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遠薰撰 題：盧主義與「3F」的故事 錄自《 海外台灣人的故事》  

已是逾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 (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總覺往事彷若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他回憶說：「他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人認識。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乃搭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一行人沿著市場街，緩緩走向宏偉的市政大樓。時值中秋，皎潔的明月高掛，林榮勳把僅有的一塊月餅送給我，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 餅，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的獨立大樓(Independence Hall)就在不遠處，那象徵歷史意義的自由鐘彷若敲打他們的心。

四個月後的1956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3F註一)」，敲響在北美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小留學生

1951年到美國留學的盧主義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台灣學生之一。

他說，他那時已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唸了三個月，因為聽說有位國民黨高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讓那年的役男得以免當兵即可出國，便央請孫雅各(James Dickson)牧師幫他介紹到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深造，接著趕在那年年底匆匆出國。

為什麼他會放棄台大醫科的學業，趕著出國？盧主義說：「因為我生長在一個非常苦悶的年代，心頭始終籠罩一層濃濃的烏雲，所以一有機會，便希望出國透透氣，同時見見世面。」

他解釋說，他就讀港(Minato)小學時，見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又覺得很失望。唸初一時，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心裡覺得身為台灣人，實在很悲哀。升上初二，二二八事件發生，他親歷血腥恐怖大屠殺，內心不寒而慄。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覺得台灣人實在很可憐，必須一直噤若寒蟬。因此他很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也找機會出國。他的父親盧牧童是台南市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從事食品生意，因為望子成龍，便極力成全他的心願，盧主義因此成了台灣早期的小留學生。

1951年12月，18歲的盧主義抵達白雪皚皚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著充滿挑戰又有些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兩人很快成了好朋友。這個學生叫盧建和，雖與盧主義同姓，但兩人並沒有親戚關係。他畢業台中一中，亦由孫牧師介紹而來，其父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有一天，盧主義在圖書館唸書，盧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寫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盧主義一口氣讀完，很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尋有關台灣的書報。某日，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1947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情緒非常激動，讀 後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年，盧主義大學未畢業，因為獲得賓州費城的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便在9月抵達費城。到費城之前，他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介紹費城的同鄉。所以中秋節那天，楊東傑醫師去看他，帶他去見新朋友。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在一起。他們當中，以楊東傑最年長，林榮勳最早到費城。畢業台大政治系的林榮勳於1952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林榮勳來自醫師的家庭，就讀台大期間，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1949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政府。

楊東傑醫師畢業東京慈惠醫科大學，1947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負面。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的台灣人圈裡十分活躍，後來擔任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1954年，楊醫師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日本的台獨運動並不陌生。

同樣來自醫生家庭的陳 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於1954年到U. Penn. 攻讀國際關係。他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台灣時曾與軍中同袍合組弦樂團，在蔣介石總統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獲得U. Penn.的入學許可。抵費城後，他與林榮勳和楊東傑一起賃屋而居，也一起到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三人交情十分親密，政治想法也逐漸受其他兩人影響。

畢業台大化學系的林錫湖與盧主義同是台南人，同在1955年抵費城。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在台灣服完兵役後，即到美國南方的新墨西哥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後，再轉到U. Penn.，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裡，以盧主義最年輕。他們每聚在一起，就談台灣的政治。盧主義說：「攻讀政治的林榮勳與主修國際關係的陳以德論起時政，都侃侃而談，而我覺得自己也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因此也不甘示弱，講得理直氣壯。每逢有爭辯時，有大哥之風的楊東傑醫師便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3F)」

他們相處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每回都聚在一起批評國民黨，不如成立組織，倡導台灣獨立理念。但此言一出，眾人便有不同的看法。畢竟在當時，倡導台獨理念是殺頭的行業，大家都有許多顧忌。

到了12月，盧主義整理大家辯論多時所激盪出來的共識，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應該支持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台灣人，以免台灣日後淪入共產黨手中。

此文居然獲得刊登，大大鼓舞這些人的士氣。盧主義順水推舟，再度提出成立組織之事，終於相繼獲得其他人的同意。於是，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於1956年1月1日在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3F)」，正式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

當時，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在明尼蘇達州的同學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邀請他在台中一中時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於是，在那提倡台獨具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成為肝膽相照的摯友。

1956年1月，他們寄出創刊號通訊，正式宣告「3F」成立，並揭櫫組織的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3F」在此後兩年共發行十一期通訊。當時由林榮勳、陳以德和盧主義三人撰稿。再交由陳以德的美籍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

但盧主義與楊東傑不久後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及其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經常工作到半夜，非常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播散出去。

此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於1956年2月28日率領一批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盧主義乃於那年正月底寫信給廖文毅，告以「3F」組織已在美國成立，希與之合作。

廖文毅不久回函，盼「3F」派兩名代表，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提議台灣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即著手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自己的前途問題。自「3F」成立後，他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Montana)州的國家公園打工，在寂靜的山區反覆思考。他說：「當時我一直在想若台灣優秀的人才都去學醫，萬一台灣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如何治國？」

