在非洲的日益擴張，而上述研究是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非洲，與台灣形勢，並不是從表面看那樣毫無相干。我研究報告的那一部份，題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於台北的文藝雜誌「文星」，造成一陣騷動。我詳細評論非洲為獲得認同和獨立所做的鬥爭。我呼籲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統治而與過去斷絕關係，如今則正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掙扎。我並非有意要寫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編者按語則說：「讀了這篇文 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

有一天，我參加一個酒會，遇見了一位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James Leonard，他開玩笑地說，如果看到美國大使館檔案中有關我的資料多麼厚，我����吃驚的。我也認識了美國大使館的其他外交官，其中有幾位曾到過我家，就國際和台灣��政治形勢作了極坦率的討論。有一次在中山�����音樂會中，我認識了美國大使寇克將軍（Wiliam J. Kirk），他知道我的經歷，邀我到他的辦公室�����談。此事未安排好之前，他突然被召回華府了。

我常被邀在基督教團體演講。我的祖父、父母、兄姐都與長老教會有密切關係。我有幾位親戚是牧師，也有當過神學院長的。在我的學術背景和這種私人關係之下，我在教會主持的演講會出現，通常都吸引了不少聽眾。

在1962年初，我向台南神學院學生演講。這是台灣唯一所有課程都使用台灣話的學校，所以我用台灣話演講，而比在其他任何公開聚會，還大膽地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

謝聰敏和魏廷朝

有一天，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徐慶鐘來看我。他奉命要辦一份日文雜誌，叫做《自由中國月刊》，由國民黨出資，在台灣編輯，在日本發行。他要我推荐一個人擔任編輯，中、日文都好的。雖然知道這是黨營事業，我決定推荐一位年輕人。兩年來，他常到我家裡，熱心談論台灣的前途。謝聰敏是因我的同事劉慶瑞而受到我的注意。他在劉指導下，提出了一份有關憲法的傑出畢業論文，於畢業台大法學院後，考人當時唯一的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在那裡，他給大陸籍教授留下極佳印象，而被推荐到鳳山的軍官學校任教。但由於距台北太遠，沒有知己，且身處乏味的國民黨軍官之中，他不久就感覺不快樂。我推荐謝聰敏給徐慶鐘，覺得在台北作編輯較符合他的性情。

在謝聰敏的朋友中，還有一位常到我家的客家年輕人魏廷朝，他是農家的兒子，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他也是台大法學院的畢業生，但是，當初他不願從事於與他學歷相稱的工作。直到他在煤礦工作數月之後，才在具有聲譽的「中央研究院」當研究助理。

謝聰敏和魏廷朝，在我家裡的談論中，總是將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內外，分析得很清楚。我們覺得遺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們的討論。我們覺得，目前台灣局面是那麼荒謬而不平，要使人們看出這點是極合理而輕易的事。

僅在觀點相同的朋友之間討論，反反覆覆，總是停留在原點未能為解決問題而進一步行動，我們已感到厭倦了。如要解決問題，必須重組政府，並全面改革，使台灣人全面參予於政府各階層。

在本質上，我們一再討論下列問題：

第一、在台北的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神話，也等於一個巨大騙局：

第二、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份開放給台灣人參予：

第三、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1947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俾使逃離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需要長期的「政治訓導」；

第五、在所謂「中央民意機構」中，台灣籍代表僅佔約百分之三，雖然台灣人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維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

第七、國家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費在軍事方面，包括精心設計的秘密警察和特務組織，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軍事開支，甚至比越南、韓國、以色列還要高；六十萬以上的軍隊，不足以進攻中國大陸，卻大得非台灣經濟所能負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這個規模能夠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

第九、黨、政、軍，充斥貪污腐敗，台灣人民不堪其困擾和負擔：

第十、從幼稚園到大學，灌輸政治教條，扭曲學生心智，藉以製造對國民黨和領袖的盲目擁護；

第十一、青年救國團是國民黨準軍事性組織，大專學生被強迫加入，其效用類似德國納粹的「希特勒青年團」及其他極權政府的青年組織；

第十二、任何非傳統性行為、創造性思想、批評性思考、獨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對，甚至受到懲處；國民黨要使台灣人民回復古代中國的狹隘和固守，其後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會，不許成上上；而在「國家緊急」的法令下，勞工遭到剝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台灣農工被政府重重剝削，如重稅、肥料換穀等；大肆宣傳的「土地改革」也無法粉飾；

