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東昇 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

 

 首頁/  English / Japanese Entries/ 本土信徒 / 史話 / 家論述 / 宣教師 / 外國神父修女 / 原住民 日人列傳 / 賴永祥著作 馬偕周邊 / PCT/  劉家雜錄

黃東昇撰 《台灣文學評論》12卷4期 終刊號 2012年10月15日 p. 326-337 ( 原附相片10張,略之),後轉再於 《台北東門教會週報》 2013年9月29日至11月3日 會友園地。文分段: 一、前言, 二、馬尼拉開創新天地(1940), 三、日本突襲珍珠港(1941), 四、日治時期的馬尼拉(1942~1944), 五、馬尼拉巿街戰、死裡逃生(1944), 六、戰後在馬尼拉求生存(1945), 七、由馬尼拉冒險渡船回台(1946 ), 八、Santo Tomas 大學裡面的故事, 後記。
黃東昇, 1936年生,父親黃純儒(婦產科醫師),葉冬月。  

一、前言
最近拜讀貴刊黃昭陽博士的 "類自傳"後,發覺我小時在馬尼拉逃難的不尋常經驗也許值得發表。感謝張良澤教授的同意,本文能在此踏上貴《台灣文學評論》之末班車。我於1987年看過名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的電影(Empire of the Sun),描述一個10歲的英國小孩,於1940年代在上海逃命的故事,我覺得此電影故事是一個台灣小孩在馬尼拉經歷的重演。
1935年父親黃純儒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據說他是第一位台灣人以通過入學考試進入該醫學部者)。次年我出生時,他在東京附近小鎮(新瀉)的醫院當婦產科實習醫生。1938年全家三口回故鄉台南。兩年後,全家搬到生疏的馬尼拉巿開業婦產科。在菲律賓5年時間,我們親身目睹日本發動珍珠港突擊,再經歷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反攻,重新收回馬尼拉巿。死裡逃生,我們一家五口終於1946年平安回到故鄉台南。
七十年前家父在馬尼拉照不少相片,這些相片背面有註明時間及地點。這些資料對我回憶小時在馬尼拉之生活很有幫助。雖然如此,我退休後看這些相片常有疑問,但父母己去世,再沒有機會向他們請教。最近開始整理這些古早的故事,想起Google也許會有幫助,就將家父的名字"黃純儒"打進Google尋找。很意外如海底摸針,竟找到寶藏:兩份有關馬尼拉台灣人的報告。在第一份報告(參考一),湯熙勇說1941年11月馬尼拉的台灣同鄉會有18位會員。會長是張海籐,家父及黃東樹(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也在會員之列。在笫二份報告(參考二)中,卡鳳奎描述張海籐是台北醫學院畢業,黃純儒是慶應醫學部畢業。並特別提起此兩位醫生都在菲律賓通過醫生考試以取得開業資格。另外,此報告之台灣同鄉錄裡也列有會員王乎(真珠販賣商)。其報告資料符合我手中之原有記錄。沒想到70多年前的馬尼拉巿,台灣醫生只有兩人,而台灣同鄉會會員竟少得只有18人。Google也供給我馬尼拉的詳細地圖,幫助我了解馬尼拉巿的街道。馬尼拉巿的熱鬧區有Pasig河由東流向西再進入馬尼拉海灣。70年前之馬尼拉巿,河的北邊是商業及行政區,有政府機購,大學等等,河的南邊有住宅區,此河有好幾座大橋以供給南北之交通。我從地圖找到我們住過之街道Soler、Queson及Dakota等街,因此我可以推測父親診所及我們住宅的大約位置。〉
〈參考一〉 湯熙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戰後東亞台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 - 48)》,2006年3月6日。
