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頌仁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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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頌仁講 於國立陽明大學 2002年10月30日http://ge.tnua.edu.tw/artstory/p01-91-7.htm 徐頌仁 1941 年 9 月 1 日 出生於於花蓮,是徐復增牧師(1910-1984)與石清秀之次男,2013年10月5日因骨癌去世,享年72 歲。是台灣客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教育家。

徐頌仁講 於國立陽明大學 2002年10月30日http://ge.tnua.edu.tw/artstory/p01-91-7.htm
徐頌仁 1941 年 9 月 1 日 出生於於花蓮,是徐復增牧師(1910-1984)與石清秀之次男,2013年10月5日因骨癌去世,享年72 歲。是台灣客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教育家。
用音樂思考
我覺得人生的過程是一種完成,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永遠都無法完成,像當時如果去了解的話,會發現是某一個成品,而不是「完成」。努力去完成的過程,就是人生。音樂其實也是,音樂基本上就是一種過程,一種思考的過程,你有這個句子怎麼接到下一個句子的過程。音樂的的過程跟一般人生的過程比較不一樣,人生的過程比較抽象,而音樂的過去比較具體,我覺得音樂的過程是經過抽象後變得非常具體。很奇怪喔!抽象後反而具體,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兩個蘋果,再兩個蘋果變成四個,但是你把他變成2+2的時候,更具體。是一種抽象化的東西,但是非常具體。音樂的語言那是非常清楚的,有的音樂是把人的思路反而弄的很模糊,好的音樂是把人的思路變的很乾淨,最好的音樂應該是莫札特的音樂,他從頭到尾就是把思路變得很清楚。二次大戰期間,思路塞住了,音樂都是表達激昂的情緒,沒有很清楚的思路,音樂冗長,所以我們今天聽馬勒的音樂,或是20世紀初期的音樂,就是這樣。馬勒的音樂,到現在還沒有定位,就是因為他很長,話很多,表現很多情緒,但是到底他講什麼搞不清楚。現在很多年輕人,我不知道在座同學喜不喜歡聽,很多人喜歡聽馬勒的音樂,但是基本上他們聽到的只是表面,就是他的情緒化跟我的情緒化剛好一致,就覺得舒服,舒服基本上不是音樂的本能,不是音樂最重要的功能,音樂最重要的功能是幫助思考,一種具體的語言,從語言上沒辦法講,所以從音樂上來講,就這麼簡單。所以,基本上音樂是一種聽覺邏輯,用耳朵聽,經過耳朵去思考,這是我對音樂的了解。很多事情回想起來,今天是講我的故事,我回想起來音樂作為我的職業,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因為從小就用音樂在思考,音樂思考已經變成我的方式。
兒時難忘的美好音樂
我是生在花蓮的一個小鎮,我爸爸是牧師,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我媽不會司琴,每次到了禮拜日,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看到這樣就想幫忙,於是我就司琴。我不會看譜,所以我用耳朵在做事,聽到一個聲音,從風琴上找到那個音,是靠耳朵在做事,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經驗。還沒進幼稚園之前,我已經會彈音樂了,而且聖詩你告訴我開始的那一句,下面我就會彈,很奇怪,我也想不通為什麼。從那時候開始,就養成以音樂為生活的一種方式,對我來講就是說,一開始就是用音樂來作為生活。
