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賴文良(1907-1986)

 

 首頁/  English / Japanese Entries/ 本土信徒 / 史話 / 家論述 / 宣教師 / 外國神父修女 / 原住民 日人列傳 / 賴永祥著作 馬偕周邊 / PCT/  劉家雜錄

賴淳彥撰 原題「懷念父親」2006年寫 賴秀瓊提供 此文也見於顏琇莉的部落格www.keepitsimple123.blogspot.com 2011年9月4日。顏琇莉云:賴大舅這篇「懷念父親」,從1907 寫到1955,雖是個人家庭生活回憶,但經歷日本時代,戰前、戰爭與戰後的台灣,是寶貴的台灣人的故事。 賴文良與妻曾綢,育4男3女,即賴淳彥, 賴端瑛 , 賴俊雄 , 賴政毅﹝1999 年過世﹞, 賴弘典 , 賴美智 , 賴秀瓊


對父親賴文良最早的記憶大概是在我四、五歲的時陣,有一日他帶我要去嘉義時的情景。父親特別帶我一個出外,使我有滿心的歡喜及幸福。牽我手的父親的手彼如大又厚,步伐又彼如闊(khòa)。「一(ichi),二(ni)。一,二…」。我用力隨伊的腳步行,但行二、三步就愛快步追上伊。父親看到我隨袂著,哈哈笑著提起我互我雙腳騰空往前。

自我有記憶到第二次大戰的前半期,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無煩惱(worry-free) 的時代。阮(goan)住在嘉義郡大林街的古厝,雖然與雙邊的厝相連,卻有「正身後稜」三棟,前棟有二khám店面寬,有事務所、倉庫及住宅,當時租給「專賣局」的煙草大賣部,由一位退休的內地人(日本人)居住經營。旁邊有一條巷仔,由厝前的「亭仔腳」通到中棟。阮居住的,就在中棟及後棟,共有大廳、中廳、食堂、廚房,大小四個房間,還有當時算摩登的廁所及有「風呂桶」的浴室。父親真愛洗浴,常常以「風呂桶」燒熱水,就給小漢的弟妹洗身軀(seng khu) 後浸入於「風呂桶」,大家呼「siun sio」(太熱了),伊卻說「無夠燒」(不夠熱),伊叫阮要浸到流汗才能出來。三棟的中間有「深井」(cchim-chehn)(中庭),旁有屋頂的通路。每到季節,阿嬤會買一大籠的芒果(mango),運到這中庭的通路。一家大小就在此吃到痛快。後棟的後面有 “後院”,有一個古井,周圍有洗衣��洗物件的圓環。還有附��於廚房的「棧間」(chan-keng),中有「石磨仔」(磨米作粿用)。隔籠仔後面有����子樹及雞寮(ke liau),靠牆��有一個倉庫。最後面的磚牆有二人高,頂面埋有碎玻璃片,牆壁有孔,對彼可��看到後邊一家已經沒落的「阿舍(a-sìa)」的庭院,中間有魚池及荒廢的「池中樓」。阮一家──阿嬤、父母親、兄弟姊妹(由二個成長到六個)及二個婢女在這裡過了安穩又舒適的生活。