〈參考二〉 卡鳳奎(台北巿文獻委員會),《台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 -- 以藉民為中心探討,1999年度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 - 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2000年10月。
二、馬尼拉開創新天地(1940)
家父黃純儒在東京慶應醫學部完成學業及婦產科訓練後就於1938年5月搬回故鄉台南,此時還不能決定在何處開業。剛好當時家父的姑表妹(黃鶯女士)及她的丈夫(張海籐醫師)兩位眼科醫生在馬尼拉己開業幾年,業績非常好。他們說馬尼拉醫生治療患者的報酬比台灣至少好五倍,上班方式採納美國式,每週開業五天,每天看患者八個小時。家父另外一位遠親(張招弟女士)幾年前由台南嫁到馬尼拉,丈夫是當地華僑盧遠綏,是一位米商,他的工廠將粗糙米處理成白米,招弟姑也非常歡迎我們搬去馬尼拉。由於他們的鼓勵,家父就動心、決定嘗試到馬尼拉。他於1939年底,獨自先到馬尼拉參加醫生執照的考試。很幸運,一年後拿到執照,全家三口於1940年冬天搬到馬尼拉。
到達馬尼拉後,家父在1941年初在巿中心的Soler街與Queson大道之交叉點附近租一座透天的兩樓公寓開業,樓下當診察室、樓上當家人臥房。菲律賓的華僑,祖先大部分都是福建廈門的移民,他們都講閩南話(也就是台灣話),菲律賓人講英語。家父英語流利,台灣話及日本話當然都會講,因此日本人及當地人都會來找家父。加上家母(葉冬月)個性親切外向,在此新地區他們受患者病人的愛顧,診察所的生意一開張就忙碌。
(圖1)是我們一家三口在診察所的陽台合照。(圖2)是家父拍我由二樓臥房向外觀望之相片,外面有一位菲律賓婦人在走路,她穿的是典型菲律賓婦女服裝,她們穿長裙看不到腳。這位婦女給我連想到一個小插曲。有一次家父母與幾位菲律賓人在樹蔭下聊天,突然其中一位婦人走向樹旁一條小溝仔,她一腳跨過小溝站著,用手將長裙往前微拉,就很自在的站在大家面前小便。原來她們穿長裙而不穿內褲,這樣能隨時在街旁方便。另外菲律賓人有左右手不同功用的習慣;他們吃飯不用刀叉,是用手抓飯吃,所以吃飯一定用左手,大便擦屁股一定用右手。因為這種生活風俗習慣,當地華僑都稱呼他們為"番仔"。菲律賓人一般懶惰、不認真工作。他們賺一個月的薪水,就會去遊玩一個月,錢用完再回來工作。
-----------------------------------------------------------------------------------------------------
三、日本突襲珍珠港(1941)
我們在Soler街住一年後,家妺芳美於1941年11月28日誕生。十天後(12月7日)日本發動攻擊夏威夷珍珠港,笫二次世界大戰在東亞洲爆發,日本政府稱此為「大東亞戰爭」。日本軍隊於1942年初攻佔馬尼拉市,在他們進駐之前,駐馬尼拉日本大使館就通知所有的日本僑民搬到日本領事館指定之幾個集中場所避險,以防止當地暴民對日本僑民的傷害。這些指定的場所有學校大禮堂、大公司倉庫等等。當時我才五歲半,不知世事,沒有恐懼感,到底全家人如何由Soler街搬入避難場所完全沒有印象。也不知道我們在此場所住了幾天。只記得一個大禮堂內住滿了人,大家都睡在地上。對家母而言,芳美剛出生不久我們全家就必須搬到大禮堂暫住,這種事對我父母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當時外面街道在我的印象是平靜的,沒聽到槍聲或炸彈爆發聲。但有一天日本軍人拿槍及剌刀走進大禮堂,日軍宣佈日本在馬尼拉戰勝美軍,不久大禮堂裡的避難人都可以回家。這次日軍進駐馬尼拉,沒有碰到美軍的抵抗,主要原因是美國在東亞洲沒有抗戰的準備,麥克阿瑟將軍就宣佈美軍不戰而退出馬尼拉。當我們走出大禮堂回Soler老家時,街上並沒有印象看到戰爭的破壞,唯一顯明的是美國旗及菲律賓旗都改插日本旗。
