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會前林俊雄會長要我向諸位鄉親前輩，作一個有關228事件的分享，這是我的榮幸，今天，我不打算談論228事件發生的經過或是歷史事實，我只想從心理治療的角度，思考228 事件對台灣人心靈的傷害，向大家分享我個人的觀察和心得。

在10多年前，當我在NJ的 Drew大學研究所就讀宗教心理學時，有兩件事影響我的論文方向，也讓我和228結個緣。

第一項，我的指導教授是有名的心理學學者Erik Erikson的學生，Erikson的人生八個階段學說受心理學界及教育學界相當的肯定，但是他的另一個研究特別吸引我，就是他用心理歷史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 的角度來探討認同的論述 (the issue of identity)，他從剖析自己出身的經歷開始 (他不知自己的生父 …)，又透過對Martin Luther 和Mahatma Gandhi生平的心理分析，很深入地探討個人及社會集體的認同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Erikson及他的心理學前輩S. Freud，在分析個人的心理問題時，也同時分析了當時的社會和歷史的影響，簡單來講，心理歷史的研究方法是類似所謂的“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說法。

我個人受這個研究方法影響很深，所以也嘗試用自己的身平作例、作素材，一方面探討我與家父的關係，另一方面，探討我自己認同轉變的過程。

在研究中，我發覺一個真悲哀的事，就是我在1985年自台灣神學院畢業所寫的論文中，雖然是研究台灣民間宗教的現象，但 是所用的名稱竟然是都是“中國”和“中國人”；神學院畢業後，慢慢變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然後又變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最後，才肯定 又大聲講“我是台灣人” (當然，此時得稱作台美人)。

當然這種認同的轉變，不是突然產生的，回想起來，最大的 原因應該是受到陳永興醫師在還是戒嚴的時期，勇敢推動228和平日運動 (註: 1987年2月13日記者會[228 和平促進會]，2月 14日第一場的演講會，至今不過是21年而已) 的影響，我才意識到在台灣的歷史中，竟然曾發生過如此的慘案；後來我也才明白，為什麼許多長輩禁止我們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以及為什麼有長輩教導我們，看報紙得 “顛倒看”的原因。

第二項，讓我和228事件結緣是因為在探討宗教心理學的時，我發覺“皈依 (conversion)”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議題，為什麼一個人會“轉變”他的想法、價值觀，不可否認的，也些人是因為頓悟 (insight) 人生的道理，例如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基督教的保羅所說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內面活著。” 還有，人遇到“天災人禍”的威脅，也是一個可能轉變的因素，例如，人遇到生病 (絕症) 後，突然對人生有很不一樣的看法，也有因為遭遇到生死邊緣的危急後，頭髮一夜之間變白，或“看破紅塵”。

我的教授鼓勵我去了解在日本Hiroshima (廣島) 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 (survivors) 的心理衝擊，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用勞改來“洗腦”對人的影響等等，這些都讓我對“創傷”給人的衝擊和改變，有進一步的理解。 

因以上的影響，我開始認真思考228事件對我們台灣人的傷害和衝擊，以及為什麼台灣社會，到今還因為國家認同引起多多緊張和衝突，也決定用這作我博士論文的研究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接著，我想向諸位長輩鄉親分享二個感想 :

第一 : 從心理治療的角度看，對許多228受難家屬，或是當時親眼看見國民黨軍隊殘害百姓的人來講，228事件絕對是一個大衝擊(shock)，也是一個極端的心理創傷，有不少人的反應符合創傷後壓力疾患 (PTSD) 的症狀。

其實不只他們，這個事件對所有台灣百姓來講，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創傷，大家的心靈因為這個事件受到很大的扭曲，換句話說，因為228 事件，讓台灣人互相的基本信賴、親密關係、和認同出現危機，用“日頭赤亦亦，隨人顧生命”、“台灣人放尿喬沙未作堆”、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攏是 真無奈，但是真實的寫照。

