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信神父:台灣人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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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陳乃菁撰 「郭佳信神父:台灣人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新台灣新聞周刊》361期 2003年2月20日。
郭佳信神父(Ronald J Boccieri)在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付出大半的青春後,因為協助陳菊,被迫承受他一生最大的痛苦被迫離開台灣(1979年)。曾有長達十多年,郭神父對台灣魂牽夢縈,歸返之路卻如此漫長。至1993年才得訪台。2003年初他再來台3週。 

◆這裡,什麼都不能說...
1962年,天主教聖馬利諾教會的神父郭佳信,被派至台灣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成為駐堂神父,一方面從事傳教工作,一方面深入當地社會,輔導青少年。學了一口標準台灣話的郭神父,很快地就獲得當地人的信任。
「我來到台灣,才知道台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到這裡我才發現,在台灣這個也不行說,那個也不行說......,」「我感覺很不爽快,因為都不能說,我來這邊工作,有什麼路用?」事隔多年,個性耿直的郭佳信神父想起那戒嚴壓迫的年代,依然氣憤填膺。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學生,什麼事都要被別人管,頭髮要被管、衣服也要被管......,從小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款事情也會讓台灣人不敢團結,不敢提出反對意見。」面對社會不合理的壓迫限制,郭佳信神父總忍不住想「管」,於是他經常跟來到教會裡的年輕人比喻說,台灣人要是再這樣被壓迫下去,自尊心都快被磨光了,只會變成別人的傀儡玩偶。
在日治時代是日本政府的傀儡玩偶,在國民黨威權時代又是國民黨的傀儡玩偶,被執政者拖來拖去。「最重要的是台灣人要找回自己的自尊心。做一個老百姓,如果沒有自尊心,你就不是老百姓,你是牛!」郭佳信神父說。
也因為這樣,郭佳信神父在為彰化當地年輕人上美術課時,不會指定學生要做什麼,而由他們自己選擇想做的東西,一步步引導他們建立自信和自尊,告訴他們台灣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與中國、日本都不一樣,「台灣人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
◆台灣話一點都不粗魯!
不管會不會得罪別人,面對有些外省人對台灣人及台灣話的歧視,神父郭佳信會氣呼呼的替台灣人辯駁,「台灣話一點都不粗魯!台灣話比北京話的歷史還要久!」他說,那個年代有些外省人對台灣人不了解,以為台灣人拿到權利,就會把外省人趕出去,讓他們無路可走......,「我跟他們解釋,我遇到的台灣人,包括黨外運動人士,沒有一個是這樣的,台灣人很能接受外面的文化,自己有什麼熱鬧,不會去分你是哪裡來的人,都會很熱情的邀請你,你會覺得台灣人不好,那款事情是你們自己想的,那是因為你自己都沒有尊重台灣的文化。」
郭佳信神父表示,他到教會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傳教」,而是想做一個可以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的人,雖然他這樣的觀念曾經引起教會同事的反對,認為他偏離神職上的主要工作,隨後也為他招來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但他仍堅持這樣的信念。「我二十八歲時選擇做神職人員,就是想這一輩子不要只是為了利益做事,不想為了錢做事,而是真的為社會公義做事。」
郭佳信神父這樣的理念,也吸引許多當時為台灣民主及社會運動所努力的朋友,譬如現為考試院長的姚嘉文、總統府國策顧問謝聰敏、勞委會主委陳菊等人,都是羅厝天主堂的常客,「來者不拒」的郭神父從不論對方背景為何,也從不管會不會招來警察的騷擾。