有一天我在家裡聽到外面有很多聲音,我以為街上有熱鬧的遊行,跑到Queson大道後發現一大堆穿破爛軍衣的白人(應該是被日軍抓到的美國、英國、奧國、荷蘭等的戰俘) 被迫行軍經過馬尼拉巿街。我們不知道他們在炎熱太陽下己行軍幾天,他們看起來都非常憔悴、疲倦無力。日本軍人騎馬在趕這些戰俘,拿鞭子打那些走慢的人。街道兩邊站滿菲律賓民眾,他們同情白人戰俘,爭先恐後拿水及冰淇淋給他們吃。當時我是六、七歲的小孩,也覺得這些騎馬的日本軍人實在很沒人道。
四、日治時期的馬尼拉(1942~1944)
日本軍隊佔領馬尼拉後,馬尼拉市似乎平靜下來,但是大東亞戰爭繼續在其他東南亞地區進行。從我小孩無知的觀點而言,馬尼拉巿面治安好,人民生活回復正常,家父診察所又開始忙碌起來,患者有當地華僑、日本人、菲律賓人等等。我們在馬尼拉的生活慢慢上軌道。由於家庭收入好,家父生活方式也開始學習歐美方式。在台灣醫生開業,私人醫院通常包辦診察室、藥局、手術室及病房。美國方式,私人開業醫生只設立診察所,拿藥、手術及住院療養等事項都是利用大醫院的設備,家父當時是利用Mary Chiles 大憶兒時馬尼拉死裡逃生醫院。父母個性好客,在馬尼拉人緣相當好,他們也很關心台灣的同鄉朋友,認為大家離開家鄉住在外地,同鄉間大家要團結互相照顧。記得有幾位獨身朋友常來拜訪,其中一位我記得是台南人黃水生,他才20多歲,在馬尼拉之郵局上班。在台灣人以外的人士中,父母與華僑比較容易交朋友,主要原因是共同語言閩南話,因此父母親於短期內交了不少華僑朋友。當時家父擁有自家用汽車並雇用專任司機,家母常帶我去拜訪這些華僑朋友。這些朋友中我記得有柯孝鎮太太(是黃東樹的姊姊)、盧遠綏及尤善祖等先生。當每次我們進入巿中心,我們的車總會開過Pasig河,也常經過Santo Tomas大學。每次經過此大學,家父會告訴我這是本市一所大學。
家父的朋友黃東樹當過日本憲兵的翻譯官。有一天黃氏陪一位憲兵抓一個菲律賓少年犯到王乎家。他們在客廳詢問此少年犯,少年犯兩手被綁在背後跪在地板,黃氏將他口述之英語翻譯成日語,憲兵每次問一個問題,就拿他自己的拖鞋打該少年的面頰侮辱此少年。我父母當時不在場,不然他們不會允許我偷看這一小戲劇。日本軍人及日本憲兵在馬尼拉對待當地巿民(菲律賓人及當地華僑)非常刻薄,非常殘忍,特別是對待菲律賓人有如對待畜生。戰時日本軍人之野獸行為,在東南亞到處的表現應該是眾人所知。
我們在菲律賓拿的是日本護照,所以我就進入日本人的小學念一年級,在那裡我碰見一位同學,他個子小、皮膚稍微黑色,一眼就可看出他是混血小孩。原來他是家父朋友王乎的兒子,他的母親是菲律賓人,他進來日本學校是因為他的父親拿日本護照。我們的老師是一位年輕的日本女人,有一天這位女老師向全班六、七歲的小孩說:「美國軍人是很殘忍的人,如有一天他們回來攻佔馬尼拉,他們會殺死所有的人包括小孩。」雖然當時我還是小孩,但此句話我一直記著不會忘記。
1943 年以後,美國在「大東亞戰爭」開始慢慢佔上風,日本軍在東南亞洲侵佔之地區逐漸縮小,美軍反攻奪回馬尼拉只是時間問題。父母憂心美軍反攻進城後一家人的安全問題。有日本旗插在汽車前面。父親用鋼筆將日本旗修改為美國旗。這個小動作,我就可看出父親當時是非常擔憂時局變化後,他要怎樣來應對。有幾位家父的華僑好友向家父表示,如時局變化請隨時與他們連絡,他們願意保護我們一家人。
--------------------------------------------------------------------------------------------------------
五、馬尼拉巿街戰、死裡逃生(1944)
1944年初,慧霜出生不久,家父就知道美軍將準備攻擊馬尼拉,我們必須找地方躲避,家父就接觸一位富有的華僑好朋友要求保護。
根據歷史記載,麥克阿瑟將軍帶領他的軍隊首次於1944年10月開始反攻登陸馬尼拉巿南部的一小島Leyte Island。他的軍隊繼續往北進軍,四個月後才打到馬尼拉巿。我們逃離Dakota街之房子的時間應該是1944年秋天,在美軍進攻馬尼拉之前。我們離開Dakota家後,第一夜就睡在上述華僑工廠廠房的頂樓。我記得在不太大的頂樓擠入三、四十人在睡覺,這種情況讓我連想到《安妮日記》所描寫的頂樓躲藏。我從頂樓小窗往外望,看到隔壁工廠是屬日本軍部的機械廠,我看到日本軍人駕駛吉普車及卡車忙著進出工廠,整個晚上都聽到打鐵的聲音,我猜想他們在分解機器。這些雜音使我不能入睡,一到清晨又聽到澆水的聲音,原來他們是在工廠內倒汽油。不久他們就開始點火燃燒工廠,煙火冒入我們的小窗,藏在頂樓的人都驚惶地逃出。