第十五、每人要公開表示忠實於國民黨；愛國的唯一標準是效忠於蔣介石；任何考試，都要測驗效忠「三民主義、國父、總裁」的程度，甚至理髮師或駕駛執照也要考三民主義。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4年初，我們決定將上述看法草擬一份綱要，將台灣的處境和所面臨的問題，分析清楚，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相信大部份大陸人也不滿於國民黨的專制，對前途也感覺恐怖。謝聰敏自願起稿，魏廷朝同意幫忙。

不久，有一天晚上，謝聰敏到我家裡，帶著一個鼓鼓的包袱，打開來，竟是一份厚達百頁的手稿，闡釋人權，從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宣言談起。我告訴他，我們所需要的是簡短有力的文章，不是大論文，於此決定以宣言形式寫成精簡的聲明。

其後，經過密切的商討，多次的修改，在魏廷朝的幫助之下，以流暢的中文完成定稿，剛好可以符合於報紙一樣大的型式。如此我們能將台灣內外問題，分析得非常清楚，並指出我們應走的未來路途。這份文件的最大功臣，首推謝聰敏。

我們決定將這宣言稱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簡短的前言裡，它指出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已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的福利為施政方針。我們提出八點基本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國民黨政權所以能夠倖存，只是因為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的政策也漸漸移向承認中共。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國民黨軍隊只能防衛，其裝備完全依賴美國。其數目小得無法反攻大陸，卻大得不適合於和平時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政幹制度削弱軍隊，並減低效率。被徵召的台灣兵正在取代逐漸老弱的大陸籍士兵，他們雖然穿著國民黨制服，卻是國民黨沈默的敵人。

三、「反攻大陸」的口號，成為國民黨政權的籍囗，對外適合一些美國人對共產黨和中共的嫌惡、對內則可作實施戒嚴的理由，使得延續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1947年選舉二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囗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作分化彼此，使他們互相敵對，以防止他們彼此合作，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極繁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二個極嚴重的問題。1964年的統計顯示軍事費用佔全部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許多隱藏和間接的開支。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主張節育者被視為失敗主義者。鼓勵高出生率據說是要用來充實二十年後的兵源！

六、黨軍領導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1947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人被屠殺了。隨著1950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段窮困。

七、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台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

八、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1949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賣，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有人說，蔣介石已成為一個皇帝，我們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可能性，即絕望的小蔣將台灣轉手給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灣可能再度成為國際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我們不能被動等待「進步的改革」。國民黨的歷史清楚顯示任何與它的妥協，不是幻想便是欺騙，是個陷阱，藉以誘捕期待和平轉移的天真知識份 子。我們必須警告任何與國民黨合作，以獲取經濟利益的台灣人。他們必有一天向憤怒的人民付出極大的代價。

我們將上述各點綜合以後，摘要訂下三個基本目標：

第一、 確定「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團結全島人民，不論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具有實效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則，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來，國民黨政權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來。比如，我們強調民主原則必須確定，國家元首應依普選而產生，而他不應該是作為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絕對權力，也不可免於受批評。他應該是一個專心致力於服務大眾的公僕，而且應該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以及反對黨的合法地位必須得到保證。政府中的貪污腐敗必須消除，軍人和公教人員的待遇必須改善，並增加政府的效率，建立健全的公務員制度。司法獨立必須確保，並廢除所有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從此防止非法的逮捕、

審訊和懲處。

我們又說特權制度應予廢止，根據民主的原則，規劃警察的職務，積極培養人民守法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不受限制地通信、自由行動、自由旅行於國內外。軍隊的負擔應該減少到自衛所需要的程度，並應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

我們最關切的是個人的自由和有條理而公正的政府。先談這些後，才能談論扭曲的經濟、黨軍特權份子、牽親引戚問題。大量減少軍事開支以後，才可以發展長期經濟計劃。台灣的物質和人力資源一直大大被誤用了。我們提議增加國民生產、減少失業率，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減少貧富的差距。國民黨沒收日人財產，吞沒外援，藉以自肥，以低廉勞工供應工業，強行「肥料換穀」辦法，剝奪農民的正當利益。一般民眾也深受苛刻的間接稅之苦。

