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陳溪圳牧師

曾慶豹撰 「約瑟和他的弟兄們-8 牧師的政治與政治牧師──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 《台灣教會公報》 3299期 2015年5月18-24日 p.18-19 

叱吒北部教會成霸主

陳溪圳，被教界人士稱為北部教會霸主的「七星中將」，1895年生於基隆的基督教家庭，長成後赴日受神學造就，1921年26歲時派駐雙連教會任傳道師，之後擔任過北部大會及總會議長、台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聖經公會董事長，台灣福音聯誼會、基督教協會理事長、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理事、世界宗教徒聯誼會副理事長、《聖經與信仰》旬刊發行人、籌建「中正紀念教堂」負責人之一等職，最後於1990年逝世。

陳溪圳歷經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遷台的政教關係變化，是北部教會大老級人物（北部大會名下有台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新竹聖經學院、淡水工商專校、馬偕醫院、北部女宣道會等），幾乎重要的教會領導人位置他都佔有一席之地。雙連教會於台北教會（屬於七星中會，是北部教會最有勢力的中會）政、經、教的地位都是龍頭，故陳溪圳穿梭於其間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黨國基督徒中，以長老教會及台灣省籍背景成為代表性人物，然而，《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一書對他複雜的政教關係卻隻字不提，令人玩味。

由於特殊的地緣政治關係，雙連教會可以說是北部長老教會的大老，七星中會幾近是北部大會的「總會」，陳溪圳被喻為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其來有自。重點是，他在教會的權力地位，讓他成了黨國基督徒極力拉攏的長老教會人士。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南北兩大系統表面上於1951年合一，聯合共組了長老教會總會，然而，南部大會雖然解散了，實際上卻仍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北大」（即「北部大會」）。

南北長老教會之間向來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尤其雙連教會是北部教會的領頭羊，擔任雙連教會牧職近一甲子時間的陳溪圳牧師更可謂大老級的人物，每次北部大會的會議討論內容，大多是與處理「教產」（如馬偕醫院、北神、淡水工專等）有關，換言之，任何掌握了北部大會而且又以七星中會為主的，無疑的，都將是一方的霸主。

基督徒向來標榜要榮耀上帝的名，因此總是報喜不報憂、說好不說壞，但這種情況的負面效應即是粉飾太平、避重就輕，甚至掩蓋事實與真相。對於陳溪圳這樣一位涉入政治極深的重量級人物，後人對他的傳述內容近乎空洞。目前見到的文獻資料，大多是憑著一些人的主觀感受來表達「懷念」之意，而這些講述者多與他有密切的關係。簡言之，對於這樣一位曾在北部教會呼風喚雨的人物，我們尚未有過認真且深入的研究。

陳溪圳對於政治的參與頗為積極，他擔任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的委員，名字與何應欽、陳立夫、谷正綱、李煥、蔣彥士、許水德等黨國政要並列，仔細詳查名單上的人物背景，只有他具牧師身分。基本上，陳溪圳涉及政教關係約有三段：一是日治時代與日��帝國宗教政策的關係（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與皇民化教��問題）；二是在國民黨政權反共意識形態之下，參與了相關的愛國主義活動（身兼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要職）；三是與同樣具長老教會背景的牧者齊力反對鼓吹台獨思想（與黃六點、吳清鎰共同發行《聖經與信仰》旬刊）。要全盤了解陳溪圳的政教關係，應從這三方面著手，才能對��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然而，陳溪圳傳世的紀念文集《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懷念集》，完全沒有談論到這三個極為關鍵的內容。對於陳在日治時代的表現，黃六點很巧妙地形容他的做法是「用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態度，來帶領北部教會度過這個危機」；另有人形容陳的所為是一種「補完改革者」；甚至，他也被形容為一位具有開放且參與多元化神學思想的社會福音運動者。

但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波及陳溪圳最崇拜的基督徒人物是賀川豐彥，要知道，賀川在面對日本天皇時可不是「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那般明哲保身。

日治時期 領導新舊之爭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這本碩士論文，對於理解陳溪圳就有非常高的價值。該論文透露了北部長老教會於1932年至1939年日治時代「新舊兩派」權力鬥爭的內在本質，其中，最為關鍵的即是「新派」的代表人物中以陳溪圳為核心，還包括陳芳本、鄭蒼國、蕭樂善、郭和烈、吳清鎰等。這幾位從日本留學回台的青年傳道師，表面上是為了改造體制，目的是為了要從陳清義等當權派或稱「舊派」之手中奪得教會的領導權，聚結並推動「新人運動」，以告密方式借助了日本政府之力，指控舊派仇日，並成功地奪取了實質的權力，這種權力結構一直延續到戰後。