我們一家人逃離工廠,就在街上逃命,家父抱三歲的芳美,家母抱一歲的慧霜,我只有八歲,穿著睡衣抱著一加侖桶的糖跟在父母後面跑。當時正逢美軍與日軍在巿內交戰,到處都可聽到開槍的聲音,我感受到很多槍彈低空飛過,父親及母親低著姿勢向前跑,我迷迷糊糊跟著跑。事後聽父母說我們跑過Pasig河的大橋,而且過橋不久,日軍就將所有大橋都炸壞以阻止任何人過河,我們很幸運在大橋爆炸之前,由日軍佔領區跑到美軍佔領區。日軍繼續在對岸縱火並殺死許多無辜的華僑。據說當美軍攻馬尼拉時,日本軍決心要抗戰死守馬尼拉,為了達成此目的,聽說軍人在事前將家族帶上山,晚上在山坡睡眠後,以機槍射殺他們的婦人及小孩,然後剩下男人回馬尼拉應戰。在市街戰的高峰時,我看到飛機被高射砲打中,在空中爆炸,飛機解體落地。整個都市由於日軍放火、加上飛機投彈,到處都火燒。記得整個晚上天空都是紅色的。
我們離開工廠後,就搬到該華僑朋友在巿郊外的別墅避險,這個別墅很大,可容納上百人。這位華僑是華人遊擊隊的首領,此別墅是遊擊隊的大本營,遊擊隊的目標是推翻馬尼拉的日本統治。我們在餐廳用餐時看見很多遊擊隊隊員進進出出。我們言行必須很小心,不能讓人查到我們有日本藉。我們在餐廳也見到家父同鄉朋友黃水生,他個性一向隨便不謹慎。有一次在餐廳以口哨吹日本歌調,家母警告他不要唱日本曲,但勸言來得遲,不久他就失蹤。他的父母是我們台南巿的鄰居,戰後在台南見面時,他的父母非常不諒解家父母沒有照顧他們的兒子。
--------------------------------------------------------------------------------------------------------------
六、戰後在馬尼拉求生存(1945)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宣告投降,大東亞戰爭就告結束。馬尼拉巿內的戰爭早五個月結束。麥克阿瑟將軍於1945年初進入該巿,打敗日軍就於3月3日宣佈完成解放馬尼拉。雖然該巿戰爭已結束,因日軍殘忍對待當地居民,後者一向要找機會報仇,日本軍人或平民如被發見,他們都當場被打死或吊在樹上鞭死。美國軍方很重視人命及人權,他們進駐該巿後就立刻設立日本戰俘(POW)集中營。他們到處尋找收容日本人,以防止他們被殺害。美軍仁慈的作法使我想起小學日本女老師的訓話,她真是胡說八道,說美國軍人進城會殺死所有的人。
美軍進駐馬尼拉後,我們就離開華僑的別墅,另找躲避埸所。正好家父的親戚(盧張招弟女士)住在巿郊外,他們的二樓有空房,我們就到盧家躲避。家父特別交代我們都不能出去見任何人。四月的某一天,有一位年輕菲律賓人來樓下門外叫我的台灣名(東昇仔)。他的聲音很熟習很親切,我一下子認出是誰,就立刻跑出來見面。這個人是家父私人司機的太太的弟弟,當我們住在Dakota街時,他常來我家玩,家母一向對待他很好,給他吃好東西,也常送他舊衣褲等。家母很生氣我出去見他。他這次來的目的是要確認我們住在此公寓。他回去報警,次日(1945年4月29日)就有美國憲兵開吉普車來抓家父。後來我們發現家父是被送入日本戰俘集中營,我們得到此消息才放心。此後我們每星期日都到集中營探望家父。當我們在集中營門口等開門時,常看到美軍卡車從山上載來逃亡的日本軍人。他們因為長久在山上逃命躲藏,缺乏飲食,每一個人都非常瘦,且大部分人都沒穿衣服,只用丁字布條(fun-do-shi)遮護下部。這些戰俘,過一段時間美軍就送他們回日本。家父是於當年秋天被送去日本,然後他再想辦法回台灣。自從家父被憲兵抓進集中營以後,家母就自己一個人在馬尼拉照顧三個小孩。
在這個時候,我開始進入一所華僑設立之中文小學校(曙光小學)念三年級。有一天我在往學校的半途,碰見日本學校認識的同學(王乎的兒子)。因為他母親是菲律賓人,他不再認同他是日本人。他指責我是日本人,他要找人來打我,我真是嚇壞,就立刻拚命逃離他。以後我就不敢走那條路去學校。幸哉,以後沒有再碰見這個孩子。