最後，宣言的總結說，我們既不要國民黨極右的黨綱，也不要共產黨極左的教條。我們呼籲大家支持台灣人自決運動，以打破國民黨的獨裁，使所有台灣人在具有建設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團結起來。

我們經過數月直接和間接的討論和推敲，終於同意最後的定稿，而非常興奮，充滿了成功的感覺，同時也覺察到我們現在已走上一條危險的路途。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義。我們期望這份宣言能對所有台灣人和流亡的大陸人，都會產生宏大的影響，比較起來我們路途上的障礙便變得微不足道了。任何能思考的人們都會意識到我們所提出的問題，至少其中一些，確實存在，我們所做的，只是將那些問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為大家界定那些問題，或至少幫助每個人界定而釐清各自的問題。如果這份宣言在各界引起討論，則可能得到普遍支持，

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則會受到公開挑戰，特務制度也受到威脅了。

直到那時，我們所做的，只是知識的運作而已。我們已有寫得很好的宣言稿，但是從此開始，我們便必須與警察國家控制人民的各種手段，如暗藏後巷的間諜和特務、政府和黨所控制的新聞電台、經濟壓力和威脅等等，開始做實際的鬥爭。我們計劃將宣言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各界領導者、生意人、醫生、教師、各級民意代表、各層公務員、軍人等。如果我們能夠突然間在全島散發宣言，國民黨和特務便無從搜索所有的傳單，無法箝制我們主張的傳播。政府不可能逮捕每一個收到宣言的人，況且他們都是被動的收件人。國民黨必大動盪。至少我們那樣想。

印刷廠漏消息

我們決定印製一萬份宣言。接著的問題便是在那裡及如何印製。

我們決定油印是不切實際的。這個宣言，看起來應較正式，不應該像街上廣告傳單，看過 可扔掉。經過考慮，我們決定採用印刷的方法。謝聰敏的父親最近剛寄來幾萬台幣做為投資生意之用，所以我們想用這筆錢買一部印刷機。但我們不懂印刷技術，而且一部印刷，而且一部印刷機在私人家裡也無法隱藏。所以我們只有去找陋巷裡的印刷所。

謝聰敏花很大工夫準備了一份假稿件，能夠交給植字工人而不會引起疑心。在這假稿件中 他將宣言中提到國民黨的字句，全部改換共產黨，這樣，表面上看來彷彿是一份反共宣言。另一面，我們搜集各職業團體的會員名冊，選定分發對象的名單，請人打字。

謝找到一間小型印刷廠，專門替人植字，與老板談好，替我們排植信稿的版本。他同時又四處找尋所需鉛字，以便代替排好版面裡的一些字句，使其恢復本來面目。

這樣又過了數星期。當一切都準備妥當，單身的謝則在萬華區一個小旅館租了一個房間。有許多男人租這種房間做為幽會之用。謝包紮好笨重的排好版面，��了三輪車，載到旅館去。我和魏廷朝也到了那裡。大概旅館老板懷疑了，不久他便��修理水管為藉口未經敲門突然闖入房間。但他只看到我們三個人在聊天，便喃喃道歉退出了。版面放在床底的。這個插曲應該足夠使我們警惕，��極端謹慎。我們正在複雜的萬華社區，但卻太天真，還不知道每個巷弄都有特務，每間旅舍都有受���務���貼的線民。國民黨從大陸搬到台灣的唯一具有效率的機關，大概就只數特務系統了。

我們在那個旅舍房間裡，將已排好的假稿，用買來的鉛字，改換了應該替換的部份，如此恢復了宣言的原來面目。接著要辦的便是購買紙張了，這件事很容易解決。然後，謝又在萬華區找到了一間極小而無執照的印刷廠，他們因常偷印黃色書刊，所以，做事偷偷摸摸不敢聲張。其老板答應印刷，由我們供給紙張。

約好那一天，謝帶著笨重的排字版先到印刷廠，一方面等著魏帶紙張來，另一方面監督印刷廠老板將排字版按在印刷機上。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沒有來，謝不耐煩了，便走出印刷廠到門口街上去看看，不久才看到魏僱了兩輛三輪車載著一大堆紙張到了。當謝和魏將紙張搬入印刷廠時，其老板突然說他已不願印了。謝和魏都驚駭，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又把紙張運回紙店，把排字版帶回謝所租住的房間。

