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新先生流亡美國期間(1977-1985)的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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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祥撰 為張文隆撰《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遠景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一書寫的推薦序。

青年歷史學者張文隆先生堪稱研究民主導師郭雨新先生的第一號作家。本書《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將郭先生一生的事蹟,包括其豐富精神遺產,以優美的筆調詳實呈現給讀者。此書不但是研究台灣精神的學者們應該人手一冊,亦是大學文學院很好的歷史教材。筆者在美國首都華府曾經跟隨郭雨新先生八年,對其在海外這一段期間的政治貢獻知之甚詳。張先生期許筆者為此書的催生擔任總策劃工作,並為之序,筆者欣然答應。
2005年,筆者應邀回國,參加「郭雨新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當時筆者在台北聽到某位「有識人士」大談郭雨新晚年,推定郭先生在美國流亡八年實在太久,難免淪落為一個「孤獨老人」。這些島內所謂「有識人士」不加深思,也不予求証,任意猜度郭先生既然離開了他辛苦經營的島內支持群眾,則淪落為一個「孤獨老人」,要不然,頂多演幾齣「唐吉訶德」般的鬧劇。聽到這種不實的斷言,筆者憤慨萬分。可惜,研討會主持人沒有給筆者時間提出反駁。事後,在兩本由張文隆先生執筆的訪談錄裡,筆者提出嚴正的反駁。這兩本訪談錄分別是《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2008年國史館出版),以及《前進D.C.──國會外交的開拓者王能祥八十回憶暨台灣前途文集》(2012年遠景出版公司出版)。現在筆者要藉此篇幅,進一步綜合筆者的辯證。   
筆者所以有勇氣站出來辯證,因為筆者對郭先生在美國這一期間的其人其事,堪稱比任何一人都了解透澈。郭先生來美國(1977年4月)不到兩週,就來華府看筆者這個政治上的晚輩。兩個月後,他又正式任命筆者擔任他個人首席助理以及政治組織的秘書長。自1977年擔任助理,以迄他臨終(1985年8月2日),郭先生和筆者幾乎天天見面,足足八年為台灣的命運操心、傷神、賣力、費時又破財。民主運動領導者郭先生和筆者,我們這兩個熱情的臭皮匠,筆者自信不輸一個諸葛亮。   
大多數台灣人民,尤其心繫台灣民主化、自由化,並決心在台灣這塊寶島上落地生根的這一本土族群,應該慶幸上帝差遣篤信基督的郭雨新先生在台灣最關鍵的年頭,讓他順利流亡到美國。因為這一段期間,島內政治氣氛最黑暗,蔣家政權積極推行「恐共國策」。所謂「恐共國策」者,便是「寧殺無辜一百,也不可漏掉共匪一人。」一切政治異己的肅清,便假藉這一國策的貫徹。任何人跟蔣家唱反調,都歸類為「共匪」或「共匪的同夥人」,並且一律格殺勿論。在「恐共國策」嚴格貫徹的日子裡,欲留在島內公開追求自由,提倡民主,所得結果不是被槍斃,就是去綠島唱小夜曲。郭先生這位有國際威望的領導者,其命運又如何?他曾經志在進入監察院,無奈送他進入監察院的台灣省議會明明有足夠支持者,但他也只能飲恨零票落選,換來確保黨外在省議會的香火。當郭先生向筆者談及此事時,仍難掩失望的傷痛。   
為什麼蔣家政權這時期竟然如此恐共?   