◆最壞,只是被驅逐出境
1979年,陳菊因為蒐集政治犯名單,並陸續將雷震的文稿送往國外,被警總在午夜搜查住處,於是透過台北幾位外籍傳教士的幫助,到埔心羅厝天主堂避難,躲進天主堂後的修女院。「我跟郭神父說,我不願拖累神父......,國民黨情治單位正全面搜捕我,沿海地帶和機場都有我的照片,我已是插翅難飛。」勞委會主委陳菊回憶道,「郭神父安慰我,說他是個美國人,最壞的情況只是被驅逐出境,他不怕被株連,保護我免於受迫害才是他對信仰的實踐。」
陳菊在羅厝天主堂躲了五天,第六天近百名警察將天主堂團團圍住,將她帶走。「郭神父眼看修女院四周密佈要抓我的人,聲音都哽咽了,一直拍我的肩膀說:『天主保佑你,你一定要勇敢』。」陳菊說。
因為協助陳菊,神父郭佳信被迫承受他一生最大的痛苦︱驅離台灣。
郭佳信神父深深地懷念台灣種種,雖然美國是他的原鄉,但他反而更寂寞。「你真的是美國人嗎?」許多時候,美國人會如此質問他。白皮膚、藍眼珠,卻說了一口自如、無任何外國口音且俚語流利的台灣話,想到台灣,他思念綿綿,如果說人的感情靈魂也能有個國籍,郭神父的國籍,應該是台灣。
◆十四年的思念之苦
「被國民黨政府趕回美國以後,我好想好想回來台灣,別人只要跟我提到台灣的事,我的心就真甘苦。」郭佳信神父說他被驅逐出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平復心情,回到紐約州的家鄉,他在大學擔任心理諮商的工作,每一年都試著申請回台,卻每一年都因被拒絕而傷心不已。然而當他禁不住懷念之情,與其他美國人提起台灣事的時候,得到的,則常是「聽聽就算了」的冷淡回應。
直到1993年,在姚嘉文等人與外交部再三交涉下,神父郭佳信才得以在飽嘗十四年思念之苦後,第一次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對我來說是相當孤立且無援的,很難與國際接軌。像郭神父這樣過去居住在台灣、對於人性及人權都能尊重且維護的外籍人士,可以說是我們有力的依靠。」勞委會主委陳菊表示。
「台灣爭取民主的過程相當艱苦,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許多人犧牲付出生命和青春......,那樣的奮鬥,是為了爭取人類社會一個美好的理想,但那樣的理想,現在已被很多人所漠視、遺忘。」陳菊語重心長地說,「這個社會變得沒有太多的正義,對於曾協助過我們的人,我們現在卻缺乏對他們的協助和感謝。」
◆我老了,台灣也變了
「這次再看到郭神父,覺得他老了不少,在那邊的生活好像也很孤單的樣子。」陳菊感嘆,台灣社會對於過去那些曾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努力付出的人,仍缺乏應有的尊重,似乎認為理所當然,很快就遺忘他們的存在。
然而,郭佳信神父似乎一點都不以為意,只是謙虛的說,自己只是做該做的事,而這一次再度回到台灣,看到很多老朋友,看到很多學生都長大成人,心裡實在很高興。「回台灣,每天都被學生和朋友帶著繞來繞去,每天都很忙啊,還有人借手機給我用,不然大家都找不到我。」他咧嘴開心笑著,但又忍不住擔憂地說出對台灣現況的關心,「民主運動是一輩子的事,做這種事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了得到利益,不是說做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休息了......,現在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郭佳信神父過去教導的學生,現在都已四、五十歲,成家立業,許多人盼望在美國沒有親人的他,能就此定居台灣,但礙於國籍問題,再加上郭神父年歲已高,此願望恐難實現。「如果我再年輕一點點,我一定會回到台灣,我現在老了,台灣也變了好多,我什麼路都不認得了。」斑斑白髮的他,說得有些落寞。
2003年年初的台灣,當年曾經打壓台灣民主及人權的從政者,沒有為過去說過任何道歉,更趁著台灣人對過去歷史認知已變得模糊不清之際,大剌剌吹捧起一股「經國懷舊風」......。2月17日,回來台灣短短三個禮拜的郭佳信神父,悄悄搭上飛機,飛離這個曾令他輾轉難眠的心靈故鄉,飛離了他記憶中的美麗之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