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特赦之後

彭明敏撰 錄自《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第11章 監視。此章題「監視」，分節如下：特赦之後──軟禁──長老教會受到威脅、我姊姊的麻煩──蔣經國的召見──陶希聖的斡旋──調查局的介入──特務陳光英．一個大陷阱──色厲內荏的特務──沈之岳的禮品──密西根大學的聘書．試申請出境。

按彭明敏於1964年與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被捕，判8年徒刑，1965年11月3日特赦出獄。

特赦之後

家人激動、興奮得淚眼婆娑地迎接我歸來。母親、妻子、兒女，和在台北的二哥都在家裡，還有我的律師也在場，房子裡到處都是鮮花。看守所長、王軍官、律師等、幾分鐘後便識趣地藉故離開了。

家人在那天下午稍晚得到通知，但嚴格受命不得把我即將得到釋放的消息，對外宣揚。

我們徹夜傾談。勇敢多謀的母親告訴我一切的經過，如何起草羞辱的悔改聲明，以達成釋放等。

翌天早報都登載了我被釋放的消息。我的律師發表聲明說我已「悔改」而得到特赦。所有的黨政宣傳機關都得意地宣傳我已經「認錯」，得到寬恕。其含義是，所有國民黨的批評者、知識份于和台灣人不滿份子，終於清楚認識了領袖的偉大和美德。很明顯地，國民黨自認已獲大勝了。

國民黨政權在基本上缺乏安全感，因此，以「認錯」、「悔改」來羞辱反對者，成為重要政治技巧之一。他們似乎不瞭解，在任何形式的肉體與心理威脅之下強迫出來的「自白」或「悔過」，不但沒有用，反而對他們的政權有害。他們無法了解，為��麼歐美的重要左派知識份子譴責古巴卡斯楚政權，以脅迫取得古巴有名詩人Herberto Bodilla Lorenzo的所謂「悔過書」，在那份明顯粗製濫造的「悔過書」裡，他被迫形容自���為「卑鄙的、不公的、怯儒的、虛偽的、說���的」一個人。

我被釋放後幾天，加拿大廣播公司曾從蒙特婁打國際電話來，���以電話訪問我，做為其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的一部份。因我知道電話是被錄音的．所以未能暢所欲言。

軟禁

現在應該如何安排我的生活呢？我很快地發現我被監視著，我的房子外面經常有人徘徊，我一出去便受跟蹤。 我寫信給台大校長，要求保留教職的信，一直沒收到回音，甚至他是否收到我的信，也無法知道。我沒有收到聘書，所以我與台大的關係終止了。然而，我們仍住在台大宿舍，沒有被要求遷出。

被釋放後二、三天，我和太太一起到台大校長公館作禮貌上的拜訪。我在門口向校長說「多謝你的關切」，他的答覆冷漠閃爍，我們很快告辭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我知道了我在獄中期間家人是如何過日子的。有一部吉普車經常停在我家附近，警察監視房子，注意誰進出我家。調查人員不時找我太太， 除此之外，家人沒有受到什麼騷擾。幸好，兩個孩子經過這些的震驚以後，沒有遭受什麼麻煩，可是，他們很孤單，因為從前的朋友都不敢再接近了。

其後幾個月，給我和家人一個機會，能夠分清真偽朋友。長駐在我們門口的吉普車，給我們的日常生活，畫下一道大陰影。有的朋友，在馬路上遇到，便裝作不見，或故意躲開。大學裡的台灣籍同事們都避得遠遠。有的學生，以前經常來我家的、經常恭維我的、或誇口熟識我的，現在都矢口否認與我有關；有些甚至要求校方將我曾擔任他們指導教授這個事實，從記錄上去掉。

所有這些，都使我傷心：我感到孤獨、寂寞。但是這些挫折有時得到一點補償，因為仍有些人，冒著生活和事業的危險，膽敢來看我。有些學生悄悄地來看我太太，探詢情況，表達關懷和慰問。有的大膽的帶著書籍或水果，來送給我。

誰是真正朋友，誰不是，很快就分曉了。我沒有主動去要與老朋友們重敘舊誼。在我目前處境之下，只有讓他們去主動決定要不要維持友誼。

我從監獄出來沒多久，寧將軍為我開了一個精緻的宴席，王昇和軍中親近蔣經國的將領們也都應邀參加。席上沒有認真談論什麼，他們只是恭喜我獲得釋放，又賀我「新生」。

在理論上，我今可隨意外出，也可以在島內自由旅行，但不斷受著監視。如果我搭乘計程車外出，便有一部吉普尾隨。如果我到飯店吃飯，安全人員便坐在不遠的桌子邊，也在那裡用餐。如果我乘火車南下到高雄探視母親，便衣人員也隨行左右。

