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林茂生之死——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二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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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昭撰 《紐約台灣會館月刊》151期 2009年4月 p.10-12 撰者為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林茂生於1947年3月11日失蹤,生死成謎,迄今剛滿62個年頭。「二二八事件」無論年代如何煙遠,在有良知的台灣人族群意識的集體記憶裡,永遠是一個苦難和十字架的象徵,永遠是一場浩劫與夢魔。而國民黨所背負的,乃反人類的集體絕滅罪行。罪魁禍首既使逃脫國際人道法的審判,也極難迴避史家千秋之筆的制裁,無所隱遁於天地之間。

筆者論述「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乃從「文明衝突」的視野來解析,認為事件的根源,導因於「海洋」與「大陸」兩大文明體系,因緣際會,在海島上的一次對立、對抗與對決。換一句話說,四百年開拓史背景下的台灣,其政治地緣與社會文化生態,已傳承了深厚的海洋文明基因,與五千年封建式超穩定結構的華夏文明的大陸型基因特質,其差異性懸殊之大,是極難整合的。這種「文明衝突」的論述,某些觀點容易抽象化,難於理解,遂有必要藉助於台灣當代最具代表性和典範性的一位智識之士,以及他的悲劇英雄的形象,即林茂生的思想行跡,來具體說明「文明衝突」的真相和本質。

林茂生,1887年誕生於台南,為前清秀才林燕臣長子。幼年的生活環境和學校教育,都深受長老教會基督新教的倫理啟蒙和影響。加爾文教義(Calvinism)在荷蘭人初據安平時代,既已輸入台灣,至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自由教會的傳教士,以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為先導,陸續東來,不但傳佈基督福音,���且籌設醫院,創辦學校,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的苦行善舉;極具草根的感召力,遂形成一個時代的基督文明本土化的啟蒙運動。林茂生便在這樣一個背景的薰陶下長大,加爾文教義所倡導的信仰理念與核心價值,乃內化為他的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基因。他終生堅持實踐的「契約論」民主哲理,及根源於長老教會的的新教倫理,乃顯而易見。
其後赴日本留學,於191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是台灣最早文學士。當時的東京帝大從學術研究的領域,開始萌生了一股反軍國主義的思潮,矢內原忠雄既為代表性人物,他的著作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以尊重人權的立場持續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林茂生很服膺他的觀點。日本回台後,歷任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教務主任,台灣師範及高等商校教授等X。1927年,以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身份,遠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1929年11月,在教育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的悉心指導下。以《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一篇精闢論文,獲博士學位。為台灣人第一位留美博士。1930年1月回台後,曾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成功大學)英語科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戰後奉命接收台大,並代理文學院長。1945年10月任創刊的《民報》社長,因針砭時局,為當道所忌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參加群眾示威,儼然眾望所歸的領袖,又出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據理力爭,遂埋下殺身之禍,為新殖民統治者所不容。1947年3月11日中午,突有六名武裝特務人員前來,以「台灣大學校長請去談話」為辭,將林茂生自其宿舍帶走。從此失蹤,下落不明,音訊全無。毀屍滅跡的野蠻殘酷,是文明世界不敢想像的。林茂生卓越而壯烈的一生,刻畫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具本質。林茂生之死,象徵了台灣菁英之死,台灣領導群之死,同時也宣告了「祖國情結」的破滅與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斷層。通觀「二二八事件」始末,林茂生無疑是最具關鍵性的人物,也是最有嚴肅意義的座標,他殉道式的死,最足以說明事件的本質。