當時我九歲,有空就與朋友到處跑。附近美軍俱樂部內有販賣店叫PX,該店出售軍人一日份食品。每個牛皮紙箱,裡面裝有每天一人份須用食品,如麫包、乾餅、牛油、乾酪、巧克力、咖啡粉、香煙、及其他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等等。我隨朋友去買一紙箱,然後在街上零賣賺一些外快。又有一次我跟朋友到華僑遊擊隊總部玩,此總部有一間室內空間可玩踢毽仔。這間房間應該是總部的倉庫,壁角有一個很大的平底鍋,直徑至少有一公尺,可炒大量菜給遊擊隊員吃,但好久沒用己生蛂C我們的毽仔跳進平底鍋,我跑去俯拾毽仔時,右腿靠上平底鍋邊沿,此邊沿如刀割傷右腿,傷口有四公分長、半公分深。當時沒有醫生也不懂有破傷風之可能性,只塗上盤尼西林特效藥,很幸運就痊癒,這個傷口的痕跡現在還存在。如果家父與我們在馬尼拉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他不會讓小孩到處亂跑。
--------------------------------------------------------------------------------------------
七、由馬尼拉冒險渡船回台(1946)
家父被美軍送回台灣後,家母(33歲)帶三個小孩在馬尼拉想辦法回台灣。當時沒有國際電話,我不知父母如何在台南與馬尼拉間連絡。至於交通方法,戰爭剛結束,菲律賓還沒有民用的通航船隻。家母找了一段時間,總算找到一艘開往廈門的船,出發時日大 概是1945年冬天。家母的計劃是先去廈門再想辦法回台灣,但廈門又沒有熟人能接待。有一位華僑朋友介紹厦門一位白太太,說她會到廈門碼頭接我們一家人。白太太的丈夫剛剛去世。當我們到達廈門碼頭時,船上人很多,秩序很亂,要找人很不容易,何况白太太與我們又不相識。後來家母看到一位女人,耳邊插一朵白蘭花,才猜出她是白太太(插白花表示"帶孝")。這艘船是由退役的舊軍艦維修改為民航用,第一次處女航程順利到達廈門,我們是該船第二次乘客。聽說第三次開往廈門時半途出事,全船沈沒於大海。我們實在很幸運,逃過一劫。
我們在廈門停留期間似乎有三個家庭輪流照顧我們一家四口。只記得其中之一家庭,戶主是林智鍊醫生。他是台灣人,在廈門開業,是台南巿蔡清塗牙醫的同門(夫人是姐妹),而蔡氏是家父很好的朋友。林醫生是我們到達廈門以後,家父才連絡到的朋友。我們很慶幸在生疏的廈門,能有台灣鄉親照顧。我們在廈門大概停留約一個月,於1945年底,家父在台南找到一隻由廈門往台灣的漁船,這是一隻小漁船,我的印象是它只能容納15個人。我們就乘此船,直接開往台南的安平港。在那個時代,沒有選擇餘地,有船我們就坐。現在想起來,乘小船過台灣海峽的黑水溝,實在是冒大險。
在此我有一個疑問,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問過家父。家父是很聰明的人,他做事一向很小心。當他於1939年冬獨自去馬尼拉考醫生執照時,德國已經武力侵佔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己發生於歐洲。東亞洲方面雖然珍珠港事變還沒有發生,但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非常強勢,應該也會有預感東亞局勢之不隱定。我不能了解當時為何家父還是決定於1940年全家搬到生疏的馬尼拉市開業。
八、Santo Tomas 大學裡面的故事
我小時在馬尼拉死裡逃生的記憶一直刻印在腦海堙A 但是小孩所能觀察的事情只是片面的,我一直想更進一步了解那一段時期的歷史,特別是當時美軍與日軍巿街戰的情形。2007年,Ken Burns 製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完整記錄影片(The War, An Intimate History, 1941 - 1945),這電視影片分七部演出,東亞洲戰爭有詳細記錄。此影片給我大開眼界,是我七十年來首次看到馬尼拉巿街戰之記錄。更重要的是經由該影片我認識了Sascha Weinzheimer。Sascha出生於1933年,日軍佔領馬尼拉時,她與家人被關在Santo Tomas大學。她被Ken Burns邀請在此影片裡口述當時Santo Tomas大學的生活情況。目前她退休住在舊金山附近的小鎮。