用治療PTSD的角度來看 (參看Judith Herman的Trauma and Recovery)，要幫助一個受傷的人復原，先需要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safety)，然後幫助對方講出來，亦就是“回憶和哀傷”(remembrance & mourning)，然後重新和自己、和別人建立關係 (reconnection)，最後，通過團體的支持和幫助 (commonality)，讓受害者重新找到歸屬和恢復對人性的看法 (例如 : 信心、尊嚴、和勇氣) 。

但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228 事件以後，台灣百姓只有在驚惶中，唱“一隻鳥仔哮啾啾”來自我發洩，他們並無有時間、機會，也沒有人來幫助療傷止痛；原來，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立刻用白 色恐怖以及戒嚴來壓制台灣人 (1949年5月19日-1987年7月15日，38年，世界戒嚴最長的記錄，應該列入去金氏記錄才對)。

簡而言之，因為228事件以及後來的壓制 (我用 “prolonged trauma and death threat”來形容)，台灣人在40年中，在事實不清不楚，施暴者未得該有的處罰，公義沒有伸張的機會，我們百姓的心靈繼續受壓制 (repressed)、扭曲 (distorted)，變成一個無聲 (voiceless) 的民族、變成一個國家認同混淆 (confusion) 的民族、變成一個只求生存的近視 (無遠見、無原則) 民族。

有人對許多台灣人竟然投票給國民黨，感到悲哀，其實，從台灣人的遭遇和民族性受扭曲的結果來看 (容易被買票 ….等近利)，並不意外。 

第二 : 我們每年紀念228事件的目的在叨落? 根據前面所說的，我想，除了繼續提供我們機會來回想和哀傷以外，我們需要更加提倡“愛、寬容、和赦免”，今天，舉行228紀念會絕對不是藉機會來歸罪給某一團體，或是給他們定罪。

最近有一則新聞報導國民黨批評蔣友柏母子是“踩著國民黨的血跡前進”，容許我借用這句話，其實，不管我們是否親身經歷過228事件，亦不管我們是蕃薯或芋 仔，今天，我們都是“踩著228 事件受難的人的血跡前進”，甚至應該進一步說，不管願意與否，在我們的身體內，都流著228事件受難者的血，因為228 事件不只是台灣人歷史的一部份，亦是我們個人及集體心靈和記憶中，永遠不可磨滅的一部份。

當我們都在說 : “疼台灣的時”，卻是用報復、排斥的心態來對待在和我們意見不同的人，甚至敵視和我們不同意見、不同作法的人時，在我們身上所流那些228事件受難者的 血，就變成是“黑來血”，使我們心靈的“血管”塞住，使我們“心靈中風”，台灣人高貴的人性將無法得到恢復與重建，那時，我們將只是228事件的“受難者 (victims，讓創傷這個藏鏡人控制)”，無法度提升為“228的倖存者 (survivors，勝過創傷)”。

在聖經有一個故事，有一個行姦淫的婦人被抓到 (現行犯)，法利賽人將她帶到耶穌的面前，照猶太人的規定，她是犯了“二條一”，唯一死刑，眾人可以用石頭丟死她，但是有人故意欲來試探耶穌，耶穌只有應 講 :“恁中間什麼人自己認為無罪的，會凍先用石頭丟她!”，此個故事的結局真厝味，就是大家一個一個溜走，老的先溜 (大概年紀大的犯罪較多)，然後才是年輕的。這個故事提醒我們，我們都是不完全的，唯有相互包容，相互激勵，會使我們繼續朝著光明路走。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主教Tuto曾講 :“沒有赦免，就沒有將來”，我借用他的話，加一項 : “沒有疼、赦免、信任、和寬容，我們也沒有將來” 。 

最後，我有一個夢，有一天，台灣人能夠真正go through the complete therapeutic process，讓228的傷痕和陰影 (shadow) 的咒詛 (curse) 變作上天要賜給台灣人光明燦爛的祝福 (blessings)，正如浴火鳳凰，或經過火煉的黃金一樣的有尊嚴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