於是，他決定放棄天寶大學醫學院的學業，改讀政治。暑假一結束，他沒有回費城，反而北上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就讀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系。

一直期待他當醫生的父親對他的這項決定大為震怒，立刻斷絕他的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多修一些課，因此日子過得如走馬燈般地團團轉。但縱使再忙，他仍繼續編寫「3F」通訊，宣揚台獨理念。

FBI的調查

1956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11月24日，他接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因此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1957年1月31日，在聖保羅市求學的盧建和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3F」的事情。隔日，兩人相偕到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性的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盧主義與盧建和必須到聯邦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他們終於讓調查員相信「3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3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毫無疑問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3F」是個很大的衝擊。同志們對「3F」的未來議論紛紛。1957年12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6年。事情的發展與他原先的計劃顯然大相徑庭，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有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9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因為離開學尚有一段時間，他要到紐約打工，而在赴紐約之前，他先到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

1957年年底，「3F」的八名成員一起開會，探討組織的未來。盧主義說，會中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3F」改為學術社團，但他力主繼續推展獨運。因為「3F」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一番討論與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台灣獨立運動，但組織必須更名。所以在1958年1月1日，他們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對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1960年10月，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人生歲月。

1958年2月，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3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4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盧主義在發刊詞中鏗鏘有力地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的權利，以主宰自己的命運。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題為《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高談台灣獨立，結果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方矚目。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從法律觀點指出；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其在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究竟歸誰，因此台灣的地位實際未定。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反對。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成為可笑的神話。他接著闡述在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在政治現實上，台灣人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 獨立民主的國家。

「這篇文章係根據我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所改寫。」盧主義說：「1957年秋，我以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等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結果竟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第一名，給我很大的鼓勵。1958年春，我將這篇論文寄給【外交季刊】。不久收到編輯回函，說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我因此改寫兩次，終獲採納，心裡非常興奮。」(待續)

註一：「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英文全名為Formosans’ Free Formosa ，簡稱3F。

註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英文全名為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註三：賓夕尼亞大學英文全名為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通稱 U. Penn. 或賓大。

註四：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英文全名為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註五：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 。

註六：《中國死巷》英文全名為 The China Impasse，A Formosan View。

他接著指出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1)【外交季刊】乃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一時之碩彥。

2)此文乃台灣人第一次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3)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該文在1958年四月發表後，」盧主義又說：「據說蔣介石大為震怒，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UFI的同志們個個雀躍萬分。其時的盟員楊基焜說：「在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高談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Jay感到驕傲。」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

告別台獨運動

1959年秋天，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的盧主義回費城，在盟友林錫湖家舉辦的迎新餐會裡，遇到一位身材修長的年輕女性，十分心儀。這位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畢業台大外文系，甫到賓大唸社會學，家住台南，父親也做生意。兩人十分來電，便於1960年春締結連理。

那年五月，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公共事務學碩士的盧主義回到費城，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學博士。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繼續從事獨立運動。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份子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著組織的成長，獨盟主席與同鄉會長的選舉皆趨白熱化。

1960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雖然往事已如煙，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挑選字句，盡量輕描淡寫。

他說，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他角逐，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天，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接受這事實，全美會的會長選舉遂告流產。這兩項選舉都讓他非常失望，也感到深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並沒有立刻離開獨盟，但心情沉沉浮浮。他覺得現實與理想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難以掌控。如此到了1961年春，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他決定退出獨運。

「這段期間，我不斷分析自己，是否適合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他說：「我認為大家都冒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應該膽肝相照，如果彼此間失去互信，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從精算員入門做起。

他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就算順利了。」

到賓州信託上班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白人小鎮，每天搭火車通勤，過著規律的上班族生活。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層層向上爬升。

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一家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1978年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換句話說，離開UFI後，他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隨後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長期隱居賓州小鎮，共同營建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

後浪推前浪

六十年代，費城又來了幾個熱心的留學生如蘇金春、羅福全、王博文…等人。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復起，台灣人運動繼續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在六十年代皆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1956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於1960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的紐堡茲(New Paltz)校區執教，此後鮮少出現台灣人圈裡。林錫湖住在費城附近，但自1961年後即淡出獨運。盧建和與郭漢清先後搬到加州，楊基焜自北卡畢業後，前往華 府發展。他們三人後來皆在台獨聯盟改組時，離開獨盟。倒是盧建和的兩個妹婿，一個在日本執教的許世楷，一個在耶魯大學執教的陳隆志，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台獨學者。

八個人中，只有擔任獨盟主席的陳以德繼續支擎台獨的大旗，領導稍後加入的同志們在困難中前進。陳以德於1961年2月28日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佈台獨聯盟的組織與活動。同年8月，他在台灣省主席陳誠訪問紐約時發動示威，成為第一次北美洲台灣人的公開抗議活動。

隨著台灣留學生的數量越來越多與台獨思想的播散，美國各大校園裡的台灣留學生開始關心台灣前途的議題。1965年10月，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周烒明醫師與陳以德共同具名，邀請全美獨運人士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麥迪遜﹝Madison﹞會議」，成為北美獨派人士整合的先驅。