阿公是小地主,可以不做事而能生活,年輕時吃鴉片。父親有一個大姊,照當���的習慣小漢的時就「分人」由別人撫養。因此他自小就單獨一個小孩,十一歲喪父後則與阿嬤過著���子二人的生活。大林公學校畢業了後,考進曾培養出許多台灣人菁英的��南師範學校。三年之後立志留日上進,遂辦退學而前往東京。在彼地轉入私立明星中學。(父親曾認為此所私立中學無什麼名氣,真少提起當時的情形。那知數十年後,我在日本的週刊雜誌偶然看到,此所中學是現今東京出名的升學率頗高的私立高等學校(高中))。明星中學校畢業後,原來給阿嬤講「要去日本讀醫生」的父親,因為伊的數學特別強,竟改變主意挑戰當時被認為最難讀之一的東京高等工業學校(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制上相當於德國的Technishe Hoschschule,可比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電氣科。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1905)以後,已被認為世界列強之一,而經過二十多年的經營,當時已是可與歐美並肩公認為東洋第一的經濟大國。父親由此名門的東京高工畢業後,據說在日本(內地)就有了相當好的就職機會。但在台灣一直等待他學成歸鄉的阿嬤不能再等了,要父親回來並娶某成家,於是他回來台灣,並與斗南望族曾家之二女,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畢業的母親結婚。當時的台灣工業的基礎還不及於日本本地。像父親的專業人才少有 “用武之地”,但幸而不久,與曾在火車上認識的台灣製糖會社的重役而是東京高工的前輩(日本人)取得聯絡,被採用為台灣製糖會社彰化工廠的電氣室主任,父母親夫婦就搬去彰化的社員宿舍。彰化和大林只是坐火車二點鐘的距離,阿嬤隨時攏能來探訪。翌年 (1930) 我就在彰化出生。

據說大約三年之後,彰化糖廠發生了事故,雖然無人受傷,但阿嬤聽了則一定要父親辭職回鄉,反正家裡有家產可維持生活。當時台灣社會漸漸有人購用家庭用電氣器具,如收音機、電唱機(phonograph)、唱片等,卻少有人能作修理after-care等工作。父親大概與大舅參詳了,就在斗南開設電器用品販賣及修理的店,阮就搬去斗南。我的大小妹就在斗南出生。

二、三年後,據說大林街的農業信用組合有經營上的困難,大林街的有力者參詳的結果,來邀請父親回大林當「組合」的專務理事,掌理「組合」的事務。這和父親的專業無關係,但他曾在彰化糖廠當過主管,而以地主身分對「組合」的事務多少有所了解,於是他答應了,一家人就回大林住。阿嬤因多年來的願望實現而歡喜。我彼年進入大林小學校幼稚園。回數起來,父親此時才28歲。

大林街農業信用組合(戰後改稱為農會信用合作社)本來位於離阮厝一間店面的隔壁。父親掌理了二、三年,大概收益大有增進,就在往 “街尾”三、四間店面之處購買二間舊屋,拆掉再建一個摩登,又光又闊的建築。「組合」移轉到新建築,如新式銀行,內有長櫃台,後面排有十數台辦公桌各有檯燈,而父親的辦公桌則在最後面中央。由側間進入有小會議室,可直接通到辦公廳後父親的座位。在我四年級學珠算(用算盤計算)的時,父親叫我來「組合」,參觀珠算的名手簡先生實際應用珠算於業務的情形。我記得簡先生在十幾秒間已用算盤算出五、六位數複雜的計算又檢算且記錄在帳簿,非常驚訝。新社址離阮厝還是僅四、五間店面之處,父親「出勤」(上班)行路不到二分鐘。伊整日在「組合」做事,阮也無感覺伊「去上班」,而伊在下班後一定在家真少出外。後來大林信用組合又擴張業務,在郊區鐵路邊開設了「農業倉庫」,規模相當大。有三、四棟具有通風設備的倉庫、事務所及廣闊的稻穀乾燥場(phak chhek-a的所在,有水泥鋪面)。在農閒期的下午,阮常常去彼騎車(bicycle)遊玩,有時則與農業倉庫的職員打網球玩。我想我的網球是在彼從父親學會的。