根據資料顯示及相關人士的回憶，當時主要發生了一件相當注目的「神學生聯名退學事件」，「舊派」人士遭到密告，結果被日本當局拘捕，「新派」人士卻都倖免於難。

廖安惠的論文附有一篇當事人張慶羲的訪問紀錄，透露出這些新派人士的投機心態和兩面性格。直截了當地說，這些人在戰時，實為親日派，形容他們作「愛國派」，其實就是暗指他們為皇民化運動的支持者。

張慶羲在訪問紀錄中甚至說：

這些人與戰後捧國民黨的人都是同一批，他們是賣教會、害別人，自己得利益的人。

這批人，日本統治時喊日本萬歲，中國統治時喊中國萬歲。

可見周聯華、黃武東在他們各自的回憶錄中對陳溪圳的評價，絕非空穴來風。

尊蔣崇蔣 反共復國表效忠

南北教會的矛盾，可以說是陳溪圳與黃武東的矛盾，陳一直都坐不上總會的最高位子，相較於他在其他地方所取得的位子而言，確實是比較令他失望的。《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收錄了黃武東的紀念文，可以看出此文完全是為了「應付了事」，閱畢其文〈總會成立時〉，不如看其書《黃武東回憶錄》對陳的批評。

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所有紀念文中，特別收錄了一篇與雙連教會或長老教會無直接關係的人士之作，此君即是康峻璧。

1976年4月4日蔣介石逝世週年紀念日，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在國父紀念館安排了安息週年禮拜，大會主席陳溪圳致詞，表達了對蔣的懷念與崇敬。其中最精采的莫過於他對蔣的信仰與反攻大陸的關係做了極為巧妙的結合。陳溪圳說：

1. 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為我們豎起標竿，讓我們追隨他，效法他對基督的虔誠信仰。

2. 他對國家民族及國民革命偉業，有無比的貢獻，使我們永難忘懷，而且他為我們國家、民族、及教會奠定了復興的基礎，我們深信大陸教會，終有一天能夠獲得傳福音的自由。

3. 他反共堅決，是現代黑暗世界中光明的燈塔，引導全世界人類走向光明。我們都知道，蔣總統對於共產無神邪說有最徹底的了解、經驗和警告，是其他各民主國家領袖，所不能相比的。

我們今天追念總統蔣公，最大的意義，是要我們實行他的遺囑，即是：第一、光復大陸國土，第二、實行三民主義，第三、復興中華文化，第四、堅守民主陣容。

陳溪圳的致詞是非常精確的，全部重點都說清楚了，不管從何種角度來說，這位北部長老教會最懂得頌讚偉大領袖的牧師，他的這篇致詞對蔣介石的基督教信仰及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做了極為簡要和準確的描述。

陳溪圳的致詞，無異於告訴基督徒，在尊蔣的立場上，就是要追隨或實現蔣介石的理想。陳溪圳的訓示，就像是保羅要我們「效法基督」那樣地「效法蔣公」、「追隨基督」那樣地「追隨蔣公」，基督徒應當以蔣介石的遺囑為念：第一、光復大陸國土，第二、實行三民主義，第三、復興中華文化，第四、堅守民主陣容，以信仰「蔣介石的上帝」為表率。

陳溪圳與黨國基督徒最偉大的事業，從搞護教反共活動開始，一直到籌建一間「黨國教會」，這間教堂的名稱是「中正紀念教堂」（CKS Memorial Church）。

▲「中正紀念教堂」全圖（取自蘇南洲論文）

中正教堂告吹 反共護教結束

儘管這計畫後來胎死腹中，但從他們動用黨國機器精心設計，要將它落實為「反共，反台獨，促進全國教會團結與合作的我們教會總部」的企圖看來，黨國基督徒念念不忘的仍是想打造一個伏在政治底下的基督教，以及對蔣介石近乎神化的崇拜。蘇南洲在其《教堂空間的社會分析──以台灣基督長老濟南教會為例》的論文中說得非常清楚。

主張興建「中正教堂」一案，時來已久。1975年4月26日召開的中華民國基督教追思故總統蔣公籌備會議中，通過了台灣信義會靈光堂張力長老的主張，推動全國教會共同興建「聖介石堂」之提案，此案議決同意並交由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常務理事會研辦。基於諸多的歷史情感，黨國基督徒倡議在濟南長老教會現址上建一座「中正紀念禮拜堂」，據說也獲得了宋美齡的同意。