大多時間，我都留在家裡，補閱坐牢期間錯過的書籍雜誌，或記錄下在監獄中被迫無聊時想到的一些事。有一度，我執迷地幻想有一天我會再回去大學教書，那是我真正的希望。

有一天，王軍官帶了一位高先生來找我。高某以前是共產黨員，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的組長。他們說是前來討論我的出路，並建議我接受黨部「大陸研究所」研究員的職務，薪水不錯，並將有一棟舒服的宿舍。顯然，當局覺得必須為我安排一個工作，但不願見我再去與學生接觸，所以使我在黨部工作，一方面易於看管，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我的生活問題。

我當場拒絕了這個提議，坦白告訴他們我絕不會接受這份工作。他們在我家停留了近兩小時，一再勸我接受，最後，我有點不耐煩，帶著些 火氣說我寧願在路邊擺攤子賣書，也不願接受那份工作。他們終於離開，那位高某後來寫了報告，抱怨說我驕慢而不合作。

長老教會受到威脅、我姊姊的麻煩

其後幾個月，我注意到台灣長老教會所遭遇的困境。在1945年以前，基督教徒在台灣雖然為數不多，卻形成一個重要的少數團體，幾乎是優秀的領導階層。他們所發揮的影響力遠超過其人數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經由教曾和其所辦的學校和醫院，台灣人與西方世界所作接觸，已有一世紀的歷史。在日治時代末期，教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因為基督教徙在學校和教會禮拜中，仍繼續使用台灣語，對於天皇崇拜和日本神道，予以抵抗。1945年至1949年，長老教會較未受騷擾，但從1950年以後，情況變化了。一方面，國民黨極力恢復傳統的中國民俗，藉此想恢復並加強與中國大陸的心理關係。那些民俗長久以來是日本人和基督教會所排斥的。另一方面，過去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傳教士和基督教各種教派，在半官方鼓勵之下，陸續進入台灣。首任駐台北的美國大使藍欽（Karl Rankin）曾在其回憶錄裡稱道在其任期內，在台灣傳教士和其家族，自1950年的30名增到1957年的七百多名。

1965年，情況大變了。國民黨顯然覺得台灣人基督教徒，尤其歷史悠久組織完善的長老教會是一個眼中釘。它為要消除台灣人意識，強迫使用北京話，將孫中山偶像化而崇拜他，隨而，對其「繼承人」蔣介石也要敬仰。

台灣長老教會早已參加總部在瑞士日內瓦的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作為會員。當該組織的一部份會員開始主張承認中共時，國民黨當局非常憤怒，要求台灣長老教會與普世教協斷絕關係。可是，基督教會拒絕了。長老教會大會議長被傳到警備總部，被告以應為努力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教會領袖和教友們均受騷擾。當時，有幾個日本人牧師到台灣訪問，回國以後以 日文出版了一本刊物，發表他們對台灣和教會的觀感。他們並請了台灣長老教會大會議長寫一簡短的序言。那本書在日本出版後不久，議長被捕了。警備總部給他看那本書，裡面有一日本牧師寫了一篇文章，為台灣人教會的處境，作了不利於國民黨的記述。議長被嚇壞了，不得不簽名於「認罪」的自白書。然後，他們又告訴議長，既有了這份「自白書」在手，政府隨時都可以起訴他，使他入獄。現在他必須努力運動，使長老教會從普世教協退出。當時，我的表弟（按陳皙宗牧師）任台北神學院院長，他也被傳多次，並受到同樣的指示。後來，有五位台灣牧師應邀訪問日本，但在台北機場登機之前，護照被吊銷，不能成行了。

在這段期間，長老教會領袖們卻為美國極端保守派牧師馬金太（Carl Mclntire）的屢次來台，深感困惑和尷尬。他每次來台，都要公開攻擊普世教協，在禮拜中，總是大聲禱告，祈求上帝「使蔣介石早日反攻大陸」，並不斷鼓勵蔣介石立刻開始發動進攻。

在繼續下斷的強大壓力下，台灣長老教會屈服了，很勉強地表決退出普世教協。

我的姊姊彭淑媛是長老教會主辦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的校長。她從來對於政治下感興趣，可是在我受軟禁期間，和普世教協問題發生以後，她的學校終也成為國民黨騷擾的對象。一個晚上，安全人員偷入校園，將寫有「打倒蔣介石，擁護彭校長」的海報，貼在壁上，企圖用此手段，造成事端，迫使校長辭職。

蔣經國的召見

對我的監視仍繼續著。大多時期，都非常嚴密，但有時會忽然會鬆懈幾天，過程古怪，無法知道是政策如此，或是監視人員有時懶惰。

1966年初有一天，有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前，一個人走到門口，遞來一張名片，寫明是「青年救國團祕書」。他說是奉蔣經國的命令而來，問我當天下午3點是否有空，因為蔣經國希望「請教」，想該時派車來邀請我到他辦公室。