此後約十天，我們靜待著。在印刷廠附近探消息的朋友告訴我們，其附近正在流傳說有些共產黨曾企圖印刷東西攻擊國民黨和蔣介石。於此，我們才發現為什麼印刷廠老板在那一天忽然拒絕印刷。當謝將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機上，而走出印刷廠到街上去等待魏那幾分鐘間，印刷廠老板已趕快把印刷機一轉，盜印一份，看了內容，嚇了一跳，不敢再印了。

我們緊急作商量。印刷廠老板不知道我們身份，所以請人間接警告他，如果報警，對他不利，因為其工廠沒有執照，又常印黃色書刊，這個事件一報上去，一定會招來很多麻煩。我們以為這事情這樣就會過去，等一段時間以後，可以再進行印刷了。這又是我們極天真的地方。我們被捕以後才知道，原來那印刷廠老板還是把他盜印的那一份宣言拿去報警，其結果，全島警察和特務都接到通知，有人計劃印刷「反政府」傳單，特別加強監視相警戒了。這事，我們完全不知道。

等約一個月，謝又開始找尋願意接受這個生意的印刷廠。他終於在巿政府旁邊赤峰街找到一個有極老式印刷機的老板兼工人。那附近有一間小長老教會教堂，已經約好我於月底去作有關「人權」的演講。那個老板年紀相當大、同意接下這筆生意，在下一星期天印刷，剛好是中秋節那天。

到了約好那天，魏幫助謝搬排字版相紙張到印刷廠去。他們穿著軍服，囗操北京語，自稱軍事學校教官，要來印刷考卷，要嚴格防止試題外洩、。這在台灣並不是不尋常的事，那個老板似乎也不感覺異常。

他的動作很慢，既無助手，機器又老，工作了很久，自從早上九點一直作到下午三點左右。其間，魏站在印刷機旁，小心監督著。到了中午，謝才來替換。最初幾張印得不好的，也都收起來以免流出，可以接受的一萬張終於印妥了。每一份宣言，如果適當運用，都可以成為一枚政治炸藥。謝迅速檢閱最後一份，發現無誤後，便帶幾份來找我，說可以準備下一步行動了。

謝和魏付錢給老板後，僱了兩輛三輪車，把笨重的一萬份傳單，運到已訂好的附近小旅舍房間。我們帶了二個大旅行箱，把傳單裝入，然後，謝留在旅舍，魏和我再僱三輪車運送兩二大旅行箱，到衡陽路離「總統府」不遠的一位朋友家四樓貯藏間；這位朋友是一位女孩，她沒有問箱裡放什麼東西。我們打算把宣言暫時放在那裡，等到郵寄名單準備好以後，才在全島同時分發。

被捕的一刻

把一萬份宣言收好之後，魏和我即回到旅舍，三人會合休息，謝在床上打盹，魏和我則將那些印壞的幾份拿到房間廁所燒掉，把殘灰投入便器，放水沖掉。那時已經黃昏了，我正想應快離開，到一間日本料理店應約。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人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囗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我們被帶出旅舍，當我們走下旅舍大廳時，發現旅舍伙計畏縮進去，還有一個瘦弱三十歲左右的女傭人，把臉掩起來。我立刻猜到他們就是向警察密報我們帶著大旅行箱進出旅舍的人。

旅舍前的街巷擠滿了好奇的群眾，爭著要看到底警察抓誰，和為什麼。他們向後退縮，讓出一條通路，使我們走到警車和吉普車。警察粗野地把我們推進車裡，便開動了。

我發覺自己不斷在自問，「將被關在監牢多少年呢？」很奇怪的，「七年」這個數目，不斷出現在我腦裡。我想到我的家人、妻子、兒子、母親、兄姐、親戚、島內外的朋友。

我懷疑我們三人能否有機會再見面。我後來才知道，魏廷朝曾經受到毆打和死亡的威脅。他曾經要求立刻槍斃我們。謝聰敏也遭到毒打。

在夜晚的街道開了不多久，使到了圓環附近的警察局。1947年引發二二八事件，就在這附近。

那是中秋節的晚上。月亮懸掛在東邊天上，渾圓而明亮。可是，今夜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不能歡慶佳節了。我們的前途非常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