在大林的這時期,我與弟妹等都在大林小學校就讀。大林街的西郊,有了台灣製糖會社的工廠,有許多日本(內地)人社員,及其家屬住的社區,有神社、小公園、醫務室。這社區與大林街中間,是為要教育「內地人」子弟而設立的大林小學校。日本領台後將近四十年的當時,雖然公用語是日語,而且大部份社會人士都受過公學校教育,都會講會寫日語,但在日常生活中,台灣人還是講台灣話。兒童就學以前大都未曉日本話,公學校的課本還是從教日語開始。小學校的教材就是與日本本國的相同,入學前兒童都知曉日本話。我不知父親(和母親)何時教我日本語,我有記憶的時已經在大林小學的幼稚園,與日本囝仔 “混”,也無陌生之感。就按如進入小學校。因為阿嬤不曾學日語,阮大家在家大都講台灣話,卻在不知不覺之中,學會日本腔的日語。這時期,學校的父兄會(家長會)都由母親參加,父親幾乎不曾來學校。不過在學校有重要的典禮(如新年或畢業)的時,父親被邀請當來賓出席。彼時陣,父親大概是唯一的台灣人來賓,在「來賓入場」的口令下與十幾位來賓進場。我想這是因為父親可能是當時在大林(包括日本人)擁有最高學歷而且是民間機關「組合」的主管,我為此感覺驕傲。以後大小妹,二弟與三弟都就讀於大林小學校,直到終戰的一年半前。

我開始上小學一年級的時,父親買一張書桌給我,在居室內,排在伊的書桌前面。伊又給我說明如何將書本、筆記簿、文具等等整理在拖仔(抽屜, drawers) 內。記得我因為生來第一次在家內有家己的 “所在”,並有感於做學生的責任而十分興奮與歡喜。每日從學校歸來,即到自己的書桌,把書包內面的物件整理好,才作宿題或看書,或給在旁chhit-thô的弟妹 “指揮”。在1937年代的大林,連與我同學的日本人家庭都少有給小學生買個別書桌,我為此感覺得意。後來小妹上一年級的時,她也得到新的書桌,排在窗邊我的書桌對面,父親的書桌則移至內面,面對我二人書桌的側面。到我升上小學六年級時,二弟入小學一年了,他也得到新書桌。擱在我的書桌原來之位,而我的就搬到我與二弟、三弟的六疊臥房之一角。以後除了二年間的 “走空襲”(避難美軍的轟炸與疏開)與戰後的混亂以外,我家的書桌繼續增加,至我上大學離家之前,共有五隻書桌(父親的不算)占一間房間做「讀書間」。

我入學的時,父親也訂了一份雜誌,「小學館」社的「小學一年生」月刊,每月由東京的出版社直送到大林的厝。大概三年級或四年級起則買算術的練習簿,一年有上下卷二本,每日作完宿題後得作一、二頁的練習。這些作業平常都無困難,但作完卻有些成就感。另外他若去嘉義的書店看到好的書就會買回來給我。我的印象中第一本引起我讀書的滋味的是一本叫做「一直線」的小說。我已記不得作者的名或內容,但大概是關於一個家境貧寒的少年,立志要做一個為社會有所貢獻的人,克服了種種困難或誘惑,一直線往志向努力,終於達成目標。到小學高年級時,日文的程度已經相當好了,「小學五年生」雜誌以外,連父親訂的大人雜誌「家の光」也提來看。其他父親也有幾本偉人傳,有日本人的,有外國人的。其中エヂソン傳(Thomas Edison的傳記)是我久長愛讀的書。終戰的二年半前,我進入嘉義中學校。到此時太平洋戰爭的影響波及到台灣,書店內漸漸不見新書了。但父親還能找到好書給我。其一是「化學方程式の基礎」,是父親東京高工的前輩而當時執教於台南長老教中學(戰後的長榮中學)的劉主安先生著的。另一本是「天文學新語」,是通俗科學叢書之一,著者已不記得了。前者對我讀化學課有真大的幫忙(後來才知這本書當時在台灣相當有暢銷過)。後者對於宇宙的神秘,無邊大,大開我的眼界,程度相當高。在我的記憶中,直到十數年後我離開台灣的時,中國書籍中還未看到有如此新知的書。父親不多言,但默默地給阮子女提供讀書的好環境。