論述林茂生之死,我們必須從他內心世界潛藏的矛盾談起。他早年的教育和長老教會有深厚的淵源,赴日本東京大學修習哲學,思想上受到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海洋文明的薰陶,其後又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拜在名師杜威門下,所承受的實驗教育的理念,完全是現代海洋文明體系的精華。作為一個知識之士,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與人道主義者;從教育背景看來,他應該是薈萃的「海洋文明之子」。但是,因為林茂生的家學淵源留下了某些儒教的影響,再加上天賦性格「溫文正值」,「困勉隱忍」和許多「談灣文化協會的志士一樣,保守地「懷抱對漢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隱忍生存,在心中的祖國來臨時,執切迎接,最後卻喪命於祖國的統治下。」當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之時,林茂生也曾多方賦詩、歌頌那個虛擬的「祖國」:「萬里河山返帝州,……痛心漢士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寄託了多麼搖深的幻想呢?這種「祖國情結」誤盡了台灣的蒼生,其來有自,於今為烈。當代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的困境,台灣人民「國際孤兒」的悲運,沒有「國籍」的荒誕人權危機,追源溯使,乃肇端於這個罪惡的「祖國情結」。台灣人又何時才能從迷惘的長夢中集體覺醒呢?

華夏文明為人類古文明之一,號稱五千年,孔子以下,兩千餘年的儒教傳統,定於一尊,外加千年科舉制度的教條化,遂形成具有籠罩力的文化圈,型塑出忠君愛國的封建式儒教「典範理論」(Paradigm)。這種「典範理論」是一種文化沙文主義;會產生「黑洞效應」。如果沒有革命性的運動來對抗,是很難擺脫其X制和支配性影響的。台灣的漢民族移民史,又接受滿清王朝殖民統治,長達二百餘年,其社會文化的邊緣性格,乃在儒教圈籠罩之下,不克自拔,這便是「祖國情結」孕育的生態環境。林茂生的慘死,與林獻堂的流亡,最後都標誌了「祖國情結」的破滅。而這種破滅的過程,應該才是論析「林茂生之死」的核心主題。

當蔣介石與陳儀密謀調集重兵登陸台灣之時,像林茂生這樣崇尚自由主義,篤信人道主義的知識之士,對祖國軍閥行使國家暴力,進行集體屠殺的野蠻、恐怖與殘酷,是缺乏認知,警惕和想像力的。以「海洋文明」的理性思維,去推斷「大陸文明」的陰險謀略,如何能不鑄下千古奇冤呢?至此使頓悟台灣海峽並不僅止是「黑海幫」的阻隔,而且已經是人類文明體系的分水嶺,林茂生追悔莫及了!

當那段危疑震撼的時刻降臨時,讓我們再回首偵測「挑戰」與「反應」兩大壁壘,對仗過程的某些關鍵細節,就可以更清晰地洞悉善惡、明暗與是非的分野了。

一、林茂生在高尚的人格,深厚的學養,寬廣的國際視野,以及對鄉土的熱憂,他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已經多方質疑,潛伏強烈的反抗意識。一旦親眼見證到陳儀一幫人「掠奪型」的「劫收」行為,貪官污吏橫行,地痞流氓充斥,把一個原已建構化,有良好秩序的法治社會破壞無遺,道德淪喪,倫理衰微,公義沒落,他痛心疾首之餘,乃思背負起十字架的使命,有以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書生論政的意志乃不斷激越化。不但在「民報」執筆為文,抨擊時政,而且把陳儀及其爪牙,一幫奸妄之途的惡名形跡都揭露出來了。林茂生的膽識,尚未以此自限,他的國際視野,使他成為一個台灣建國主義的先知。他開始和一些知交籌謀,從國際法的角度探索台灣的地位和拯救之道,相信國民黨侵佔台灣,是一種不合法的掠奪行為,必要訴諸國際輿論,最終或可達成「聯合國託管」,或經由民主程序宣告「獨立」。當時英、美政壇巨人如邱吉爾、杜魯門等也多信持類似見解。林茂生的智略,乃是一種弘觀遠見,六十多年後的「統獨爭議」,在政治理念上,也還沒有超越他思考的範疇。這是當代最具公義精神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主張,也是最契合人類文明普在價值的和平方案。

