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有智 記者這一行——我的記者生活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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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智撰 《新使者雜誌》122期 2011年2月10日 p 50-53

曹公國小、鳳西國中、高雄中學、台大動物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第7屆) ...

文分段:長青團契與部落生活體驗──當記者想為小人物發聲──

見證當前媒體困境──新聞專業受到空前挑戰──做記者是我的信仰實踐。


長青團契與部落生活體驗

對我而言,記者這一行,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偶然。我大學是念台大動物系,小時候,從來就不想把文字工作當作人生未來的選擇。雖然文科一直是我的拿手科目,在升學主義下,文科只是考試拿高分的工具。一直到大學時期,逐漸找到「記者」的工作,成為信仰實踐的人生方向。這是必然,因為上帝預備許多道路,一路呼召我成為記者;這是偶然,因為記者始終不是我的人生方向,直到我唸了新聞研究所。

台大的歲月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尤其在長青團契的日子裡,參加許多部落的「生活體驗營」與課輔工作,也走上街頭,參與社運遊行,組織學生到台南七股反對設立濱南工業區。這些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刺激年少輕狂的我,難道這只是大學時的「學生活動」?還是未來的生涯規劃?

在長青團契裡,我也認識許多學長姐,如何在職場發光發熱,有的從事本土音樂工作,有的擔任人權律師,有的從事環保和社福工作,也有很單純就是選擇上班族, 卻稱職做好份內工作。我當時尋思:如何把自己信仰實踐和工作結合?職場如何當作祭場?工作如何當作天職?於是開始認真尋找上帝呼召的道路。

當記者想為小人物發聲

真正影響我成為記者,最重要的關鍵是蘭嶼的一段奇遇。在大學聯考放榜的暑假,我第一次到蘭嶼,參加教會的課輔營,趁著課間休息的時候,有機會去逛野銀部落 的地下屋,這也是蘭嶼保存最完善的地下屋聚落。

正當我和兩位同工要進去部落參觀時,在入口處,突然竄出兩個小毛頭,年紀約略幼稚園到小一左右,沒想到,他們打開雙臂攔路,一伸手就是要錢,我們也不斷說明來意,強調絕非觀光客,「我們是牧師邀請來的朋友,朋友怎能給你們錢?這樣就不是好朋友了!」孩童依舊堅持,眼看我們執意不給錢,甚至拿起地上石頭,不分青紅皂白就往我們丟擲,試圖驅趕我們。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我們索性不管小孩的「勒索」,進到部落參觀。或許,孩童怎樣不懂事,還是保有一顆赤子之心,還是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互動的善意,看到我們和老人家的和善互動,以及對部落的尊重,孩童的態度竟然180度大改變。他們從丟石頭,一路跟蹤,到最後越靠越近,竟主動伸出手來牽著我們,嘴巴嚷嚷要 帶我們去海邊玩。這次伸手不是要錢,而是分享友誼。

我永遠記得,到海邊那一幕。孩童們奮力跳水,展現自信與開心的笑容,毫無保留秀出跳水的美姿,就當作是最好的朋友,其中一個小朋友在「熱情演出」下還撞到胸口,紅了一片,他緬靦地說:「沒關係,我還可以跳喔!」轉頭又爬到珊瑚礁石上,一躍而下,濺起一陣浪花。當場濺濕了我的衣服,我也濕了眼睛。

之後,每到部落,越來越瞭解原住民的困境與生活,我總想到那兩個孩子。是怎樣的社會,讓來不及唸書的小孩,卻過早進入了成人世界?過早學會伸手向觀光客要錢?惡劣的觀光文化是怎樣侵襲童稚的心?是怎樣的社會,讓樂天知命的原住民族人失去土地,也失去了自信與尊嚴?甚至淪為社會邊緣的黃昏族群?

我想接觸多采多姿的新資訊;我想採訪小人物的心聲,有機會能為他們發聲;我也想多認識社會各角落,瞭解人生百態和社會萬象。因為關懷社會的熱情,以及尋求信仰實踐的動機,最後促使我選擇了記者的這條路。我相信,這是上帝安排的路,但進入新聞界後,卻也讓我幾度躊躇是否要離開。

見證當前媒體困境

檢視這幾年的記者生涯,懷抱高度熱情進入媒體工作,卻也見證當前的媒體困境。過去戒嚴時期,政治扼殺言論自由,不過,敵人卻是很清楚,就是當權派與國家機器,雖然冒著生命危險,衝撞對象也很明確,如今,媒體的敵人卻是商業化的魔手,無孔不入,更加細膩地掌握媒體,連面貌也變得模糊難辨。

首先,在高度商業化的惡性競爭環境,媒體亂象叢生,包括媒體內容競相炒作暴力、色情,扭曲社會事實與良善價值與輕蔑人性,侵犯隱私和污名化弱勢族群等。媒體弱化原有的公共服務角色,重視成本管控與營收效益,帳面上的數字原比新聞品質與影響力更重要。

不論是苛扣出差費用,簡化人力,加重工作負擔,或者大量引用低薪資新人取代資深記者等手法,背後都是凸顯成本考量的新聞媒體運作過程。換言之,「賠錢的新 聞」越來越不受重視,問題是,如果新聞想拿來換錢與賺錢,如何監督政治人物與企業?如何獨立針砭時事?如何成為無冕王伸張第四權?