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學會看譜的工作,那都是自學的。有一次演電影的時候,我們鎮很小,每次演電影前都會先放音樂,招攬大家來看電影,音樂很大聲,全鎮都聽得到,吵死人了。每次放音樂,就很痛苦,都放那種日本流行音樂,我很不喜歡,就是我剛說的它不是把你的思路弄清楚,而是把你的思路全都塞滿了,對我來講是很痛苦的。每次那個時候我就頭痛,突然有一天,播錯唱片,播出很好聽的音樂,我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播出這種好聽的音樂,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音樂會這麼好聽,因為從來都沒有人教過我這種曲子,所以我趕快把這個音樂記下來,有一天一定要把這音樂搞清楚。因為是放錯的,所以只放一點點,就趕快換回去了。後來我到國中的時候,才發現那是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交響曲,到現在那印象還在,那種第一次聽到好音樂的感覺,我一生都不會忘。所以我今天指揮什麼交響曲,什麼曲子,都是為了達到那個目的--讓他們覺得是我第一次聽到好音樂的經驗。那不得了,有了這個經驗,一輩子很難得,我就是要喚起他們的這個可能性,到現在我想起這個經驗,都覺得很特別。那時候我知道是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對貝多芬崇拜得一蹋糊塗,只要貝多芬就好了,彈貝多芬的曲子,看貝多芬的書,彈他的手稿。他的手稿簽名是古德文,都看不懂,為此我不但去學德文,還去學古德文,我第一本翻譯的書,就是古德文的書,是很早之前的書。我第一次拜訪波昂-貝多芬的家時,走在馬路上,那種思緒是很激動的,想像貝多芬以前也曾這樣走著。貝多芬是住在波昂,服務的地方是科隆大教堂--當地主教的大教堂,我唸書的地方是科隆,所以我跟貝多芬是很有緣。這是一個學習的動機,因為有貝多芬的音樂。對我來講,回想一下這些經驗,讓我很有動機,我雖然年紀大,但彈起鋼琴來,看譜我比我學生還認真,因為我動機非常強,而他們音樂系學生,基本上是從小被媽媽帶到音樂班,一路撐到大學,非唸音樂不可,沒別的選擇了。不像我有很強的動機撐在那裡,他們撐的力量不夠,這是我想從事音樂的支柱。小學三年級開始寫曲子,利用看譜的方法,把想到的東西寫成曲子,初中跟高中都在新竹唸書,新竹城市較大,接觸的音樂較多,我在那個環境有一點可以發揮。合唱團需要我伴奏,管樂團需要我指揮,演奏會時我彈鋼琴,基本上那六年我很好過,因為他們有求於我。有一年新竹中學校慶時,我遇上李遠哲,他還記得我指揮過他,那時是初中,他已經畢業了。他還告訴我他吹的是伸縮喇叭,那是初中時我指揮校慶音樂會,他回來參加。新竹中學那個環境對我影響很大,校長很注重我,學校四育平衡,沒有補習,是正統教育,一直到現在也是。那時我開始從新竹到臺北上鋼琴課,第一次上課我就帶好多作品給老師看,他嚇一跳,他自己說不定不會寫,其實作曲不難,只要有話要講,像寫文章一樣,如果心裡沒話,當然寫不出來,那時我有很多話要講,作曲變得很自然。
新竹中學因為離清華大學近,很多老師都是清華大學調過來教,有一個物理老師跟我特別好,又長得漂亮,有一次考試全班都不會寫,只有我會,我很高興,就以為自己物理很厲害,加上老師鼓勵,於是第一年我唸師大物理系。那時台北一股音樂風潮興起,亟需人幫忙參與,雖然唸物理系,不過人在台北確是從事音樂的活動。我那時基本上是跟隨許常惠、史惟亮、鄧昌國等三人,從事音樂活動-彈鋼琴作曲等,後來我覺得彈琴時間太少,於是第三年才重考上台大哲學系,大部份時間放在音樂上。有很多人問我,怎麼不唸音樂系?因為如果我唸音樂系,我就要換老師,我不想換老師,所以沒唸音樂系。那時我的老師開玩笑說,我的作業比他的學生還多,改都改不完,所以教我教的更認真。我每天很多時間在練琴,基本上一個鋼家一天至少練5、6個小時,我練差不多10個小時,還要唸書很辛苦,花很多功夫不是人過的,現在回想起來很充實。
在台大的時候管弦樂團是我組起來的,到現在還有,當時我是指揮作曲方面,當時許常惠有一個「 製樂小集」,讓人發表創作,我也參加發表作品。台大畢業後,我就當預官,兩年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其實當時對我來講我已經選擇了我的人生方式,要做什麼事情,對我沒多大影響,所以其實我上班是另外一件事情,反正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那時我先到新竹中學教一個學期,因為在那個地方我可以練琴,可以住在那裡,我很方便。我教了一個學期,後來我到台北找一個很久沒見的項神父,他遠遠見到我說:「徐頌仁啊!找你找得要死,跑到哪裡去啦?」我說:「什麼事呀?」他說:「我幫你申請一個獎學金要去德國,要不要?」我說:「真的呀!」那時出國非常貴,我當時第一沒錢,第二戒嚴還沒開放,出國非常困難。項神父將我的作品整理後,幫我寄到德國申請獎學金下來,一年後才看到我。我決定要去了,回新竹辭了工作,跑到德國去,花了很多錢,那時飛機票很貴,是中學教師一年的薪水。
赴德學習音樂