二、國民黨是以「密裁」方式誅殺林茂生的,自始至終,完全採取特務系統的黑箱作業,不但背棄現代的法治制度與精神,連一點人權觀念也蕩然無存。中國歷代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傳統,皇權思想與特務系統密切不可分,到了國民黨與共產黨更變本加厲了。明代宦關魏中賢掌控錦衣衛,又有東廠與西廠之分,大奸巨惡,群相勾結,壟斷朝政,迫害忠良,為禍之慘烈,史不絕書。而蔣介石與毛澤東,均自許為革命家,却競相效尤,樂此不彼,坐使戴笠,康生支流的旁門左道,權傾朝野,威懾文武。蔣介石「劫收」台灣,明的是派遣長官公署陳儀一幫官僚人物,但案中乃佈建保密局、軍統局等多種特務系統,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嚴密監控人民言行。其運作方法之神秘,手段之陰森、冷酷、毒辣,豈是林茂生這樣胸懷坦蕩,人格光明磊落的正直知識之士,所能理解想像呢?我們可以推斷,以林茂生高明光大的形象以及表現出的卓越領導能力和聲望,正犯了殖民統治的大忌,在特務密謀中,早已成了「斬首」的獵物,犧牲的祭品,以「死刑」伺候他了,當風聲鶴唳之際,多少知友曾通報並敦勸他暫避風頭,他卻義正嚴詞地說:「請他們來告訴我犯了什麼罪?」這種風骨與膽量,也只有「泰山崩於前而不亂」的大無畏精神可堪形容了。林茂生以身殉道,壯烈犧牲,可以說「求仁得仁」!

三、現在又有許多在台灣的中國人,享受自由、民主、人權之餘,卻不改中國封建的劣質X性,企圖操縱選舉,控制傳播媒體,製造另一波「祖國情結」為終極統一鋪路。這些向良心說謊的人,在他們歌頌共產中國是「漢唐盛世」以前,我們建議他們讀一讀魯迅的「吃人的社會」論,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論,殷海光的「中國文化展望」論,以及有良知的大陸作家們的諸多「盛在危害」之作。在當代美國學者中,也不乏先知型的人物,對中國人的民族性與政治文化的特質,洞察入微,分析得非常透徹。像耶魯大學的白魯恂(Lucian W. Pye)就以文化大革命為研究案例,寫成一本名著,叫「中國人的政治文化」(The Sprit of Chinese Plitics)。他強調:「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即是仇恨的情緒」,為了把仇恨化作道德X言,又必須灑下彌天大謊,使盡欺騙手段,製造「冤假錯」案,是仇恨與欺騙,變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兩大特質,史歷斑斑可考。即如蔣介石與汪精衛,毛澤東與劉少奇,他們之間一生導演的「基督山恩仇記」,為我們提供了多麼鮮活又恐怖的例證呢?最諷刺的是,搞「鬥爭論」起家的共產黨,一切假借「人民」的美名,標榜「為人民服務」,專制獨裁的共產黨,骨子裡效法列寧式一流專政,納粹式戒權統治,卻到處宣揚民主憲政。海洋文明教化我們的價值觀念和倫理信仰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發揚博愛,追求真理,崇尚寬容與和平。做為「海洋文明之子」的林茂生,又如何在兩個文明體系衝突的大變局中,堅守他所服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信仰,並實踐為一種對鄉土的道義精神,台灣之愛的忠誠心與責任感。也充分展現了一個有修持的「知識之士」與「海洋文明之子」,面對為難時,泰山崩於前的雍容風格。做為一個建國的先賢與烈士,林茂生之死留下的典範,是永不磨滅,永垂不朽的!