1944年的年初,就是終戰的一年半前,我家一直安穩的生活發生了空前的變動。有一日父親的一位吳姓舊同窗從台中來訪。他當時在台中州立台中工業學校任教,是受教頭(副校長兼教務主任)之託來勸誘父親去台中工業學校做教諭(教官)。原來台中工業學校的教諭陣容有多位東京高工的畢業生,而教頭也在其中,是父親的前輩。當時在台灣的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員大多數是日本人。太平洋戰爭後期他們一個又一個被徵召出征去了,許多中等學校發生了師資欠缺的現象。台中工業學校也有此問題,而教頭求助於母校,才得到父親的現地址,先以書信連絡,後才派吳教諭來訪的。這是父親離開彰化糖廠以後第一次能發揮伊的專長的機��,而當時能在官立的工業學校執教算是榮譽的事。加之「組合」的業務在戰時的統制下,已失去相當的自由度。於是父親決定接受應聘,阮一家八口,搬去台中市郊外的日式宿舍,留了阿嬤與婢女在大林。我與三個弟妹都轉學去台中的日本人較多的學校。當時台中市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是州廳的所在地,而且是聞名按都市計畫建設的美麗都市。可惜台中工業學校和阮上學的學校都在郊區,何況是在戰時,阮幾乎無機會去市區遊玩。父親去教書,行路要40分,我上中學要行25分,而弟妹的小學校在行路15-20分的所在。每早,母親要做5個便當給阮帶,無多久阮就習慣台中的生活了。然而,到彼學年末,美軍的空襲愈來愈頻繁,學校也屢有停課,父親就決定將家族疏散回大林,在大林郊外,另建一個小屋與防空壕住。我則與父親作伴,留在台中,偶爾回大林團聚。

這時期也有甜酸的回憶。阮的宿舍在郊外往台中工業學校的途中,較為安全。每有空襲警報發令,學校停課時,則有二、三位父親的台灣人朋友來阮厝作伙避難。最先到的大概是台中市的名醫「黃小兒科」。他穿一副“無合身”的 “國民服”,背 “防空頭巾”,縛腳絆,穿 “足袋(ta-bi)”,頭上又戴一頂過大的 “戰鬥帽”,樣子相當滑稽。一聲「賴(rai sen-se)」就進來了。過不久較年輕的,在台中工業學校當講師的陳先生與江(?)先生也帶便當到了。大家各自倒茶,隨便坐著看書或聊天,氣氛輕鬆。到中午父親建議大家作伙吃便當,而阮也捧出厝內的便菜,大家可互相欣賞。結果黃醫師的便當大概是最豐富的,大家連同黃醫師都為此哈哈笑。父親與我也有過驚惶的經驗。有一次我和伊帶著配給的食糧回大林途中,列車受到美戰鬥機的攻擊,列車在遠遠看到美機來襲隨即停車,叫大家盡快離開列車。父親與我跳下車後,就往剛收成過的稻田走(跑),一區越過一區。數分鐘後就聽到美機掃射列車的pat-pat-pat-pat聲音。正加緊跑時,父親跌倒了…背著裝滿配給的「味噌」的大花缸。佳哉阮已經離列車有二、三百公尺,父親也無什麼擦傷,而這次列車的乘客都無人受傷,只是覺得幾乎破膽。

1945年8月在廣島(Hiroshima)與長崎(Nagasaki)相繼投下二粒 “新型爆彈”。此消息在翌日就在台灣各地的新聞(當時已經縮小到半頁一張)報導,並有專家指示這 “新型爆彈”就是 “原子爆彈”。我似乎聽到父親私下講「按如日本大概會投降?」。果然過幾日後,日皇在破天荒地以廣播方式告知全國國民說日本有用意接受盟軍的勸告,無條件投降了。我記得以後的數日,社會異樣地平靜。雖然美機不來襲了,空襲警報的「水螺」也未 “陳”(tan)了,大家似乎仍半信半疑,對未知的將來有一抹不安。