到德國唸書,開始是在雷根斯堡,是德國一個三千多年的老城市,中世紀的城市,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哥白尼在那裡服侍皇帝。我去了真的是很高興,看到建築物很漂亮,因為很古老,基本上當地以天主教的宗教音樂為主,所以我糊里糊塗跑去唸天主教的宗教音樂,那個學校是李斯特與人合辦,李斯特很浪漫很風流後來懺悔改當神父,建立了這個學校。第一次我唸這學校,等於是我接觸了西方宗教音樂的根,而且是天主教的每天早上6點起來練管風琴,早餐過後8點到10點唱詩歌,10點到12點唱四部合唱,整個上午全部都是宗教音樂,我覺得非常好聽。宗教音樂很單調,以後要在教會使用,所以要練習到很熟練,因為在德國宗教音樂學校畢業,得到文憑,就是公職,領國家薪水,將來到教會彈鋼琴,或當牧師,是終身領國家薪水,所以德國宗教音樂一直可以保留下來,像古蹟保存,這些人就是要把宗教音樂留下來。基本上,我在那裡學得很高興,管風琴老師、鋼琴老師都對我很好,不過因為將來不是走這條路,所以唸了一個學期就到科隆國立音樂院唸作曲。那時我告訴雷根斯堡的院長,我要到科隆音樂院,他也很高興,說有認識的教授幫我介紹,他熱心的態度對我影響很大,那院長的人格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他是個神父,他看到的事情跟我們看到的事情很不一樣,從來不顧自己,他都是很客觀的看事情,然後作判斷,例如:有一回我在那裡的時候,去買了一本書很貴,他看到後說這本書非常好,就幫我出錢。
後來我到科隆唸書,那裡教授也很喜歡我,就替我申請獎學金,我在科隆唸了六年,拿了六年的獎學金,一般留學生只能拿到兩年,台灣留學生能拿六年的只有我一個人而已。我進去時學作曲,後來又修鋼琴、指揮,所以我同時唸三個主修。西方音樂有一個傳統,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都是同一個人,三位一體是很傳統的路,我就是走這條路,我在台灣被大家評論是傳統保守的人,民意調查結果我是所有音樂家裡面最保守的人,我到現在還是這樣,我自己寫曲,自己奏曲。
德國畢業時,我的作曲老師問我:「你畢業後要做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回台灣再說。」他說:「你作指揮最好。」因為他知道我識譜很快,看譜的反應很快,於是把我推向指揮。在德國指揮至少有飯吃,在台灣好像也是沒飯吃,在德國歌劇院多,很需要指揮,沒有指揮歌劇演不出來,歌劇的地位比電影還高,看歌劇的人比看電影還多。當時德國文化活動主要在歌劇院,看不起電影覺得是商業化的東西,現在跟台灣越來越接近,看電影的年輕人增加,歌劇院也越來越無法維持,歌劇院為了吸引年輕人,甚至打出可以穿牛仔褲來看歌劇的廣告。我在那裡時就有歌劇院在做了,平常看歌劇都要穿得很正式,所以乾脆安排每個週日上午,全部都要穿牛仔褲來看歌劇。德國音樂人才雖然越來越少,但還是比台灣多,在這方面德國是已經成型後,慢慢在減弱,台灣是尚未成型,所以有時我覺得比較有希望的是台灣還沒開始,他們是快要沒有掉了。不過德國沒那麼快沒有,基本上如果文化生活沒有了,國家大概也很難生存,其實希特勒能維持那麼久,在某一方面他是靠音樂在維持,他等於是靠華格納、貝多芬在統治德國。空襲時還在聽貝多芬的音樂,你想這種國家是有點恐怖的。不過德國戰敗之後,就覺得自己做錯事情,美國人也一直要他認錯,所以他也很徹底的認錯,他們民族主義壓得很低,他們連唱國歌都不敢唱。現在德國人一生唱過國歌的大概沒幾個人,只有德國電台晚上12:00有放國歌,不過沒有歌詞,只有音樂,因為歌詞對他們來講太恐怖了,第一句是德國是最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是超過所有的,不得了那句話唱下去就死了,現在國歌是演奏的,不是用唱的,因為那音樂是海頓寫的。
德國在我去的時候,還有一些古老的影子,到現在統一之後變化很大,台灣更不得了,變化更大,從戒嚴時代到現在變成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差別非常大,尤其是經濟的發展更大。我那時回台灣的感覺就是好棒,我可以參與台灣的一些發展,我自己很興奮,以前實在是被壓制得太恐怖了,你現在回到台灣,可以照你的意思做事情的話,那種抱負不得了。現在過了一段時間想想,那個抱負有點可笑,有點太執著,不需要的抱負,其實抱負就是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常常害死人,因為你把一個理想擺上去變成一個死的東西,你向一個死的東西走過去,那個理想是死的,你這個人就死掉了,就沒有發展空間。我覺得人是發展的結果,所有的理想都是結果,而不是先有的東西,再去追求,以前的理想主義,像希特勒、蔣介石都是這樣,太恐怖了!把你的目標定死在那裡,那個人就沒有自由了!