這個意外的邀請，措辭非常客氣，我直覺必須警惕，我想起上次當選「傑出青年」時，曾婉拒他的邀請，而引起普遍臆測。如今，這個帶著名片的陌生人，他的身份是否可靠？這是不是一個陷阱，我一進入他派來的車子便會永久失蹤？我也想起二二八事件時林茂生那出名的故事：一部車子到他家來，說是台大校長要請他去開會，他坐車一去，永遠不再回來了。我告訴那個人，我不要車子，會自已想辦法去，請他告訴我地址。

到時，我將正確地址留給太太，僱了一輛計程車出發。蔣經國的親信李煥接待我。他講話溫和斯文，請我就座，並沒有立刻帶我去見他的老闆，他花了近一小時，詳細說明「青年救國團」的所有活動，努力表示也們是多麼開明，多麼盡力幫助青年學生，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們似乎仍在努力要說服我， 甚至爭取我的合作。最後，他終於站起來，說：「我去看看，蔣主任有空了沒有。」他走出去一下，回來說：「好了，他正等著你。」

當李煥帶我往走廊走時，我即從玻璃窗瞥見蔣經國坐在書桌邊，在我進入其辦公室幾秒前，看見他站起來，小心地在整理上衣和領子。我一進入，他便從書桌後走出來，微笑著與我握手，請我坐下。我跟他沒有見過面，所以他的第一句話「好久沒有看只你了」，使我一點警訝。他又問：「好嗎？」「身體怎麼樣？」「令堂好嗎？」他未曾看見過我母親，可是，她為使我釋放的努力和她有時所做的強烈抗議，必定在有關大小官員之中盛傳了。他還問及我姐姐，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的校長，她那時正遭到很多麻煩。

談了一些家常之後，他轉了話題，嚴肅地說：「很多人都非常關心你。」當他又問「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的時候，我很坦率地說：「有的，我還沒有工作。坦白地說，我很希望能再回到台大教書。」他臉上閃過一絲尷尬神色，轉向李煥問道：「有沒有與錢校長談過？」這一下輪到李煥尷尬了，他避開正面回答，支吾地說：「我們會與他商量這件事。」

這場會談約30分鐘，還算輕鬆而不拘束，其後我的感覺是複雜的。蔣經國本人似乎遠不如其照片所給人的印象那麼粗鄙。他的談吐頗帶溫暖，這在其父親唐突陳腐的問話中是找不到的。雖然問話形式一樣是：「有沒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蔣經國令人感覺是較有誠意的一個頭領。

陶希聖的斡旋

如何安排我的將來，繼續成為國民黨高階層的一個難題。不久，國民黨元老之一、陶希聖開始與我的律師梁肅戎接觸。陶希聖以多謀著稱，曾周旋於國民黨與非國央黨各派系之間、以使蔣介石從中取利。有一天，他來看我。經過轉彎抹角之後，談到正題。柯喬治（George Kerr），在英美出版了一本書《被出賣的台灣》 （Formosa Betrayed），詳細記載他目擊台灣在沒有條約正式變更主權以前，如何被送入蔣介石手中，如何被國民黨政權剝削摧毀。柯喬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任職於美國在台領事館，在書中描述台灣人於1946年和1947年提出的改革要求，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以及其後蔣介石派進五萬大陸兵屠殺台灣人的血腥報復。那本書在台灣被禁，但在地下流傳，而且在在台美軍圖書室裡可以看到。陶希聖抱怨說：「那本書攻擊我們政府。我們要有人反駁他。」我曾經讀過那本書。讀到自1945年至1947年，台灣和台灣人遭國民黨、蔣介石和其家族，劫掠慘殺的史實，無人不會悲憤慷慨的。但是現在，我則假裝不知道陶希聖在說什麼， 他只好改變話題了。後來知道，國民黨曾強迫廖文毅寫信給紐約時報，抗議該報刊登載羅勃．登布爾（Robert Turnbull）對於該書善評。

不久之後，陶又透過我的律師，希望我進入「國際關係研究所」。它原是國防部一部門，如今，表面上已脫離軍部，名義上，另成一機構， 卻與國立政治大學聯繫。其所長和重要成員都是國民黨高級黨員，國民黨給予經濟補助，被視為蔣經國智囊團之一，致力研究國際情勢和共產世界。現在，他們要我成為該所研究員。

該研究所所長吳俊才，有一天早上來看我，他非常客氣，聊談了一會兒，便遞給我該所的正式聘書。由於面子關係，我無法當場把聘書退還給他，只有誠懇地告訴他，我實在無法接受。我們都知道，我如果接受這個聘約，便等於國民黨的大成功了，他留下聘書在桌上，告別而去。