最荒憾的乃是,林茂生之死的大是大非,還沒有終結。因為「二二八事件」迄今真相尚未大白,「轉型正義」也懸而未決,一切曖昧不明,何來終結呢?有許多鄉愿人物勸說要寬恕,要和解,要忘記。但歷史學家嚴肅告訴我們,人類���記取歷史教訓是很危險的。有些歷史學家甚至主張「循環流」,強調「重演說」。「二二八事件」的大是大非,其「轉型正義」的主題,應該是對台灣四百年開拓史,殖民統治的本質與宿命,進行一次徹底的檢驗與省思。李登輝主政時代,始為「二二八事件」翻案,當時不是有「出埃及記」的曠野呼聲,響徹雲霄嗎?為什麼多少年來又噤若寒蟬呢?我們至少要學習近鄰南韓的民族氣節,在「光州事件」15年之後,就把首謀全斗煥等一干屠夫起訴公審,依律治罪,昭公信於天下,申正義於國際,大快人心。而「二二八事件」的罪魁禍首,迄今卻逍遙法外,不但個個壽終正寢,還安享富貴榮華。甚且建廟堂、樹銅像,加以神格化,企圖搞個人崇拜,倒行逆施,公然踐踏人間公義而廣大台灣人民如今卻身陷困境,淪落了「國際孤兒」,在虛構的國家騙局之中,喪失了國籍的歸屬,形成了當代人類文明最嚴重,也最荒謬的「人權危機」。這個公道與正義,我們不向國民黨追究,不可能自我拯救超拔嗎?

上述我們提到歷史的「循環論」與「重演論」,也許不是鐵一般的社會規律。但是,如果人類是失憶的,永不記取經驗教訓的,那麼循環與重演乃屬必然。林茂生之死,從各種資料與跡象印證,乃是國民黨殖民統治籌謀甚久,規劃嚴密周詳的「斬首」大陰謀,目的在一舉纖滅台灣菁英階層和領導群,企圖從根本剷除殖民地的反抗生機與勢力,這是何等罪大惡極的人類絕滅罪行呢?何況,處決方式多採取最野蠻的「密裁」的恐怖陰謀手段進行。以林茂生的罪狀,既使無線上網到「叛國」,用現代「人權」觀念的標準,在未經調查證實,以及遵循法審判程序的法治制度範疇內,嚴格執行,而縱容特務系統,濫用國家暴力,加以「密裁」,甚且毀屍滅跡,慘忍惡毒,遠超越人性所能容忍的界越,其「合法性」乃蕩然無存。我們對這種特務治國的野蠻與黑暗,還能縱容包庇到幾時呢?我們難道不必及時抗議殖民統治者,闡揚台灣人也有「人權保障」與「人性尊嚴」嗎?更嚴肅的另一課題是,明眼的台灣人都警惕到的「共產中國」威脅論了。一種遠較「二二八事件」前夕,更險惡,更具災難性的大氣候、大環境已然形成,正降臨斯土。一個崛起的東亞霸權,窮兵黷武,以暴力併吞的謀略逼近海島,循環的歷史很快就要重演了。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台灣人又迷惘地徬徨在十字路口,大敵當前,猶聚訟紛紜,謀國之議未決,而兵臨城下,便只有敗將一途了。海峽兩岸在推演的,不正是古希臘的大悲劇,荷馬史詩的「木馬屠城記」嗎?而繁華的特洛城於旦夕之間覆亡,不也正是台灣命運的寫照嗎?

歷史是無情的,也是詭異的。史家總結二十世紀,人類文明遭遇的災難,世界曾出現四個,魔王式的大屠夫: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其中希特勒與史達林,已被人民的「轉型正義」所唾棄,貶入了十八層煉獄,無所遁形,永不得翻身了。唯獨毛澤東與蔣介石,分別在海峽兩岸,被某些封建迷信的中國人奉若神明,頂禮膜拜,而他們的一生均沾滿了血腥,都患了人類集體滅絕罪,屠殺的生靈概以千萬計。台灣人民乃「海洋文明之子」,天賦充滿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和人道主義的精神,這樣優越的新興民族,驅迫他們放棄神聖的建國使命,又如何降身辱志,脫胎換骨,去接受外來政權另一波更嚴酷的殖民統治呢?林茂生「魂歸來兮」,願在天之靈鑒臨,庇佑斯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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