我是當老師,一天到晚接觸學生,我覺得現代年輕人其實很健康,比我們健康很多,因為很多包袱沒有了,但是也有缺一些東西,就是你們正在找本身的一個目的,如果不找的話,就比較麻煩了。
我後來在德國畢業後,就在德國的歌劇院工作,是負責芭蕾舞。平常練習時,我用鋼琴陪他們練習,演出時,我就上去指揮。我們學校-藝術大學最近要演出芭蕾舞,舞蹈系、戲劇系的學生很興奮,因為沒表演過,我也陪他們練,對一個指揮家來說,指揮芭蕾舞是很累的事,他們怎麼練,你就怎麼筆,而且沒自由,完全看跳舞的人,舞者最大,他要什麼速度,你就要配合,在音樂上完全沒自由,所以像胡桃嵌、睡美人等,柴可夫斯基有名的芭蕾舞劇,其實聽比較好聽,你到歌劇院聽,音樂都死光光,因為要配合舞蹈。想像中的舞蹈,比實際的舞蹈,要好很多。因為實際上人沒有那種超越的能力,把它完全跳出來,受身體的限制,但在某一方面來講限制就是藝術,因為有限制而你用最經濟的方法,把它達到你要的東西,這個就是藝術。所以某方面來講這限制很重要,這個限制才有藝術,如果沒有限制的話,每個人都是上帝,也不需要藝術了。
不過對我來說,志不在芭蕾,所以指揮芭蕾是很辛苦的事。我本來在黑森林旁的一個大城,負責芭蕾,後來沒興趣,就到科隆北部的大城工作,那日子很辛苦。在德國演歌劇時,是要聽懂歌詞,聽懂他們的對話,他們的歌劇院是一邊用講,的一邊用唱的,其實都是演戲。歐洲文藝復興的時候,就是要回到希臘式編劇,希臘編劇是他們心目中最人文化的,所以義大利的文人想要把希臘編劇再復興起來,叫文藝復興,但是希臘編劇要怎麼演沒人知道。他們認為以前希臘歌劇是用唱的,而且有面具,所以在歐洲是有用講話的戲劇,跟用唱的戲劇並行,所以他們的歌劇院一定有講話的,跟唱歌的歌劇,在德國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是因為他們聽懂那個話,欣賞音樂,聽懂劇情,聽回來有個感想。在台灣,看歌劇我們聽不懂,如果用講話的,跟日常生活太接近,這就不是藝術,像電影還差一點點,還沒提升到藝術的境界,因為跟日常生活太接近了。像在德國就不一樣,在歌劇部門唸得像是歌德戲劇的話,像詩一樣押韻,唸法又不一樣,像在英國演莎士比亞,就不一樣,我們好像就缺乏這一環,因為我們的戲基本上用唱的,沒有講話的部份,大概我們以後會發覺。演電影的時候,這方面有差別,像英國電影從莎士比亞來的地方很多。
在科隆的時候,指揮很多歌劇,不是我自己指揮,而是我幫老闆指揮,那時我30歲,覺得在德國很久了,想回台灣。當時在台灣很多工作機會搶著要我,所以很高興,回來我就在台北市教書,回來充滿抱負,很多堅持,這堅持很危險,不知對人類有好處還是壞處,也搞不清楚,而且你不斷一直堅持,也許有一天你對這個社會、整個文化都沒有好處,也不一定,所以有時候很危險。我現在比較沒那麼多抱負,不過用另一種方式。回到國內之後,我開始指揮市立交響樂團,把台北市的藝術活動建立起來,很喜歡從事音樂活動,後來國立藝術學院成立,就轉到這裡來了,這是我工作的轉變。
從哲學到音樂
有時人家問我說,原本我唸哲學對我學音樂有什麼好處呢?我覺得我學東西時,基本上沒什麼直接的好處,就是把你的人建立起來而已,這個人愈完整,將來做事情會做得比較好,是這樣而已。我覺得唸哲學或是邏輯時,都是一種思考的訓練,我覺得那對我有好處,因為我想事情時,有一種方法,方法不一樣,你想出來的結果也不一樣,做法也會有點不一樣,我想這是我唸哲學最大的好處。第二個好處是,對歐洲的文化比較懂,現在我去研究巴哈時,從文化角度去看,比較容易懂,這是我覺得比較實際的好處。康德比巴哈早好多,康德不喜歡音樂,我想他是沒聽過巴哈的音樂,因為他從來都沒離開過他的城市,他接觸的音樂大概很少。這個很奇怪,他沒離開過他的城市,他竟然寫世界地理,還是德國第一本世界地理的書,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沒跑過地方還寫過地理,那個時候的學問很奇怪,他們認為的學問就是這樣,不像我們今天一定要到處遊玩,才有學問,這很奇怪喔!