我等了幾週之後，才於一個晚上到他家拜訪，把那封聘書和一封辭謝信交給地，這件事才算結束。

大約在此時，發生了一插曲。有幾位台灣人和大陸人政界人物，其中有國民黨開明份子、黨外份子、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議員，包括齊世英、郭雨新，決定邀請美國大使一起吃飯，討論時局。大使答應了，時日也決定了，然而，大使館要看當天出席者的名單。原預定約十人出席，我也在內。可是， 翌日大使館秘書通知說如果我也出席，大使會覺得非常尷尬，所以，我只有自動退出。我知道我的被捕，已使我變成美國大使館的禁忌了。台灣人一直對於華府和國民黨的關係，尤其對於華府那麼關心蔣介石的敏感，卻不關切台灣人的正當要求和意願，感覺非常困惑。美國官員都知道國民黨如何壓迫人民自由和權利。在我被捕以前，我曾認識一些美國使館官員，經常有機會見到他們。寇克大使（Kirk）曾約好我去談話，雖然最後無法實現。我的案子發生以後，我與美國使館的關係，切 斷了。

我的出路，非解決不可。被迫待在家裡這麼久，使我焦慮和不快，我不得不接受我不能再回到大學教書的事實了。母親笑道：「你以為他們還讓你回去大學，腐化青年麼？」有人向陶希聖提起我應進入中央研究院時，我終於表示同意。可是此事又不明不白地未能實現了。

在這個時候，加拿大的國際法協會，透過其會長，邀請我寫一篇法律論文，題目完全由我自選。我知道在加拿大的同行和朋友們，對於我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他們想藉這友善的行動，為我鼓勵士氣，並以稿費名義，給予一些經濟支助。加拿大舊識同僚們這種關懷和體貼，使我深深感動，永久懷念。

調查局的介入

1966年，我的案件由國防部警備總部，改由司法院調查局負責處理。這是很大的變化。調查局可比擬於德國蓋世太保，直屬於蔣介石， 獨立而專權。國民黨政府大小官員都知道調查局裡有每個人的安全檔案，以備蔣介石隨時調閱。每一市民也都知道，如果他受到注意，調����局必有其檔案紀錄。蔣介石透過調查局，對於政府各部門，嚴密監視和控制。這是獨裁政權��，最令人恐懼和憎惡的機關。警備總部和調查局����微妙的對立和競爭，由來已久，蔣介石則巧妙利用這種矛盾，鞏固地位。我的案件發生時，國民黨裡一定有人主張應予嚴罰，立即把我毀滅；也有人辯稱過份重罰可能引起台灣人的深仇大恨，所以應該對我施以再教育，把我爭取，用以幫助國民黨統治台灣。我的特赦，顯示後一想法取勝了。可是，我被釋以後，一再拒絕國民黨所提供的職位，甚至揚言寧願在街頭賣書，也 不願接受黨的安排。這證明寬容政策已經失敗，也就是警備總部處理我的案件失敗了。

國民黨所有安全機構的負責人，十名左右，定期聚會，協調工作。會議由蔣介石本人主持，並做最後決定。要把我的案件從警備總部移到調查局，大概是在這種會議中決定的。

調查局的一個處長王淦，透過歷史家和作家李敖，邀請我吃飯。他的開場白便是：「警總把你的案子辦得這麼糟，而竟然沒有辦法給你安排一個位置，實在抱歉。胡適先生在世的時候，我是奉命保護他的。你也知道，這些軍人都是老粗，很笨拙的。從現在開始，我們會好好照顧你。」

我與警備總部的關係，從此完全終止了。寧將軍、王軍官、魏參謀和其他警備總部有關人員都失去了面子。不久，我便察覺到警備總部與調查局這兩個對立的特務組織對其人員和作法，有顯著的不同。像寧將軍這種人，多少還保持傳統中國軍人的本色，臣服於學儒官僚的帝王制度。這些軍人直率，認真執行任務，對於文人學者，深為尊敬。他們或許認為文人書讀得太多了，有點古怪、複雜、難以理解，但這些文人卻代表中國偉大的文化，相對之下，我感到調查局的成員大部份是國民黨中最糟糕的份子。這些替蔣介石幹航髒勾當的特務，大多是詭詐、邪惡、陰險、狡猾、不可信賴，而令人嫌惡。

王淦現在時常來找我，並與陶希聖聯絡，想安排我的出路。調查局長沈之岳，一位傳奇人物，邀我吃飯。他大概是最令人恐懼、而又最得蔣經國信賴的人。他曾潛伏在共產黨組織中，在那裡待了十多年，甚至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昇到高職後，才又回到蔣介石手下。