中國國民政府以「戰勝國」的名義開始「接收」台灣以後不久,父親從台中帶回一個消息。由中國派來接收舊台中州的劉存忠,在「州廳」(州政府)召見日治時代已在州立中等學校任職的台灣人(日本籍高等文官),只派in (他們)接收州下的中等學校。但見到父親時,他卻要請伊去接收台中州東勢郡,當行政官「郡守」。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大多數都學醫,而且因語言的關係,讀文科的較少。並且在日本帝國治理下,地方長官都是官派,在台灣至1940年前後台灣人,作莊長(鄉長)或街長(鎮長)者常常有之,但作「郡守」(相當於戰後的縣長)的,全島只有一個聞名全台灣。父親受邀請作「郡守」當然是一個榮譽,於是伊接受了。大概在1945年10月許全家(留我一個讀嘉中)連同阿媽搬到東勢街的「郡守宿舍」。這是阮住過最大的日本家屋,有玄關,有洋式應接室,也有一間排滿書桌的「讀書間」,有郡守專用的小汽車,車庫及住在鄰居的運轉手(司機)。東勢地區的住民大部分是客家人,聽講父親欲前往接收的時,前任的日人郡守下各級官員都非常緊張,到知悉父親是台灣人而能講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才鬆一口氣又大歡喜,一切移交非常順利。父親也留住所有的台灣人「郡役所」的職員,使「交接」更為順事。東勢郡內有相當廣大的山地,住有許多原住民,父親初次出巡,也與各族族長建立良好的關係,因為in都講日本話,大受歡迎。以後的約三年間,父親在東勢郡(後改稱東勢區)當政,相當愉快也交了許多朋友。老大的我於次年轉學到台中一中,大小妹在台中女中,同坐bus和火車去台中通學,二弟三弟四弟則在東勢國民學校就讀,二妹還小而三妹則在東勢出生。

“戰勝國”中國帶來台灣的,是台灣人前未所聞的,驚天動地的通貨膨脹,在極度的不安之中,一般人不知不覺失去了相當大的資產,這期間印象最深的,是去附近的柑仔店(kam-a-tiàm, 雜貨店)買瓜子,早時到傍晚就漲了一、二成,次日也按如。過一禮拜,錢就變薄了一半。父親領來的薪水雖然月月有調整,至月底往往不夠用。父親就叫我回大林賣寄在農業倉庫的粣仔(chhek-á,稻穀),換現金帶回來用。回大林後,我依照父親的吩咐先去二、三間「米絞(bi –ká, 碾米廠)探聽當日的米價,再去農業倉庫協商最好的價格(倉庫的職員大概識我是誰,給我優待)。領出現鈔後用布巾包好,裝在ka-chi(稻草織成的��有“耳”的袋仔),乘滿載的火車返去東勢。通貨膨脹,至1949年才平靜下來。戰前���幣與日幣同價值,四年後換��� “新台幣”(NT$)時,四萬元換成一元NT$,算起跌值80萬分之一。戰敗後的日本也��了通貨膨脹,但日幣跌值至180分之一,然後回升到50分之一後安定下來。這時期的父親公事繁忙,常常晚間還有訪客,因此只會偶爾由 “應接室”過來 “讀冊間”看看阮而已。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在近山的鄉下東勢情形還算平靜。不過我在家聽收音機的放送,呼���大家出來參加 “起義”,覺得相當激動,想應該出去台中,為台灣做些事。此時父親真堅決地不准我������,講「這是無組織的一種動亂,不可隨便參加」。數日後父親得感冒臥床���養時,一個原住民的族��與五、六個年青人帶日本刀來訪宿舍,以日語懇請父親說「請讓我們去」 “区長さん、行かせて下さい”。父親在床中堅持說「いかん、いかん」(不行,不行)。最後他們聽話了,收拾了武器回山區去。我在家待機一個多月,等社會恢復平靜了後父親才讓我回校。當時的導師兼教務主任陳建,一看到我就叫我去問,我在這個月中間在哪裡,而要求父親親自來校證明我的確在家內。原來彼時有一群青年退去埔里的山內繼續抵抗。我不記得父親直接去見陳建,或是托人帶我去看他。總之,佳哉我是真正滯在家中一個月多。我再次感覺有幸有父親的智慧與勸告。第一次我有同樣感覺是在戰爭後期,當時我曾想要參加學校的滑翔訓練班,說以後要志願去航空士官學校。父親異常地生氣而罵我:「按怎會生tioh你這如此笨的(chiani)hautai ê」,我就沒去參加了。我在學���一直是優等生,卻是戇直到底,彼時真正相信日本帝國是不會投降,會戰到全軍 “玉碎”的。