此一計畫由翁節敦、黃約翰（翁節敦之甥，基督教協理事，《福音報》創辦人）、康峻璧（基督教福音聯誼會總幹事，基督教救世服務總會會長）、陳溪圳、林攻芸（國語禮拜堂董事長）、侯天民（國語禮拜堂牧師，基督教救世服務總會榮譽會長，資深監察委員）、雷法章（中華基督教協會理事，司法行政部部長）、吳嵩慶（聯勤中將副總司令，中華基督教協會理事）、韓時俊（信友堂長老）等人以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基督教徒救世服務總會及國語禮拜堂等名義，聯合在濟南教堂現址上興建「中正紀念禮拜堂暨經國活動中心」，其中還特別向國民黨中央黨部馬樹禮秘書長及社工會請求協調各主管機關撥地，欲取得地上權。

根據他們的說法，此一計畫有三方面的意義：一、記念並效法蔣介石總統之虔誠信仰；二、增進世界各國教會與我國之聯繫及合作；三、團結全國教會協會政府復國建國之大業。

1989年，黨國基督徒已成功向日本日米基金會申請經費協助籌建，總經費計10億台幣，並已成功募得5億。「中正紀念禮拜堂暨經國活動中心」的建築圖，主要是委託中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興建內容包括中正紀念教堂、經國活動中心、國父及蔣公圖書館、傳教士靈修院、基督教招待所、各種會議場展廳、各教派聯合辦公室及青年體育運動場，基地面積約820坪，15層，每層600坪。

對許多黨國基督徒而言，他們對濟南教堂有諸多特殊的情感與記憶，加上緊鄰總統府和中正紀念堂，選濟南教堂打造一個國家教會，更可作為一種新的象徵來取代舊的象徵。

濟南教堂原是1915年日治時代設立，名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台北幸町教會，光復後才改名作濟南街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1952年正式在地方法院登記由北部長老教會承接，負責的即是時任北部大會議長的陳溪圳。另外一間原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台北聖公會（又名大正町教會），光復後改名為中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移交人為大橋麟太郎，接管者為黃六點，時間是1946年3月26日，同樣地，這間教堂之後也歸屬為北部大會的產權。

濟南教堂歷經日治時代到  國民黨政府遷台，一直存在產權之爭，正是這個不確定性，黨國基督徒精心規劃並企圖藉力使力在這座古老教堂上打造一座以擁蔣、崇蔣為要的「國家教會」。蘇南洲做了極為精采的評述：這個計畫很明顯就是要興建基督教部門國家機器，當然其背後目的相當複雜，而且並未正式知會濟南教堂，但由於當初使用權是陳溪圳具名的，現在又由陳溪圳具名申請，似乎是使用者都同意的（長老教會與國語禮拜），但在興建組織及未來管理組織上又未列長老會或濟南教會，顯然有以政治力量奪取該教產及基地之意涵，且陳溪圳早已自長老會退休多年，既非長老會議長，亦非濟南教會牧師，且該案又未在長老會總議會提出過或得到授權，陳溪圳實在毫無長老會或濟南教會之代表性，而「至中央社工會文」中竟說「濟南街長老教會亦表示贊成」，頗有魚目混珠之嫌。

從這些名單看來，同樣一批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仍盡最大努力表示對黨國和領袖的效忠與崇拜。「熱心」的黨國基督徒如此充當國家機器的工具，真可謂「奉上帝之名」盡一切所能。結果，卻被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否決了，將這座古老的歷史性教堂列為古蹟，黨國基督徒的「中正紀念禮拜堂」大計就此告吹，同時象徵台灣基督教「護教反共時期」的結束。這是黨國基督徒最大的遺憾，但對台灣教會而言卻是不幸中的大幸，躲過了建立「黨國基督教地上證明物」的可怕後果。

從1965年的百年大會，到1989年黨國基督徒「中正紀念禮拜堂」計畫終結，台灣基督教走過了護教反共時期，分裂的型態就此定調。長老教會被分化出去，獨自走一條反抗的路，與黨國統治沒完沒了；台灣基要派發芽成長，與黨國關係密切並從中得利，成為台灣教會的另一種型態。台灣的長老教會和基要派在此政治氛圍下滋長起來，這即是台灣教會的政治系譜。

陳溪圳

1895年生於基隆，1910年入淡水牛津學堂；1916年赴日入同志社大學神學部，次年轉入東京神學校，1919年畢業回台。1921年派駐雙連教會傳道師，1936年正式封牧；曾擔任北部教會北部中會議長（1937年）、北部大會第一、二、四、五、六、七任議長（1940～1954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屆副議長（195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九屆議長（1962年）等教界要職，199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