調查局在和平東路把一棟日式房子改成為招待所。他門派車來接我。當車子開近招待所時，我注意到便衣安全人員在街角閒蕩，也有人躲在門口電線桿後面。沈之岳很有禮地接待我，他矮瘦、緊張，並不給人什麼特別印象。這個晚飯，李敖也同時受邀。彼此客套一番，又用過茶後，我們便被引進飯廳， 開始精緻的晚餐。我立刻注意到日本式的天花板已被拆下，代以有無數小孔的甘蔗夾板，而我待過的幾所監獄，已使我對這種天花板，相當熟悉。我看看李敖，又抬頭看看天花板．他即時領悟，我們的對話，一定被錄音的。沈之岳則鼓勵李和我，坦白暢談。後來李與我談起那個場面，禁不住大笑了。沈說：「請自由自在地談談，任何對政府的批評都可以說出來，這樣才會有進步。」他強調，調查局並非政治性的，其主要職務是調查和消滅貪污，而不管對象的官階多高。主客沒有具體地談論到什麼。飯後，我們被送回家。離開招待所時，我又注意到門口電線桿後面有一個便衣人員躲著。

特務陳光英 ---- 一個大陷阱

幾個月過去，較多人較敢來看我了，他們與我討論當前局勢。他們都指出，國民黨政府裡，台灣人愈來愈多，而大陸籍高官則將子女送到外國，並將私產盡量移到國外，時間似乎對於台灣人有利。

政治上活躍的份子，頻繁到我家裡來。他們包括大學生、議員、教員等，其中有些想參加競選，以圖在體制內促進改革。他們批評政府，並咒罵惡劣的官員和措施，但他們並未談到暴力革命。他們只是想依「合法」途徑，逐步改變國民黨政府，並想以非黨員姿態參加競選，為此討論如何有效發揮力量，如何成立堅強的聯合陣線。

蘇東啟有一位親戚吳文就，也常來我家參加討論。他很得人緣，也受敬重。有一天，他帶一個人叫陳光英，說是他的好友。陳是斗六人，做小生意，台北的人都不認識他。在大家談論的時候，他都沈默著，我以為或許因為他的教育有限沒有什麼意見。有一天他獨自來找我，說將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

大約一個月以後，陳光英回來了。他說在日本看到流亡在日本的一些台灣人，包括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他說在日本的台灣人們要向我問候，又遞給我一些在日本出版的獨立運動有關刊物。當我說真了不起，竟然敢冒險偷帶這種刊物入境時，他笑了。然後，他從口袋中拿出一種小廣播器，說可以向鄰居廣播，以及二十萬日幣，說這些都是史明要送給我的。我把日幣退還給他，說我不需要。

一、二週後，他又來找我，說他將再去日本，參觀塑膠工場，問我可否替他寫一封介紹信給史明。我說他已見過史明，我卻未曾見過他，似無介紹的必要。他則堅持，史明一定認識許多日本商人，我如果正式介紹給他，他一定會給陳較認真幫助。我很勉強地給也用日文寫了一張便條，說「來者是位認真的台灣青年，請予關照」，署名牧山，告訴陳可以向史明解釋那便是我。

1967年3月初一早晨，陳忽然跑到我家，神色顯得驚惶，說吳文就失蹤了。他說：「2月27日晚上，我整晚與吳在他家裡，幫他油印隔天（二二八事變紀念日）要散發的傳單，隔天早晨，我們口袋中塞滿傳單，分路出發，那便是我最後看到他了。」

其後幾天，我們都非常耽心。我警覺到我的一舉一動，被嚴密跟梢，我的房子，更被嚴厲監視。有些朋友，很憂慮地來找我，問「我們應該怎麼辦？」，不久，他們也一個一個被抓去了。有些人不論走到那裡都被跟蹤。陳光英則一再來找我，說他得幫忙吳文就的家族，因為吳留下一些債務。他便四處向吳的朋友募款，說是要資助吳的妻子。有一天，他又跑來，說有一個朋友託他來問我，可否跑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我說：「那是沒有用的。他們會把你趕出來，因為他們對我們的問題沒有興趣。告訴朋友們不要害怕，也不要因舉措不自然而顯露恐懼，那樣就會惹來嫌疑。」那晚，當他又再來一次時，我開始為他的安危耽心，所以，我決定故意出外散步，使監視我房子的特務跟蹤我，然後，他才從旁門悄悄溜走，而不引人注意。他照辦了。

大約兩星期後，吳文就的家人，忽然收到他的一張明信片，郵戳地址是新竹，信上簡單說：「因臨時有要事，我必須離家一會兒，請勿耽心。」我們相信，吳被捕以後，被迫寫出這封騙人的信，以誘騙朋友誤以為安全無事，而不會企圖躲藏，或逃離台灣。