1966年6月，台灣獨立聯盟與在其他獨派人士及社團共同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註八)」，公推陳以德擔任第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這年，陳以德搬到俄亥俄州，執教於保林格令(Bowling Green )學院，爾後淡出台獨運動。1967年，UFAI改選，由王人紀出任主席，張燦鍙出任副主席。隔年。UFAI通過決議，將總部由費城遷往紐約。1969年，UFAI再度改選，由蔡同榮任主席，張燦鍙與陳隆志分任第一與第二副主席。

1970年1月1日，全球獨派人士在紐約聯合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註九）。此後，紐約成為台灣人風雲際會之所在，3F、UFI 、UFAI等與費城相連結的台獨運動皆成歷史，「費城八傑」亦留給後人一個神秘的印象。

重現台灣人社團

潮來汐去，二十多年歲月匆匆流逝。滄海變桑田，台灣亦由獨裁政權邁向民主。九十年代，黑名單解除，海外獨運人士相繼回台，成為風雲人物，此時蟄居賓州的盧主義亦開始踏出自我築起的堡壘。

1993年，他與費城同鄉張子卿、廖進興等多人共組「墾丁俱樂部」，每週六向鎮上的童軍俱樂部租借場地，開放給同鄉打球、交誼。這個俱樂部一共經營四年，當時成為費城台灣同鄉的週末活動中心。後因場地續租困難而結束。

1994年，費城同鄉鄭義勇牧師發起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十)」賓州分會，盧主義夫婦皆參加，創會會長由王博文出任。因為FAPA的主要任務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曾志在外交的盧主義對該事務頗為熱心，乃於1996年接下第二任會長。

擔任FAPA賓州分會長兩年期間，盧主義與華府從事遠東事務的專家學者們建立良好關係，表現優異，乃於1998年當選FAPA總會的中央委員。同時 ，脫離三十六年的台獨聯盟亦請他歸隊，擔任外交工作。

1998年2月28日，紐約台灣同鄉會在台灣會館舉辦盛大的二二八紀念會，會長李正三除邀請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演講外，並請遁隱多年的「3F」老將陳以德、盧主義與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現身，讓他們親揭三F的神祕面紗，將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公諸於世。

此時，盧主義沉潛多年的台灣熱情已告復燃，乃於隔年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他在會中安排一場「費城四傑談海外台獨運動」，由他本人和陳以德、林錫湖三人親身敘說「3F」的始末。

睽違近四十年的老戰友重逢，眼見彼此由昔日紅顏成為滿頭華髮之士，都不勝唏噓。然他們皆為當年能為人先鋒地倡導台獨理念感到自豪，也為今日台獨意識的四海披靡感到欣慰。

為台灣拼外交

回復往日的熱忱，盧主義再度以李天福的筆名，在【台北時報】等英文報刊，陸續發表有關台灣的論述。當李天福的名字再度出現時，即有鄉親訝異道：「這個李天福還活著嗎？我當他早就作古了！」

重為李天福的盧主義依舊認真執著，他研讀有關台灣的文章，注意美國國會有關台灣議案的提出與表決，參加華府各智庫與大學所舉辦的有關台海兩岸的研討會，並與專家學者們交換意見。

他的認真與專業贏得不少美國學者如林蔚(Arthur Waldron)、金德芳(June Dreyer)等人的敬重，也在2004年被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註十一)」聘為「亞洲安全及民主企劃」研究員，讓他頗感光榮。

然而面對中國不斷地擴充武力，台海兩岸的交流急遽增加，以及美國務實主義者的抬頭，都使他盧主義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他說：「中國聘請許多專業人員，在華府從事打壓台灣的工作。他們不僅學會台灣的遊說模式，並且比台灣更捨得花錢。我們除了加緊打拼外，別無他途。」

所以，老驥伏櫪的盧主義繼續向前奔馳。為了參與這些活動與會議，他與海倫常常天未破曉即開車到蘭斯德爾(Landsdale)小鎮火車站，搭乘清晨五點出發的第一班火車到費城，然後自費城搭火車到華府，轉搭地鐵到會議地點。一趟行程，至少四小時。待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時，已是半夜。

坐在急馳的火車裡，3F 的往事已遠去，UFI的傷痛已消失，刻板的精算師生活亦成過去，如今盧主義所日夜思慮的就是台灣的前途。說來，這台灣獨立的理念曾使他多走了許多曲折的人生路，卻也照亮了他生命的精華處。

「我一生最大的驕傲是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最大的願望則是看到台灣成為一個獨立、民主與進步的國家。」盧主義說。他側過頭，瞥見海倫安靜地坐在他身傍，她是他内心最大的安慰。(End)

註七：《訴求公義》英文全名為Appeal for Justice。

註八：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英文全名為Unite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簡稱UFAI 。

註九：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英文全名為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

註十：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英文全名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註十一：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英文全名為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