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腳蹤何等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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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立撰 《見證時代的恩典足跡---高李麗珍女士口述實錄》 台灣神學院出版社,2010年11月 序文


「教育一個男人往往只是教育一個人,若教育一個婦女,會噹教育全家庭。」這是婦女台灣民主運動(Women’s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簡稱WMDIT)的基本信念。此一信念在艾略特(Brian Elliotty)在〈傳記、家庭史與社會變遷研究〉一文也有類似的觀察:「關於婦女在社會流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很難從如此有限的資料裡成功地將其概化,不過似乎已有明顯的證據可以支持:在大部分的家庭中,母親對子女的理想與期望,表現得較為明顯,也比父親所表達的更為具體。」在基督徒信仰養成的歷史脈胳中,往往也是如此。許多時候,影響子女信仰人格較深的,往往是名不見經傳的婦女們。她們常常以務實的態度面對信仰、以無比的耐心愛護家人、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對鄉土的情懷。此一傳承信仰的力量,時常在歷史學家的書寫中被忽略或遺忘了。另外,婦女對教會的參與及貢獻往往不亞於男性,不論是對服事的委身、對奉獻的熱忱、或是在信仰生命的見證,處處都可窺見婦女的腳蹤。然而,這些婦女用生命所留下的佳美腳蹤,卻不易在過去的歷史中被欣賞、被閱讀。原因並非婦女不夠投入或沒有付出,而是在歷史書寫的過程中,婦女並未受到該有的重視。
不過,遺忘了的,不等於不存在;過去不重視的,如今不該重蹈覆轍。當代教會有責任花加倍的力量,使曾經處在歷史邊緣的婦女,大步地走入主流歷史,展現女性主體的完整性及獨特性。台灣教會在高喊神學「本土化」或「實況化」的同時,是否應當先補齊台灣教會失落已久的婦女史料,才不致使所要建構的神學再次遺漏婦女的聲音及見證。正如潘蜜拉(Pamela Dickey Young)所指出的:「關注婦女的歷史經驗,那麼便能以婦女的歷史補充以往的父權歷史。這麼一來,亦為神學添加新的模式、新的問題、以及新的證據。」
筆者就讀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班時的論文即是以人物傳記研究製作「謝緯歷史」,在撰寫的過程中就已意識到謝緯生命中的女性---太太與母親---對其重要性及影響力,因此特別留意將他們的生命互動一並編織羅列,原本以為如此的努力已相當重視婦女在歷史書寫中的地位及份量。然而,在公元2001年該論文以書名《謝緯和他的時代》出版後的一個夜晚,我再次翻閱已凝固的文本,赫然發現我無法較完整的拼湊牧師娘---楊瓊英醫師---的生命史。這次的閱讀經驗使我再次反省歷史敘事主體性的問題,雖然書寫謝緯時我有意識到女性在歷史中的地位及貢獻,但終究是在書寫謝緯。既然書寫的主體性是謝緯,謝緯就成了唯一的敘事主體,那就很難兼顧到其他角色的主體性,若要真的讓其他角色的主體性呈現,唯一的進路是採取多元的主體敘事,即是讓每個人講自己的故事。如此的認知鋪陳了筆者書寫婦女生命史的重要動力。也就是說,若要講女性的生命故事,就必須是以女性為主體來發聲、來敘事,而非只是在書寫男性的歷史時隨筆提及罷了。本文即是依隨1998年的書寫地圖,繼續以口述歷史實踐來完成女性生命史的書寫工作。
2000年筆者結束二年在鳳山西門教會的牧會工作,進入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班重拾學生的生活。期間花了二年修課,也同步閱讀這些主題相關書籍與研究成果,竟然發現在當時的歷史神學作品中,尚未出現研究本土教會婦女的生命史,因而激起筆者的研究動機。
2003年當我在思考論文研究的訪談名單時,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中的即是高李麗珍牧師娘,在電話聯絡中她很爽朗地示樂意協助我的論文研究。事實上,筆者自1996年開始學習口述歷史製作,第一個訪談對象正是高俊明牧師,因他是謝緯牧師任總會第十六屆議長時的副議長 。1996年7月19日晚上,我前往台北大安區瑞安街高府拜訪高牧師,進門後高牧師與牧師娘就親切款待,那是我第一次與高牧師娘見面認識。事實上,在我與她見面認識之先,她和高牧師的信仰見證早已深烙在我的生命底層,而在研究學習的過程中能得到他們的協助更是我無比的榮幸。
2003年 5月27-29日、7月25-26日以及2005年3月22-23日我陸續前往台南府前一街高宅進行口述訪談製作,前後共錄製二十個小時的訪談內容,期間在整稿過程中更是多次得到高牧師娘的審定曾及增補。2005年10月我通過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的審查,順利完成學位。原本以為可以很快在一、二年內將這些口述資料整理出版,但因個人服事的緣故,自2006年10月至今我人都在南洋一帶參與海外跨文化宣教的事奉,所以遲遲未能加快出版的進度。如今終能完成出版的工作,心中如釋重負,一了我對受訪者多年來的虧欠。
高李麗珍牧師娘的生命歷程中,親歷了日據時期父親遭受無妄的牢獄之災,二二八事件中喪失兄長之痛,先生在美麗島事件遭遇政治迫害的苦難。若將她的遭遇做一歷時性的串聯,不難發現這些政治受難的經驗,從日據末期的軍國主義,到國民黨戰敗轉進台灣所造成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二二八之後隨著清鄉所延續的白色恐怖,到80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再再見證高壓統治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是如何的藐視人權?為了鞏固政權,維護領導中心,寧可濫殺無辜、羅織罪名,犧牲人民的自由與性命安全。不知使多少的性命因此犧牲?不知使多少人的自由被剝奪?不知使多少的家庭家破人亡?不知使多少的受難家屬蒙受冤屈、遭人歧視?不知使多少的婦女默默承受噤若寒蟬的活牢籠?