  1. 1971年10月,它被聯合國逐出其席位,台灣人民,包括蔣政權忠實支持者在內,對其失去信心,產生一次龐大的移民潮。   
  2. 八年後(1979年元月1日),它又被卡特總統片面斷交,台灣又產生一次更大的移民潮。
國府的合法性先是被聯合國否定,隨後又被它最忠實的老大─美國所遺棄,心中的創傷何以堪?站在國家安全最前哨的駐外使節,一個個偃旗息鼓;外交部淪落為絕交部。這時期,島內「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接連提出三次政治性呼籲,以國是聲明方式苦口婆心地敦促蔣家政權對內實現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對外宣布台灣為一個新的獨立國家。三次聲明效果多大?見仁見智,很難評估。不過,在倉皇中不知所措的國府則出之更嚴厲的政治鎮壓。國是聲明的主腦者─高俊明牧師及其教會界的朋友─林文珍長老,不幸和郭雨新先生在島內的主要追隨者,如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八人假高雄事件一一被抓,並被判以重刑。
如果這時候,郭雨新先生滯留島內,可以想像他也是被抓被判刑的一位。而且因為他位居首腦地位,其刑應不輕。那麼,以郭雨新先生的健康狀態,他死在獄中的可能性必定不小。好在篤信基督的他,先前被上帝妥善安排,流亡美國,得以坐鎮華府進行密集的台灣民間外交。在這世界政治中心的華府裡,他充分運用其豐富的政治資本──包括組織的天賦、政治聲望、以及政治人脈的本錢,尤其是他個人極高的道德感召,積極發揮領導者的才幹。郭先生在海外積極運作,團結海外台灣人,組成團隊,藉由一切海外台灣人民間力量向蔣政權施壓,加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郭雨新先生來美國不到數月,成立了「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Action for Majority Rule in Taiwan)。一年之後,結合黃彰輝牧師領導的「台灣人自決運動」以及彭明敏教授領導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將原來組織(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加以改組,以更龐大、更有號召力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Overseas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Rule in Taiwan),從事更有效、更有包容性的政治運作。郭先生被推舉擔任新組織的主席,黃彰輝牧師擔任第一副主席,彭明敏教授擔任第二副主席。郭先生隨後又和世界上反對勢力第一號領袖,前菲律賓外交部長Raul Manglapus,共同成立「民主國際大同盟」(Th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在此組織裡,他擔任顧問。其效果又如何呢?
  1. 它逼使蔣經國不得不向反對勢力讓步。表面上蔣經國走向本土化,公開宣稱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2. 大部分傾向本土的「共匪」,如台灣學者陳明忠;或台獨份子,如施明德、王幸男、黃華、白雅燦、林樹枝、楊金海等民主鬥士(當然還很多,諒筆者無法在此一一細數),頂多判上有期徒刑,免於一死。
將來歷史學家將定位郭雨新先生在海外期間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讓美國國會考慮以國內法方式制定保護台灣的法律架構,亦即日後「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時候,切實尊重並直接納入占台灣島上人口85%,即台灣在地人的政治意願。
此意願包括:
  1. 台灣未來的法律定位,依聯合國住民自決原則(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 through Plebiscite),由全體島民投票決定。
  2. 儘速擺脫蔣外來政權的殖民。
  3. 不願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
進一步實現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以及公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並與世界各國和睦相處等。此舉間接扼住台灣外交的崩盤。否則,今日的台灣島內政治生活以及國際政治交往,必定面目全非。我們政治上的晚輩也無法大談今日的「民主奇蹟」了。
郭雨新先生在海外辛勤耕耘的民主運動,於三十年後的今日仍深深影響海外台灣人。蒙郭先生道德感召的後輩,即使郭先生已離開人世多年,他們身在國外,仍然心繫母國,產生一股不可忽視的海外保台力量。凡此種種,都是郭雨新先生流亡海外主要的精神遺產,也是正面的貢獻,值得台灣歷史大大肯定。吾人晚輩應將郭雨新先生的事蹟以歷史教材方式,代代留傳,延續這位民主導師其倡導的政治熱情以及民主香火。這就是筆者即使無薪、無酬,自己又出錢出力,卻無悔地接受郭雨新先生領導海外民主運動足足八年,最珍貴的政治收穫。願以此見證和島內外關心台灣前途的同胞們──包括現在以及將來──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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