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史研究先行者 謙信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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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昌華撰 《台灣教會公報》 3080期 2011年 3月7-13 日 p.23 雲彩見證
徐謙信牧師於2010年3月14日去世,撰者以本文紀念這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先行者,文分3段:謙信伯仔和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謙信伯仔和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研究──謙信伯仔的研究者使命。

台灣教會歷史學者向來有「南楊、北徐」的說法,意思就是台灣教會歷史的主要研究者,南部是楊士養牧師;而北部則是徐謙信牧師,從這個稱呼不難看出徐謙信牧師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筆者無緣受教於謙信伯仔,但是有必要提出他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作為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一個時代結束的註腳。
1986年,筆者進入台灣神學院哲學宗教系就讀,當時謙信伯仔已經退休,也離開台灣搬往美國長住,但是與學長在聊天談論學校師長的軼事時,卻常常會 聽到他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謙信伯仔是個「板書教授」,上他的教會歷史,從上課一開始,他便將講義抄寫到黑板上,同學要將板書抄寫下來。由於教會史課程 經常排在第3、4節,所以每到12點,書寫黑板的謙信伯仔會停下來,對同學說:「餐廳的中晝已經開始準備,咱閣抄一板,就通去吃燒燒。」
當時的我對於台灣教會歷史完全沒有概念,以為教會歷史的研究便是整理資料,然後照著內容及時間順序說故事而已。直到開始整理史料才知道,箇中學問實 在不簡單。而自己和台灣教會史料的接觸,也間接受益於謙信伯仔。
謙信伯仔 和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
1988年,對台灣史興趣剛剛萌芽的筆者,剛由暑假田野調查回到台北,就聽當時的台神圖書館長陳嘉式老師提及,有一批從工友處拯救下來的資料需要有 人整理。後來得知這批資料原本收藏在前院長孫雅各牧師宿舍的倉庫,多年來無人聞問,後來整理宿舍時本來要當作廢紙處理掉。得知此事的陳館長立刻將這批資料 保存下來。他將先前徐謙信牧師離職時,贈與台灣神學院的文獻,加上李春生長老撰寫的數部作品,和一件毛筆書寫的卷軸,3批資料整合成立「台灣神學院歷史資 料室」。而這批資料需要有人整理,於是筆者自告奮勇擔任工讀生。那批差一點被當廢紙處理掉的資料包括:日治時期北部中會傳道部的會議紀錄和相關史料、 1918∼1945年的台北神學校教務文書檔、以及10數本以毛筆書寫的北部教會洗禮簿。這批資料目前已經成為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中心的鎮館之寶。筆者整 理告一段落,也發表一篇文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屬歷史資料室導覽〉。
開始整理這批資料之後,發現有相當多的文獻和史料都是謙信伯仔蒐集或捐贈的。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是馬偕所著,影印版的《1888年偕醫館報告書》, 另外,也有他所撰寫的《荷蘭時代基督教史》、《宜蘭教會70年史》、《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年譜》等著作。另外資料室也收藏一套手稿抄寫的《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北部大會議事錄》,對照相關筆跡,可推斷這是謙信伯仔的手筆。當初抄寫這部議事錄的原因不詳,然而從工整的文字可以看到其抄寫的認真和用心,這種精神 讓初接觸台灣教會史料的筆者無比感動。此外,資料室也有從1885年的《府城教會報》到《台灣教會公報》,一整套共計30大冊的《台灣教會公報》(包含有 《芥菜子》和公報副刊《瀛光》),雖然當中有所缺漏,卻也能夠補充教會公報社所收藏之公報缺漏的部分;現在一般圖書館能找到的公報全覽,實在是教會公報社 收藏和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所藏的兩套報紙的合輯。檢視台神的這批重要收藏品當中,不時可以看到謙信伯仔的簽名,其中一期他註明該份資料購自牯嶺街舊書 攤。可想像在牯嶺街堆疊如山舊書中,那專注搜尋台灣教會歷史寶物的矮小身影。