很使我們驚訝的，此後一直到仲夏的時候，沒有進一步發生什麼事。監視仍然繼續著。不論我走到那裡，總有一部吉普車跟隨著。有時我行走時，特務也跟著走。我如果忽然轉身，特務便趕快閃躲。有時候，他們偽裝成學生模樣，帶著書籍筆記簿，跟著我上下公共汽車，但是如果我狠狠地盯著他們，他們便看著別處，或假裝要下車。有時我帶著照相機，突然回頭，假裝要拍他們相片．他們總會立刻躲避起來，匆匆離去。只有一次，在我家巷口附近，我假裝要拍照他們時，忽然其中一個，猛撲過去，不發一言，將我的相機強奪過去，向大路逃跑了。我立刻打電話，向調查局王淦抗議，並向管區警察局報告搶劫。當日下午接到警察局通知「有人撿到」我的照相機，要我去領，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這時又發生一小插曲。有一天，我看見一部美國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的時候，一個高大的西洋人，帶著一大疊紙包，走下車來，他不理會那些特務，走向我的門口，原來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台灣幾次的時候，我便認識了。這次他又來台灣，前來看我，我們相約，隔天中午，在國賓大飯店，一起吃飯。翌日我們如約在國賓吃飯，赫然發現特務竟也在鄰桌吃飯，而且把一包東西放在桌上：我猜是錄音機，要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台灣，不久之後，他的台灣入境簽證被取消了。

1967年仲夏，我的朋友們陸續被捕了，有些人曾企圖躲藏，但都被找到逮走。

有一天，李敖緊急地告訴我，他有一個軍人朋友，駐在外島，說軍隊都接到通知，有人陰謀武裝叛變，有書面證據證明我也牽涉在內，據說有一文件，由我簽名，與這陰謀有關。

我感到困惑，這個謠言非常奇怪，到底我寫過什麼東西，被這樣解釋了？

到了那年年底，我的朋友們大都被逮捕了。我的親屬也開始感到新的壓力。我在台北的二哥（按彭明輝），雖然從來不管政洽，卻因為我的關係，銀行拒絕給他商業貸款。

色厲內荏的特務

蔣經國從日本訪問回來後不久，12月的一天，調查局王淦便來找我，說沈之岳局長要再邀請我吃飯。他在談話中故意暗示、蔣經國一定帶回來一些東京的台灣獨立運動有關消息。一星期以後，他又來一次，約好某日下午5點鐘。

到了那天，王淦來接我。在調查局招待所，有二個面孔猙獰難看的，在門口接待我，自已介紹說是調查局的科長。他們道歉說沈局長因臨時有事不能來， 只由他們來招待， 沈局長或許稍晚也會來加入。從他們的言談舉措，可以認定兩人都非常粗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我被引進客廳，室中有一棵閃亮的聖誕樹。我輕鬆地指著那棵樹，說幾句話。彼此談了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忽然嚴肅起來，一副要辦重大公事似的面孔。

「彭先生，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你。你有沒有寫過信給海外的台獨份子？」

「沒有。」

「請你再想一想，確實沒有嗎？」

「確實沒有。」

「好吧。」他站起來，走入另一房間，立即帶著一個棕色公事紙袋出來，從裡面抽出一張紙張，那是我用日文寫、向史明介紹陳光英的。

「這不是你寫的嗎？」

「是，我寫的。但這只是一張介紹便條，並不是信。」

「你認識史明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我想解釋事情的經過，但是他們不理會。

「你不知道這個傢伙是共產黨，曾到過延安過嗎？你不知道他與劉少奇有關麼？你不知道他是通緝犯麼？」

「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經過陳光英收到二十萬日幣、一個廣播器和一些台獨刊物麼？」他並指出陳光英每次到過我家的正確日期時間。

「陳光英帶這些東西到我家來，但我把日幣當場退還，那些刊物也毀掉了。至於所謂廣播器，那不過是玩具、在日本到處都可以廉價買到。」

「你知道那筆錢是要給你做政治活動的。」

「我沒有收下那筆錢。陳光英說是朋友送給我的禮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貨店四、五百日幣就買得到的。我經常收到人家送來的各種刊物， 有的我都要毀掉。」

他們不接受我的解釋。「你與日本的台獨份子有聯繫。你知道過去一年，我們已逮捕了許多你的朋友。他們都承認曾陰謀破壞、爆炸和暗殺，而且都說你在幕後主使。有的人已背叛你了，說都是你害他們的。他們都說是聽你的話去行動的，所以僅祇處罰他們，而不處罰你是不公平的。我們都知道你是青年學生的偶像，但你是一個煽動家，罪惡之源。」