  如此,父親用伊的良識與判斷,維持東勢地區的秩序,無事經過這困難的時期。然而豈能料想,二二八事件平靜下來後不久,父親部下的中國人警察局長竟誣告父親,說伊在二二八的時唆使山地青年企圖參加暴動! 這完全是與事實相反,怎麼有人能提出這種誣告,其用意何在? 我不記得彼時如何經過,只記得全家為此情緒沉重。經過四、五個月後,這件事得到「不起訴處分」解決,而該警察局長被調動,離開東勢。但是父親覺得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已經夠額了,“中國官”真不值得做,所以伊向州(當時已改稱台中縣)請辭了。據說縣當局還挽留伊在縣政府內做事,但父親還是辭職,全家就搬去台中市。

我的印象中,父親來台中(台中工業學校教諭)以後結識的台灣人朋友,大都是日治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搬去台中市以後父親與這些朋友組成小型的製黑糖的工廠,記得是在南投。我不知道這嘗試的由來或如何進行,但聽講最後還有趁(thàn)錢。台中市的住所,可能是阮家住過的厝當中最小的,但還能排進五個書桌,我與弟妹讀的都是台中一流的中、小學校。但,搬去台中約一年後,母親在戰中染到的肺癆疾,因戰後數年間的積勞而惡化。加之才滿二歲多的三妹發現染到「カリエス」疾,父母親曾帶她去台北就醫,但當時的醫術只能控制病原,對該疾的“後遺症”則束手無能。父母親的憂慮傷心可想而知。母親症狀的惡化與此不無關係。總之父親與醫生參詳後,決定讓母親轉地療養以便專心看護,於是帶四弟、二妹與三妹先搬回斗南阿舅的別墅,後再搬到在大林郊外收回四分地新蓋的簡陋的住宅。父親學會了筋肉內及靜脈內注射,每日一次注新從美國來的特效藥 “streptomycine”及營養劑,每日在家看護。回大林不久streptomycine與PAS的並用療法漸漸見效,母親脫險了,並且大概田園中的空氣新鮮有所幫助,使母親漸漸恢復元氣。

此時期被共產黨軍打敗,逃來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政加強對台灣的搾取,以實行「民生主義」為藉口,施行在大陸當權五十年中無法施行的“土地改革”,因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已有五十年的法治及完整的戶口記錄,使“空手”來台的中國政府極容易地“改革”台灣人的土地。結果,父親學成回台灣以後累積倍增的十五餘甲的田園,除得保留三甲外全被徵收,償以不值錢的公營公司(從日人接收的)股票。因通貨膨脹而已經減值的家產更較減少。每想到此事我對父親彼代的人的遭遇,感覺同情與憤慨。