當前最為嚴重的是,新聞外衣包裝商業利益的伎倆屢見不鮮,包括置入性行銷和新聞廣告化等,原本該被視為亂象,如今幾乎反成了新聞的常態。在報社或電視台生存利益考量下,新聞記者也難以維持高度自主性,往往賦予業務配合或置入性行銷的任務,有些媒體甚至直接將業務列入考績評比,原本獨立監督的新聞角色已經出 賣了閱聽人。

其次,台灣媒體環境看似擺脫政治高壓箝制,不過,政治力的穿透影響如同幽靈般揮之不去,相較過去的粗糙威權管控,現在轉型為陰柔牽制,尤其當前政治環境陷入藍綠惡鬥下,掌握發聲管道的媒體更是容易身陷其中,各擁其主。媒體失去扮演社會溝通的平台,捨棄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反而逕自扮演製造社會對立的發動 機。

媒體揮舞著撩撥社會情緒的大旗,藍綠扣應節目和報社立場鮮明,交相指責,刻意忽視台灣社會多元與混亂政治認同的現實,戕害公民社會原本該壯大的中道理性力量。在缺乏民主價值和社會同理心下,媒體鮮少提倡傾聽與尊重異族文化,形成壁壘分明的「二元對立」文化,新聞操作與不當的新聞比例,更加深內部族群的對 立,這也難怪「親綠」、「統派」、「御用」媒體等標籤滿天飛。除了批判指責,絲毫看不到媒體深刻的自我反省文化。

在當前一片拚銷售量,絕地求生的媒體困境中,新聞內容走向淺碟、膚淺、花俏又羶色腥,幾乎每天一、二十家新聞台都會出現好幾則網路新聞,只要好笑討喜就是 「好新聞」,對於重大的公共政策或國家發展議題,都被視為「票房毒藥」: ;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淪為工具,不斷鼓吹報老闆的政治見解,藉此找到市場定位,甚至學會拉攏閱聽人。媒體不只是商品,也不該是報老闆意志舞台,悲哀的是,這兩者都是當前台灣明顯的弊端,造成媒體公信力的衰落,也是改革媒體亂象的重大關鍵。

新聞專業受到空前挑戰

新聞學者林照真,之前也是資深新聞工作者,她就提到,時下扭曲變質的媒體生態,不僅影響媒體內容,更根本改變了記者的面貌。「記者為了賣報或是幫公司賺錢,一心只想提供好看、好玩、好賣的新聞,若不是轉向羶色腥,便是著重娛樂、或是無關批判的人情趣味。媒體中充滿迎合閱聽大眾的輕巧新聞,遮掩了嚴謹的公 共論述。」

傳統記者受到媒體環境和新聞框架的限制越來越大,反倒是,近來崛起的公民記者帶來一線希望,也讓不被重視的聲音,找到發聲的版圖。舉例而言,大埔毀田事件,當初就是從公視PeoPo新聞的公民記者一路挖掘,並播出農民哭訴無門,怪手無情拆毀農田的畫面,引起廣大部落客和網路族的迴響與聲援,主流媒體才跟進重視,後續也有農民夜宿凱道等行動,終於得到執政者重視。

只是,當前公民記者的面貌依舊模糊,力量還是有限,僅能算是游擊戰,是否能發揮影響力,尤其網路無遠弗屆,如何能有效動員與影響閱聽人,仍有待觀察,不過,確實已經衝擊原有的媒體生態,新聞資訊不再只是主流媒體或傳統記者所能壟斷,新聞專業也將受到更多挑戰。

不同世代的記者,總有不同的困境與著力點。年輕世代的記者,經歷電子媒體的過度氾濫,平面媒體王國逐漸衰微,網路新興媒體卻仍在迷霧中匍匐摸索。我們不必面對政治封殺,不用屈筆躲藏,可以大放厥詞,這是年輕世代記者的幸運,但是,面對種種來自商業壓力的干擾,甚至壓縮記者的自主空間,卻又是當前世代的悲 哀。

做記者是我的信仰實踐

身為基督徒的記者,如果要談對當今社會的傳播責任,我想,就是先堅持一個記者該有的分際,捍衛工作崗位,重拾記者工作的尊榮感。不必想「基督徒」有多偉大,只要善盡「記者」職責,善用自己的筆與鏡頭,就已經是榮神益人。坦白說,這確實不容易,當前環境如此惡劣,但只要能有所堅持,就能多一些光明,儘管只 是小燭火。

其次,就是尋找共同奮鬥的伙伴,不論是記者同業,或者是關心媒體的基督徒,一同守護媒體環境。因為媒體環境的惡劣,絕非個人力量所能改變,這也是「基督徒團契」存在的目的,可以成立「媒體工作者的團契」,或者是「關心媒體的團契」,只有組 織的力量,才能力抗媒體環境的困境。

基督徒如果要為問公民社會的傳播責任,就是應該擴大基督徒的影響力,參與媒體改革行動,在教會或社區中推動媒體教育,呼籲社會關心媒體健全的發展,聲援並支持盡忠職守的媒體工作者,一同捍衛媒體工作者的自主權與專業空間,這也是促進公民社會的具體行動。

最後,教會媒體也可發揮影響媒體生態的功能,不僅是宣揚基督教福音,而是形成一股關心或催化媒體生態的力量,積極投入媒體改革過程,聲援媒體工作者的權益,也可以培養更多公民記者,關心各角落的社會議題。

1989年,在馬尼拉舉行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會中發表「洛桑宣言」提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記者的工作,其實就是關注人類社會的公義,也成為社會衝突的和 解者,並關心那些受各種壓迫者的權益。這是我的工作,也是實踐信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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