這般苦難的集體記憶逐步轉化成一股強而有力的「台灣人主體意識」活躍在台灣社會的底層,綿延不斷地形成守護台灣的層層愛網。高牧師娘正是最有力的明證,在苦難中她未被擊倒,反倒學習羅馬書五章所說:「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理…」藉著信仰力量轉化個人悲劇的意義,以自己的不幸作為社會行動的基礎,關心許多不幸婦女的遭遇,也積極投入世界性的組織,如AI、ACISCA、ACWC、CCA、WARC、WCC等,關懷各種人權的議題。在國內也參與發起許多的社運及社福組織,如婦女展業中心、彩虹婦女事工中心、勵馨基金會、終止童妓協會、玉蘭莊、真愛家庭協會以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等,盡心盡力貢獻一己的專業及時間。生命歷程的轉彎正如其自身所描述:「因著苦難的發生,我的生命有機會---走出家庭走入社會,走出台灣走向世界。」身為台灣的女性,高牧師娘勇敢地將愛的種子散播在遍地,彰顯以馬內利的上帝與台灣百姓同行,成為時代的見證人,影響著無數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滿有豐盛與平安。
本書係屬口述訪談的紀錄,整個訪談過程都以台語(福佬話)進行。整稿的風格則以呈現受訪者的講述內容為主,捨棄繁雜瑣碎的逐字的訪談對話,並考量閱讀的流暢性將受訪者的講述內容做文學化的整編,以便使閱讀者更易進入講述人的敘事脈絡。不過,整體而言,筆者仍是順著受訪者針對各別主體的敘事風格予以保留。另外,口述訪談紀錄的另一個課題是語言符號的轉換,除了從口語轉成文字這一層,另一層轉換就是由一個語言換成另一個不同的語言,例如由福佬話轉化成北京語。在這些轉換過程中,無法避免語言訊息的流失,在此列舉二例加以說明:一、福佬話含有不少表達語氣的語尾語助詞,造成其前面看似結構相同句子變成語意完全不同,在漢語文字的書面語中,語氣詞很少被標示,造成句子的語意流失。第二:在實際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常常使用許多生動活潑的成語與俚語,這些表達感情非常傳神的福佬話用語,在北京語中並無相對應之用詞,只能透過意譯(paraphrase)的方式以近似的語意取代。如何小心求證這些用語的語意,並盡力保留受訪者的語言風貌,正是本書力求的方向。全書文體中,較特別的是第九章〈政治參與之路〉,因口述資料不足,全章由高牧師娘書寫成稿。另外,附錄中〈日據時代: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及〈我的五位母親〉兩篇文稿也是在筆者邀稿下,全出自高牧師娘的手稿。特此交代,供讀者參考。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高李麗珍牧師娘的信任分享與耐心指教,使我有幸參與她的生命史。感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張德謙牧師不吝惠賜推薦序文,為本書增添許多光采。感謝指導教授鄭仰恩博士在歷史神學領域的一路引領,激發我對研究工作的興趣及使命感。感謝林宗要牧師(我較習慣稱呼叔公)慷慨資助本書的出版經費;感謝新加坡長老大會檔案管理員劉紉馨女士協助校對、潤稿;感謝南與北出版社總編輯吳信如姐妹以及美編林婉君姐妹樂意鼎力相助,呈現讀者喜好的編輯風貌。感謝我的家人一路來給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論研究或海外宣教事奉,他們總是背後默默支持的穩定力量;特別愛妻妙萍在瑣碎的家務之餘還得犧牲休閒協助整理訪談的所有錄音稿,本書成形她的貢獻不小;而家中兩個小瓜~恩約、恩予~便是我學習生命敘事的靈感泉源。
最後,承蒙台灣神學院出版社全力支持本書的出版,使得台灣(教會)史料增添新的一頁。誠願台灣人民閱讀她的故事,聆聽鄉土的受難曲,同心祈禱台灣島國的歷史不再重蹈覆轍,攜手並進邁向主體建構的康莊大道。
 謝大立 主後 2010年10月31日 (宗教改革紀念日) 於 新加坡嘉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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