在這長篇大論痛罵中間，王淦一直保持沈默，頻繁地走出房間，一會兒又回來，我猜想他是不斷去打電話，向上層報告這次審問斥責的進展情形。兩個特務中，年紀較大的，言詞較為緩和，讓另外一個，大概是下屬，盡情對我指控辱罵。

這場怒罵，持續了近兩小時。開始時，我曾試圖解釋，這些被捕的青年們曾與我所討論的是合法的政治活動，他們只是計劃參加競選，反對一黨制度。我一再強調，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陰謀、爆炸、暗殺等，最後我發起脾氣，答道：「你們有辦法叫人承認任何事情、我知道。我已經看過太多了。」

在這整個過程中，王淦跑出跑進，我想是在請示。這種情況，似乎有點脫軌，這些粗暴的特務，或許把審問和脅迫，做得太過份了，最後，王淦終於開口，建議大家進去隔間用餐。

大家就座後，酒杯也斟滿了。整個氣氛，說冷冰還不夠的。令人驚愕的，那個特務，一方面，請我用菜飲酒，另一方面，還冷酷地威脅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

晚餐用畢，大家又回去那棵亮晶晶的聖誕樹旁喝茶。我那時想，大概會在當場被捕。不料，王淦說他要陪我回冢。那時已經半夜了。

王淦與我同車，沈默不語，當車子快到我家的時候，我看到我太太正沿街奔跑。她因為到了這麼晚我還未回來，極度耽心，決定跑步到調查局招待所去探詢。我從車裡叫她，接進車裡，回到家裡，儘管已經很晚了，王淦還是跟著進來。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說，他顯得困窘而不安。如果那些粗魯傢伙，把調查局對我的真正態度，透露得太多，王淦便要負責。我很生氣衝動。我的朋友中，可能有人在酷刑拷問之下，背棄了我，被迫捏造什麼暴力陰謀，來陷害我。但是我也知道大部份人都是與謝聰敏和魏廷朝一樣，誠實堅定。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不但利用吳文就打進我們圈子裡來，還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台獨刊物、日幣等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可以把我幹掉。吳文就和其數十名朋友們所以被捕，完全因為陳光英向調查局打報告。後來，這些朋友們受軍事審判，被判重刑時，陳光英還公開出��，為調查局作證呢。

我向王淦憤怒地說：「你始終都在場，那些���有道理嗎？他們簡直是禽獸一樣，而竟然是你們調查局的幹部。我已準備再度被捕，但絕對不接���那種對待。」

他把這些話推到一邊，���尷尬地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走了。

沈之岳的禮品

我告訴太太����要作心理準備，我將會再度被捕。」

翌日，我打電話給律師梁肅戎，告訴他整個經過，並告訴他我已準備隨時再入獄了。然後，我寫下兩篇長長的備忘錄，一篇用中文，一篇用英文，說明現在發生的事情，交給朋友，請他們我一旦再被逮捕時，將它們發表。

梁肅戎是立法委員，幾天之後，他在立法院遇到調查局長沈之岳。梁便找一個機會，私下告訴沈說曾經給他聽的那種遭遇，並說我極端憤怒。梁還向沈指出，即使調查局對我所控的是事實，也不該用那種方法來對待我，因為其後果將會與調查局和國民黨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幾天之後，在聖誕節日早上，王淦出現在我家門口，還帶了兩大籃的禮物，糖果、咖啡、蘋果和其他昂貴的水果。他說：「這是沈局長要送給你的。他很抱歉最近他的部屬對你的誤解。他絕無意思讓他們那樣對待你。」我的母親，看到那些禮物，對我笑道：「你想我們還敢吃這些東西嗎？」

沈之岳一方面做勢道歉，另一方面，監視更加緊了。特務們現在已不再隱隱藏藏，不再躲在樹幹或電線的後面，也不再避入門廊。相反地，我一走出門，他們便前後左右包圍著我。

不論我在馬路上，或搭乘公共汽車或火車，他們都像要挾持似地，與我在一起。

有一次，我坐火車到高雄，由高雄火車站僱了一輛計程車到我大哥家，到達以後付錢而把車子遣走了。不料，十分鐘後，該計程車司機又轉回來要見我。顯然，他不知道我是誰。

他是跑回來要警告我，我被跟蹤。他說我大概有什麼私人仇怨，因為我下車以後，他便被攔住，被問了許多他無法回答的問題。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調查局辦理我案件的人員，終於正式向上面簽呈，要求將我槍斃，然後，釋放所有被捕的我的朋友們。可是，這個建議並未得到高層的批准。

一天，有一位很大膽的美國朋友來看我。任何外國人在我家附近出現，總會使特務們大事緊張。這個美國人一從我家出去，即時受到特務們跟蹤。於是，他便大跑起來，特務們想要捉住他，趕不上他了。

