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專訪台北市議員徐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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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文撰 《新使者雜誌》 132期 2012年10月10日 p.43-45。徐佳青,女性,台北市人, 1967年10月22日生,屬民主進步黨的政治人物,曾任台北市議會第9,10,11屆議員(2003年12月25日-2014年12月25日,曾任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這張面孔台灣人並不陌生,她曾經是總統大選期間民進黨的發言人,經常上電視談話節目,和立場不同的名嘴對話。圓臉圓眼、經常笑容滿面,即使面對不同意見者的惡意攻訐,也總是笑臉回應,但同時以銳利辭鋒回應。質詢官員時,準備充分,氣勢十足,總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年紀輕輕的徐佳青,擔任台北市議員已經超過十年。步上從政之路前,她是充滿能量的社會運動工作者,致力於女權議題。關心社會正義,以公眾的事情為己任,這樣的性格養成,和信仰基督教有關。中學時代起她就透過教會關懷社會弱勢,大學時代她是長老教會台師長青團契的活躍份子,同時參加勞工問題研究社,學會分析社會議題、採取行動。
為了「成長部落格」,她接受採訪,談自己的生涯發展,以及信仰在當中的影響。
問:從什麼時候起特別關心性別議題?
徐:我從小就想當科學家。小時候讀過一套「世界偉人傳記」,全套好像有好幾十人,只有一位女性──居禮夫人。所以,我以為女性如果要有成就,唯一的路就是成為科學家。後來我考上台大農藝系,讀到大三時,我知道自己不會成為科學家。一進大學開始對性別議題最有興趣,所見所聞改變了我對女性角色的刻板觀念,又認識了劉世芳、廖碧英、黃淑英等關心女性議題的組織工作者,意識到必須透過社會行動來改變性別不公義的狀況。
後來我到德國去讀社會學,回台灣後投入「台灣女人連線」。在NGO工作中,發現很多問題出在制度、法律的設計不當,除了街頭的抗議運動,更需要透過遊說、與政治工作者合作,在國會和議會中推動法案。在與議員、官員來往折衝的過程中,被挑戰說:「你們社運團體很會批評政治人物,但需要推法案時又需要政治人物的協助,何不自己跳下來試試看?」一方面是受到這樣的刺激,一方面也發現我們所關心的議題不透過政治運作還真的很難有進展,在一番心理掙扎之後,因緣際會投入競選,成為政治工作者。
2002年第一次選市議員,我既沒有名氣也沒有錢,靠的就是爭取女性選民的認同與支持。我去拜訪地方人士時,通常都是男主人坐在那裡和我高談闊論,女主人忙著切水果、倒茶,或默默坐一旁。但我會想辦法把女主人拉進來,請她表達意見,與她討論她所關心的議題。效果相當不錯。直到現在,女性福利仍是我致力關懷的領域,也是我主要的政見。
問:為什麼會這麼關心社會大眾?從何時開始有這樣的意識?
從小跟著父母在文山長老教會聚會、上主日學,我們的牧師很關心社會,參加總會活動時,有更多機會接觸當時教會的社會關懷議題。中學時我就知道救援雛妓的彩虹事工,對有少女被迫從娼感到很憤怒。我所認識的基督教,不是一個只追求自己得救的宗教,而是信仰者應該要有愛的行動、讓社會能更接近公平正義。此外,大學時代參加總會青年事工主辦的一些活動,還有參加普世基督徒學生運動(SCM)的會議,都讓我心眼更開、更堅定關懷社會的信仰路線。
大學時代我參加長青團契,也參加關懷社會的社團。在勞工問題研究社中,我覺得很有共鳴,大家的思考、作為,正是我認為一個基督信仰者該去實踐的。長青團契的文化我很熟悉,很溫暖,可是我發現大家談很多卻缺乏行動,因此在團契中組織「關懷小組」,要大家一起思考:我們可以做甚麼?當時的「關懷小組」依照議題分成許多個,其中有個後來就發展出台北大專的「教育體驗營」,利用寒暑假到原住民的部落,一方面為當地的孩子做課輔、辦營會,一方面體驗不同的生活環境。這樣的經驗對台北孩子來說,非常難得。至今我對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深深記著。
我一直都是行動派,只有在那裏討論、做論述,我覺得是不夠的。「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不能夠整天只有禱告讀經,一定要有所行動,控訴不義,追求公義社會。
問:從政之後,有何改變?
徐:其實我非常不喜歡台灣的政治文化,特別不喜歡民意代表。當初決定出來選市議員,就是想:我一定要做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民意代表。從政之後,深切體會政治真的是一種專業,也是一種志業。在專業能力上,我不斷學習、磨練,表現很受肯定。
別人選議員,都要花很多錢,我一開始就沒有什麼錢,就努力用很少的錢來選。十年來,別人的競選經費每次選舉都在增加,我卻可以做到減半。從第一次選舉之後,我的誠意感動不少婦女,她們主動出來成為義工,熱心地為我拉票。選舉真的不是靠錢,也不是靠口才,而是靠誠意、靠信用、靠可以感動人的作為。
當然,在政治大染缸中,必須不斷自我提醒,把握原則。我盡量保持和以往一樣的生活,搭捷運上下班,穿平價衣著,盡可能撥出時間和家人再一起,並不因為當了市議員就出入奢華場所、開好車。為選民服務,我絕不拿錢,在議案審查方面,更是非常注意利益迴避。
說真的,不隨著環境改變很難,但是我敢保證,我仍然一本初衷,不忘初心,夢想著實現公義社會,從未忘記這是步上政治之路的原因。而信仰更讓我在遇到考驗和挑戰時,心中有一把尺。有一兩次我做了不那麼無可質疑的決定,在這圈子裡別人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決定,但晚上我就睡不著了,總覺得還是無法完全安心。屢屢面對難題時,我都會自己先問:「耶穌會怎麼做?」畢竟在祂的時代,祂也時常處在複雜困難的政治問題中。雖然台灣的政治看起來很黑暗,但我相信台灣社會裡還是有正向的力量,而信仰正是這個力量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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