Sascha的祖父是一位富翁,他在美國加州及菲律賓擁有很大的土地經營耕種農作物,Sascha及父母兄弟都住在馬尼拉巿附近的農地。日本突擊珍珠港後,日軍就於1942年初進駐馬尼拉,並利用位於巿中心 的Santo Tomas大學當俘虜拘留所。Sascha全家及其他外國人(美國、英國、荷蘭、挪威、波蘭及法國等)那時都被關入拘留所,此拘留所收容人數曾高達四千人。圖8是Sascha與弟弟於1943年在拘留所照的。後來拘留所之情況惡化,食品不足衛生不良,不少人病死或餓死於拘留所。Sascha及家人於 1945年2月3日被美軍解放,兩個月後乘船回美國加州。如果想知道Sascha等在Santa Tomas大學遭受三年不人道的生活,讀者可將Sascha Weinzheimer輸入Google就可查到那些資料。
我和太太韓淑真於2008年6月4日在北加州拜訪過她,交換我們二次大戰時的不同經驗。圖9照於Sascha家附近的日本餐館。她當時75歲,收藏有1937年馬尼拉巿的電話簿。很奇妙的是我在此電話簿裡找到張海籐的住址與電話號碼、 Cho Kaito, Dr, Office, 706 Reina Regente, 43-88-37。Cho Kaito是張海籐的日本發音。回想七十年前,我們住在馬尼拉過著舒服的生活,常乘車經過Santo Tomas大學,但從來沒想到在此大學建築物裡面是另外一種世界,有四千位無辜的歐美人士在受日本軍人的虐待。
-------------------------------------------------------------------------------
•後記•
 在結束本文之前,在此補充說明家父在馬尼拉親戚朋友的下落。王乎被美軍送去日本後就留在大阪經營珠寶生意。黃東樹與家父由日本回台南。有一段時期他住在我們家,家母當媒人介紹蔡清塗夫人的妹妹給黃氏。他們結婚以後就移民去日本,找王乎學習珠寶生意,後來定居於神戶。盧遠綏定居於馬尼拉,他於1960年代被選為馬尼拉華僑首領,常常於十月率領菲律賓華僑到台北參加双十節慶祝會。張海籐夫婦於戰後回台南重新開業眼科診所,全家人於1970年移民定居於美國洛杉磯。林智鍊全家於戰後搬回台北,後來全家移民到洛杉磯。這些長輩都已經先後去世。
我於1946年由馬尼拉回台南後,都在台南念書,永福小學、台南一中、成功大學化學工程。1960年留學到美國,一年後家父在台南去世,亨年五十四歲。我在肯薩斯大學完成化工博士學位,與韓淑真(台大心理系)結婚,並接家母來美國永久居住。我在美國石油公司做研究工作30年,1995年退休後回母校成功大學當兼任教授五年。在美國常常參與台灣同鄉會之事工,曾當過FAPA全國理事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總會會長。目前退休住在舊金山。育有一女兩男及六個孫兒女。
我很高興這幾年找到有關馬尼拉戰爭之寶貴資料,即Ken Burns之二次大戰之新聞電影記錄、湯博士及卡教授之歷史研究報告,更重要的是認識了Sascha小姐。今年初我們回台灣參加總統競選活動時,特別找時間到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拜訪湯熙勇博士。我的堂弟黃建中於2012年1月19日專程開車載我們到中央研究院。圖10右起是湯博士、筆者、韓淑真、莊黃芳美及黃建中。湯博士對於馬尼拉台灣同鄉的後代,能於70年後的今天來和他見面互相認識,甚為感動。他很高興我們提供黃純儒後代的資料,這些資料能更加充實他研究報告之內容。最後我要感謝內人淑真幫忙修改本文章。(全文完)  

 首頁Home/ 本土信徒總檔 / 教會史話總 / 宣教師人物總檔 / 外國神父修女列傳 / 日人列傳總檔 / 原住民信徒 /  諸家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