雖然筆者不曾直接接觸過謙信伯仔,卻也參與過他和北部大會的「北部大會創立50週年史」出版計畫終止事件,事件過程請參考徐牧師和女兒徐純慧女士的 說明文章(www.laijohn.com/articles/Chhi,KSin/2.htm)。這事件發生於1992年,當時筆者接獲來自圖書館長的 來電,告知徐牧師要求取回所有捐贈給台神的資料,讓整理史料的筆者頗感意外,筆者認為假若移走所有徐牧師捐贈的史料,將會對神學院初成立的歷史資料室造成 極大的傷害,也會對將來的研究者產生極大的不便。於是在獲得同意之下,將教會公報影印5套,將當中有簽上徐牧師大名的前4冊原始裝訂本還給徐家。儘管如 此,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能夠有豐富收藏,謙信伯仔實在功不可沒。
謙信伯仔 和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研究
謙信伯仔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也非常重要。他是第一位以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作為研究主題,並出版著作的台灣本地研究者。眾所周知,關於17世 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甘為霖牧師是極重要的人物,他最主要貢獻在於翻譯荷蘭文史料成為英文,讓日本和台灣的學者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做 進一步的研究。儘管謙信伯仔的研究,使用的材料也不出甘為霖牧師的範圍,但是憑著歷史學者的敏感性,他看到了荷蘭前後宣教師方法的差異,因而率先提出17 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應該以1643年為界,分為前期和後期的看法,也在慶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所出版的紀念叢書當中,出版了《荷蘭時代之台灣基督 教史,前篇》,內容寫到1643年。可惜後來並沒有看到「後篇」的出版,然而值得關注的是他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觀感的轉變。
196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8屆總會中,宣教師明有德提出臨時動議,指出1661年荷蘭人失去統治台灣的權力,當時幾位宣教師因而殉教,因此建請 總會議決記念這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及殉道的宣教師。明有德牧師的提議得到該屆總會通過;但是當時擔任歷史委員會主委的謙信伯仔隨後於《教會公報》發 表〈3百年前在台灣的殉教徒〉一文,提及「荷蘭宣教師在殖民地之任務,這些宣教師在殖民地犧牲死亡能稱為『殉教徒』嗎?鄭成功攻略台灣期間被處死的宣教師 們,當時之原住民如何?鄭成功是迫害基督教嗎?」
但是到1965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出版之時,謙信伯仔已經改變他的看法,在序言〈台灣島史和基督教──今百週年台灣教會之前史〉中寫 道:「鄭成功於1661年4月30日率師由安平港登岸後,旋即攻圍熱蘭遮城。在他們被鄭成功圍困的8個月內,曾有2名學校教員及5名牧師在城外遇害殉教。 同時在荷蘭記錄也記有大批信徒畏敵背教,但其中也有不少土著為了信仰,逃避山間找尋久居之地。」
很明顯的,謙信伯仔在1965年的言詞已經直接回答了自己在1961年的提問;他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觀感的改變的原因,筆者認為這和他撰寫 《荷蘭時代之台灣基督教史,前篇》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撰寫所以了解,也因為了解所以體諒。」20年前,當筆者決定以17世紀的傳道史作為道學碩士論文的 主題時,其實相當程度受到謙信伯仔著作的影響。
謙信伯仔 的研究者使命
開始從事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之後,筆者不斷自問,研究教會歷史的意義在哪裡,撰寫論文的目的為何? 謙信伯仔在《台灣教會史論文集》的自序當中,也語 重心長的寫下這段話:
英國奧古斯丁學者馬可斯(Markus, R.A.),曾經指出聖奧古斯丁名著《上帝之聖城》說:在聖經裡頭,尤其是聖奧古斯丁在其名著所引用的聖經裡頭,「歷史」(history) 和「先知」(prophecy) 完全是同義的(Saeclum, p.190)。因此,相反地,假如我們的「歷史」不能成為「先知」在於此激變的時代說話者,那麼該「歷史」便變為「失了味的鹽」了。
儘管歷史研究者需要利用許多研究方法,讓史料背後的事實能夠以最清楚的方式呈現出來。但是一位教會歷史的研究者的作品絕對不是僅有歷史技藝的呈現。 在一切的研究工作結束而開始撰述之前,作者必須詢問自己,這些事件在上帝的「攝理」當中代表什麼樣的意義。筆者認為一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者的使命只有一 個,那就是「告訴台灣人,自古以來上帝在台灣的作為」。讓先人為信仰所流的血汗,如同雲彩一般成為後代信仰的見證,在混亂的世代帶來盼望的信息,如同新約 希伯來書11章13節所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徐牧師於2010年3月14日蒙召去世,謹以本文記念這位開創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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