在這時候，又發生一個插曲。中央研究院主辦一個社會科學的會議，十多個美國學者也應邀參加。會議日期接近時，監視我的特務們，變得非常不安。他們害怕我設法與美國學者見面，或者美國人想辦法來看我。甚至普通警察也奉命嚴密監視我。在會議期間，王淦每日都來拜訪我，以確保我一直都在家裡。有一天，他告訴我，美國大使館打算宴請與會的學者，而調查局知道我將也會受到邀請。他堅決勸我不要接受。可是，其實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

密西根大學的聘書--嘗試申請出境

在密西根大學教書的朋友，向該校中國研究中心，提到我的名字，不久，有一位該校教授來到台灣，找到一個機會，與我討論到密西根大學去的可能性。

1968年，我接到一封聘書，由該校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聯名發出。大致同時，我也得到加拿大我的母校麥基爾大學法學院的聘書。這些聘書，使被迫隔絕於學術生涯之外這麼久的我，深深感動。

當國民黨知道這些聘書之後，問題來了，透過我的律師、陶希聖、黨部、調查局，向我施壓，要我拒絕。他們都客氣，但堅定地要求我不申請出境。因為既無可能被准，提出申請，只有使當局為難罷了。

另一困難是，即使要申請出國，也必須有一個保證人，保證在外國期間，「思想純正」而「行為良好」，而這種保證人又不得是近親，如父母、兄弟姐妹、太太、或堂兄弟姐妹等。

這種保證，須以書面提出，負責保證被保人在外國的思想行為。如果被保者沒有滿足國民黨期望，保證人便要受到懲罰。保證書用詞含糊，但是任何申請出境者，都得提出這份保證書。

我是曾被控以「企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而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到那裡去找保證人呢？光是這一點，就使我對於出境，連申請都無法申請了。因此，我不得不向密西根和麥基爾兩個大學表示謝意和歉意，簡單說明我根本無法申請護照的理由。

密西根大學在寄聘書來的同時，還寄了一份表格，要我填寫。除了一些個人資料之外，他們還要我提出研究計劃大要。我在回答時，說我想做政治犯罪有關法律的比較研究。顯然，我與密西根大學的來往通信都受檢查了。後來聽說駐華府的國民黨大使曾向密西根大學探詢要聘請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1969年密西根大學不顧這些，又再度送來聘書，使我加倍感激。那時，對我的監視，比以前更為嚴密，我再度受到警告，不要申請護照。然而，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決心不顧一切，要提出申請了。國民黨改變態度的希望渺小，但是，我覺得迫它明白拒絕我的申請，留下紀錄，是很重要的。我託人偷帶出信件，告訴海外的朋友們我如何打算，並說明這將是我要「合法」離開台灣的最後一次嘗試。在加拿大的好友麥克法遜（Ian Mcpherson）曾請加拿大國際法協會打一個電報給蔣介石，要求他讓我到國外，繼續我的專業。國際特赦會瑞典分會也同樣打了電報，還有其他外國朋友們也運用各種辦法，對國民黨當局，施以壓力。

最後，我找到一個勇敢的人，願意做我的保證人，為我在保證書上簽名蓋章。帶著護照和出境的申請書，以及其也必要文件，我親自到僑務委員會去辦理手續。一個職員接過我的文件，說大約兩個星期後可以得到回音，我走出那辦公室時，雖然沒有抱著成功的希望，卻有一種奇異的快感。在這件事情上，我終於逼使國民黨陷於守勢了。

兩個星期以後，我又回到那個辦公室。那位職員，微笑著，有禮貌地告訴我，我的申請正在由上層審核中。一個月以後，我收到一正式公文，只說我的申請未得批准，我的申請曾在蔣介石主持的安全單位聯合會議中討論過。在決定拒絕我的申請時，據說蔣介石曾批示要照顧我的日常生活。其結果，我的親近朋友們被情治人員詢問過，國民黨官員也開始到處打聽我的個人和經濟情況。上項批示，通過無所不在的黨部組織，甚至達到我女兒就讀的國民學校。有一天，她被老師請去，問她父親生活怎麼樣、經濟如何等。我的朋友們和十歲女兒，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切，都感到困惑。

監視繼續著。我時常抗議，有時在電話中對於王淦，很粗魯而不客氣。我曾向我的律師抗議，向陶希聖抗議。現在，來我家看我的客人都被攔截，被質問、被登記。這種干擾甚至在農曆過年期間也未停止。王淦仍奉命時常來看我。我察覺到他也對於這項差事已感覺非常頭痛。在農曆新年時，我曾對他挖苦：「一年裡在這段時候，國民黨在金門馬祖的軍隊也要停火幾天，共產黨軍隊也是一樣。但你們對我在這新年時也不放鬆。顯然，你們把我看成比共產黨更大的敵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