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人權醫師田朝明

高宜伶撰 2012.3.28寫 見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義光教會設教30週年記念特刊。 田朝明醫師，1918年6月10日生，2010年3月18日去世，享壽92歲。妻田孟淑。 

以田朝明醫師夫婦為經，台灣民主發展為緯的紀錄片「牽阮的手」上映時，我看了三次。這笑淚交織的140分鐘，不只影像化林宅血案、519行動、鄭南榕、詹益樺自焚等台灣民主歷程，也喚起許多年輕人對台灣近代史的熱情，更讓我能夠一次又一次「歷歷在目」地思念與田爸爸的忘年情誼。

從我在教會工作前，就不時帶著孩子到病榻前跟阿公「聊天」，那時，還未上小學的一淨最喜歡帶著各式各樣的寶物跟她口中的「阿祖」獻寶，阿祖雖然因為氣切無法言語，但是總是對洪一淨平凡不堪的「寶物」睜大眼睛或點頭回應，童書、球果、海邊的小貝殼、小塗鴉、甚至頭上剛綁的兩根辮子都成了獻寶話題。因為我們稱呼田爸爸「阿公」，4歲小女孩就同理可證稱呼田醫師「阿祖」，一對夫婦分別稱謂「阿祖」跟「阿媽」，就在田媽媽不以為杵之下，自動沿用至今。幾年來，即使田爸爸氣切無法言語，但他仍是我絕佳的傾訴對象和精神支持，有時我會趁孩子及工作的空檔，搭上公車到泰安醫院跟阿公說話。

2009年12月底，我到泰安醫院看看田醫師，那天，阿公昏睡著，幾乎沒有清醒，腫脹的手和明顯的虛弱說明著一些事實，我自私地搖搖阿公跟他說：「阿公，我知樣你真辛苦，不過，教會工作要從聖誕節一直忙到2月底，你要陪我喔！」就這樣，那段時間，工作的忙碌、育兒的困境交疊著，從田媽媽那不時得到阿公不太好的訊息，我的大腦就在忙亂中自私且自動地翻譯成「阿公還在！」，和會結束後，我從忙碌中清醒，在車上崩潰大哭，我知道阿公生命的計算單位已由「年」轉為「天」，甚至不知道還有多少「時」？失去支持的感覺很孤單，我無法想像阿公不在的日子我會如何的悵然若失。3月初，我帶著2歲多的貝貝去看阿公，看著儀器上的數字，撫摸阿公腫脹的手，除了感謝和代禱，我還能對田爸爸說甚麼？2010年3月11日，田朝明醫師安息主懷。

道別很難，即使熟識田爸爸的開始，他的健康就一直走在鋼索上。閱讀黨外雜誌長大的我，對田爸爸並不陌生，我還記得他穿著兩腳不同顏色的球鞋、留著長鬍子、穿汗衫在街頭抗議的身影，跟傳統仕紳醫師形象有著極大差別，倒是很像卡斯楚的革命夥伴--阿根廷醫師切‧格瓦拉（Che Guevara）啊！第一次真正認識田醫師，是在2003年2月28日林家墓園回途載田媽媽返家，小時候在社運場合看過田醫師之外，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田爸爸坐在雙城街的家中，有人攙扶才可以微微起身走動，很少說話、不太理人，他用極舊的古董手提音響，聽著市面淘汰殆盡的古典音樂卡帶，我當時非常疑惑一個熱愛古典樂的退休醫師沒有水準之上的音響設備就罷，怎會用早該退場的手提卡式 錄音機「欣賞」古典樂？在猶疑中，環顧田家，昏黃的燈光、成堆的書、用塑 膠繩綁住的電風扇、膠帶貼住的檯燈頭，解釋了這一切。

年事已高、小中風、心肺病史，隨著熟識，多次夜半電話，傳來田媽媽焦 慮又急迫的呼救，孩子各有一片天，身處不同城市，即時照應很困難，田媽媽 和外傭要照顧田爸爸也不簡單，送醫與否的判斷沒有想像中簡單。好幾次救護 車飛車到了台大醫院急診，但警報解除，也就打道回府；也曾經救護車到了， 阿公執意不上去：更曾經數次狀況不佳，而在急診室留院觀察等病床。

阿公的晚年，大腦、雙眼與雙耳是他最能掌控的器官，他的眼神清明、耳 朵敏銳、頭腦清楚但身體四肢則經常在醫院間旅行，從時常出入醫院到急救後 同意氣切，再到泰安醫院呼吸照護病房長住6 年，阿公的生活圈侷限在小小 病房的一角，他無法起身做運動，也沒辦法說話，抬腳、舉手、點頭、眨眼、 動手指就是他少數的活動，這些活動又注定隨著體衰而更退化，有些人疑問著： 「這樣的生命有價值嗎？」「生命這麼悲苦，「走」掉比較輕鬆吧？」…雖說 氣切是田醫師晚年最重大的醫療決定，但是倘若沒有上帝應許，又如何能在氣 切後安度這些年？不能說、不能動，算活著嗎？能說、能動但卻對國家社會的 沉.麻痺無感，也算活著嗎？氣切，雖然讓田爸爸無法言語，但他也因此活著； 因為活著， 我看到田爸爸凝視總統府天窗的澄澈眼神與激動淚痕；因為活著， 田爸爸得以多陪伴田媽媽好幾年，田爸爸的意志支撐著田媽媽拄著枴杖，為理 想繼續努力；因為活著，田爸爸在我輩留下典範與記憶；甚至因為活著，田爸 爸在安息之後成了紀錄片「牽阮的手」沒有台詞的第一男主角，透過影像，傳承意志給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