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香港，開放五口，允領事裁判權……等，道光22年（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或稱「江寧條約」），確實是屈辱的，爾來中國各地拒外思想更瀰漫。台灣既非各國通商之口，而屢見有英美船隻的來台，當局視其為覬覦，時存戒心非常。
到了道光28年（1848年），台灣道徐宗幹著防夷書頒發人民，號召訂立「全台紳民公約」，企圖團結民心，堅為防拒，此所謂「以民制夷」也。公約全文，見於丁日健「治台必告錄」卷五，茲摘錄之：
「曩者，英夷犯順，我成皇帝，不忍百姓流離，罷兵議撫，准其通商。而不通商口岸，該夷官自行照會，不准夷人登岸；違者，送其領事官治罪。此人人共知者。台灣非該夷應到之地。我百姓知朝廷寬大，許其和約；每有夷人前來，不與抗拒，非畏夷人也。彼既俯首恭順，我百姓豈敢生事，上煩皇帝聖心？如該夷藐視我們，挑釁釀禍，地方長官以和約在先，不便過與爭較。我百姓固未嘗與之立約也；且所謂和者，但見之不殺耳，非聽彼之使令也。彼先侮我，我豈能讓彼？我百姓堂堂天朝子民，此地既未准設立碼頭，豈容任其雜處？如我百姓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餓死也不肯為。我百姓不為他用，不但無罪，而具有功……大眾同心仗義，人人武藝高強，何必畏怯走避？我百性自為義民報國，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牽制之。如夷人本無異心，本地奸徒從中指引，我們不殺夷而殺通夷之人；於撫夷之道，固並行而不悖也。風聞夷人欲於台地貿易，如果成事，貽禍無窮。習教惑眾，是子弟罹其害也；占地蓋房，是居民遭其殃也；覇攬貨稅，是商賈絕其生計也；買用男婦，是子女受其荼毒也。台地孤懸海外，無可徙避；亟宜及早圖之。……」
公約更進一步，提起策略，一曰勤瞭望，一曰聯聲勢，一曰查奸細，一曰選壯丁，一曰籌經費，一曰備器械。文末云：「萬人一心，奸民絕而夷鬼遁，我台百姓，子子孫孫，萬年太平之福也。此約。」
這種攘夷思想，深入官民骨髓，甚至「英法聯軍之役」清廷再被迫於咸豐8年5月（1860年）與英、法、美、俄等國締結「天津條約」，增闢牛莊、登州、台溝、潮州、瓊州等通商口岸後亦然。台灣開港後，所謂「洋案」或「教案」相繼發生，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外人的傳教就是「習教惑眾」，這是時眾所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