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22年（1842年）清廷與英國締結「南京條約」，結束鴉片戰爭．，約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准領事裁判權等，是劃時代的一步。其意義影響等在此不贅言，以下僅述自雍正以來一直禁止外人在中國傳教的法律弛發的過程。
道光24年（1844年5月），中美五口貿易章程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第17款）；九月中法五口貿易章程規定亦略同（第22款）。約文說得在口岸建立教堂，並沒有說准教士向華人傳教，收信徒，或外人得在內地旅行、居住或置產。
至同年11月，道光帝在一道上諭中，准許將習教為善的中國人免罪（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3），國人信奉天主教的禁例方告解除。翌年，又解釋此項弛禁包括所有基督教宗派，但重申外人概不准入內地傳教（同上書卷75）。因此，迄英法聯軍結束前，更正教各派的傳教活動，則大致均限於通商五口，而天主教就利用弛禁的諭令，屢派教士潛入內地，加強組織與活動，但缺乏法律的保障。
咸豐8年（1858年），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定，准許教士在中國內地傳教。如中英天津條約第8款：「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學習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中法天津條約第13款更進一步說：「……凡按第8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咸豐10年（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在其第6款規定凡在禁教期間被沒收的教會及慈善事業的產業各發還業主；而中文約本上云：「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獻之人；
」。（旁有圈點之文句，其實
未見於法文約本，兩者約款不符一事，直到光緒21年（1895年）才由中國政府發覺，但已無法改變）。英美等國，均援用「最惠國約款」而同等享有權利。從之，外國教士，無論天主教士或更正教士，得合法進入內地——意不限於通商口岸——傳教置產了。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書，是探討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教問題之好著；有關弛禁教，可參見該書緒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