不幸中之有幸,是原為母親的療養收回的四分地,用來開魚池,做果子園、菜園等,給我一家有如世外桃源似的生活。家產雖減少,還得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家族得到小康後,父親接受邀請,去斗南中學任數學及物理的專任教師。每日伊騎腳踏車往返斗南約七公里路,相當辛苦。但後來才知伊寧可騎車是有理的。父親授課的時間每日不同,如果坐班車去學校往往要等授課時間,下課後又要等班車,加之行路往返車站還要花時間和體力。直接騎車去授課反而省時省體力。記得父親回家都在下午三、四點以前,到家後日落前還有時間休息、整理庭園或做愛做的事。有時三舅公與阿舅來訪,吃晚飯後在前庭納涼,在滿天的星辰之下作樂、唱歌,頗有詩意。生活還算平安。

大學畢業後,我似乎真少回家,因為去鳳山受義務的預官訓練一年後讀研究院、就職等,一直無暑假回家久住。去鳳山受訓約一個月時,有一禮拜日回家省親。我回到家看無人就去市場邊的教會才見到大家。我知自從離開台中市以後的數年間父母親漸有心境的變化,偶爾去教會做禮拜,但禮拜日全家赴教會對我是新的經驗,印象特別深。彼年中間,父母親及在家的弟妹都相繼受洗成基督徒。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在家依舊寡言,真少講起信仰的事,但在伊的桌上常看到以紅鉛筆註解過的聖經。後來伊被選為長老,在教會充當領導的地位,有時也要講道。我離家出國後,父親對教會事工愈熱心,為大林教會建設新教堂及其遷移盡心盡力。十數年後,四弟在紐約的教會當長老,三妹,大妹和二妹夫婦都在Detroit的教會當執事奉,而三弟,我與二弟後來也都受洗成基督徒了,想來這都是父母親的影響。

父親及伊的家屬生涯最大的轉機可說是移民來美國。原因與經過複雜在此不想贅述,但簡單講是脫開中國人統治的台灣而來自由民主的美國求生。先是父母親及三妹,於父親退休教職以後來紐約與我及四弟家族團聚,三妹就讀於紐約市立大學,父母親也去過巴西二弟家數月,也回台灣大林住一段時間。後來大小妹家、三弟家、二妹家也移民過來了,才作最後決定,整理大林的家產搬來美國。最後二弟家也自巴西搬來,雖分開在各地謀生,大家都定居美國了。

如今又經過33年了,父親逝世至今也20年了,雖然比起地球45億年歷史這是剎那的時間,但以人的感覺來講還是漫長的。對父親舊時的記憶還是如褪色的天然色映像,浮在我腦海。父親真清氣相(chheng-khì-siùn),早起時刷齒洗面剃口髭要費相當的時間,然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才出來。洗浴時常常給小弟妹“鑪身軀”(lù seng-khu)鑪到yin唉唉叫,幫忙洗米煮飯常將米洗到碎碎去等等。父親的字是公認的美體達筆,畫也好。看到三妹作宿題繪畫,看得不順眼就要“少許”修改,但改了太好怕給老師指責宿題有人幫忙,三妹一直叫「お父さん、好 à la」,有時連母親在旁“懇請”,情景使我禁不住微笑,因為我小時也有過這種經驗。伊的手藝也非常好,有時用竹作玩具給阮,作起來都真精緻。伊教阮“摺”紙(ut-chóa)的時,每“摺”一回要順“摺”線壓過才能“摺”較媠(súi)。伊會曉用紙“摺”成一隻有cabin的精巧小舟,可惜阮子女都無學到。父親喜愛「大自然」。在家通常是輕衣寬著(パンツー枚様),自由自在。常愛與天真活潑「大自然」的幼子玩耍,戲弄個叫 “góng(戇) tu-tu”。後來又發明了無什意思的愛稱 “tèn-chín”。我想父親為人樸素大致能過了「大自然」的一生,是值得慶幸。神上主創造的人,各有各的存在意義。

 

 首頁Home/ 本土信徒總檔 / 教會史話總 / 宣教師人物總檔 / 外國神父修女列傳 / 日人列傳總檔 / 原住民信徒 /  諸家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