生涯規劃方面,我其實沒有規劃,一路走來就是這樣子,這就好像原因就是結果,結果就是原因,我一直覺得人生是一個過程,應珍惜每個過程,而不是達到哪個目的為目的,尤其是人生不能這樣開玩笑,把自己定死了之後,就朝著目的走下去,這樣反而會先把自己給定死了,這個想法很可憐。
各位同學不知道有什麼要討論的,我好像講的沒話講了。呵呵…
人生有挫折才是你的開始,如果沒有挫折就不需要努力,所以你認為我很順利,不見得!而且我認為我並不順利,過得很辛苦,當一個音樂家,跟聽眾沒辦法溝通是很痛苦的事情,跟同事無法溝通也是很痛苦的事,不過你還是要把他吃下來。我想這種事是哪一種行業都一樣,當醫生的話,跟你的病人同事無法溝通,這是一生都會產生這種問題,無法避免的,如果把它變成一種助力的話,那就更好了,人就是要有阻礙才有進步,
問:剛您提到堅持抱負,如果一直堅持是很危險的事,能否告訴我們其中的經過?
答:這個是在我們學校的問題,因為在我們學校剛創立的時候,很堅持我們中國音樂一定走這個路,其實今天我回憶起來,我衝擊很大,好像把中國音樂的方向,全部都放在我一個人的肩膀上,很恐怖的。可是,你今天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的音樂真的走這條路好不好?那時候你都沒想到這個問題,覺得非這樣做不可,那是一種愛國主義。你們大概很難想像我們會愛國,那個時候沒有兩岸這個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要替中國文化發揚光大,這個你們聽起來大概會覺得很好笑,不過當時的確是這樣的。之前如果我們堅持中國音樂要走這條路的話,今天不知道會變怎樣,而且那些真正中國大陸的人,大概會覺得很奇怪,你在做什麼呢?在某一方面來講,我們隨時都受限制,沒辦法脫離這限制去做我將來的事,很困難,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問:那你如何轉化你的心情?
答:這一方面很奇怪,這是從我學生那邊學到的,所以教學相長,很好玩。因為我們音樂系都是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所以跟學生比較有溝通,這個我回想起來,應該是從學生那邊學來的。我的學生裡面有幾個很有才氣的學生,可以學東西,當然沒才氣的也可以學啦!可以學另一種東西,沒才氣的會覺得自己很高興,原來自己不是那麼笨,很幸運,幸災樂禍,這是開玩笑的啦!這個問題現在應該不會碰到,像是中國文化應該長什麼樣子?有時候你講中國文化就跟外來文化產生衝突,這個李敖成名就是這樣,談中西文化論戰起來的,基本上我覺得做這個辯論好幼稚。在音樂上,現在還在辯論這東西,就是你要寫中國文化的東西。我的作品在德國演出時,人家評論是充滿東方的敏感性,可是一回到台灣,卻說是完全西化了。我也沒別的方法,我的作品就是這樣,我如果做別的事情,就不是我了,我就是作假,我何必作假給別人看對不對?不過我很幸運,我能夠不作假,我最幸運的一點,我今天達到一個地步,可以做我自己,不作假。這是很困難的地步,這要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都定下來,然後做你自己,沒有那個基礎,很難做到。不過,我的感覺尤其是我們這行的人,演出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做給別人看,演出如果為了討好而演出的話,我覺得很危險,這個在台灣我覺得都太大眾化,聽眾要我演什麼,我就演什麼給他看,這個基本上,我覺得台灣文化的危機其實就在這裡,因為創造文化沒那麼容易,我不覺得大眾可以創造文化,不太可能,而現在我們的文化是在討好聽眾,不知各位有什麼意見,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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