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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南劉家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家庭與地方社會之關聯（1849-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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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萱撰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文雄先生 2009年7月 63頁 全文可點閱 Tungha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tem 310901/1179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南劉家之興起與發展、栽培子弟的特質、對基督教傳播及本土化扮演的角色；劉家家族信仰基督教，同時積極追求新式教育，並透過婚姻關係建立人際網絡，而產生活潑的上升流動與社會影響力。以台南劉家為探討對象，理由有三：一、台南劉家第一代是劉光求(瑞祥，1826-1887)與其異父弟高德耀，即府城最早受洗的七人之一，是家族遷台後接受西方信仰的代表。二、劉家為台南望族，又幾乎全族人都信仰基督教，不論以地方史或教會史的角度來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三、劉家之社會回饋在醫療、教育等方面都有目共睹。 轉錄其目錄及第五章結論於下：
第五章 結論 本文就劉家的歷史，來探討基督教長老教家庭，對地方社會的影響與貢獻。以下分為四點探討。一、早期基督教家族的興起與發展。二、扮演傳教助手角色。三、人才培育方面的貢獻。四、教會本土化訴求的實踐。 一、早期基督教家族的興起與發展 我們從劉家的歷史能夠應證，基督教家庭形成與發展的大概順序。首先，劉光求、高德耀代表了第一代基督教徒。他們受到了馬雅各醫師與教會的感化，接受基督教信仰，成為傳教士的助手。通常第一代教徒都是社會低階層之民眾，無經濟基礎也無文化背景，在他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可能會影響到全家族的信仰。以劉家來看，幾乎都有接受基督教信仰。其次，第一代基督徒接受西方思想後，會較重視子女的教育，第二代的基督教徒也有機會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化，可能開始識字、受教育，漸漸提高經濟基礎與社會地位。劉家的第二代劉瑞山因為教會教育習得羅馬字、能夠寫文章信件，也奉行基督教義中的身體力行與儉樸生活，漸漸置產成為富裕之家。同輩兄長劉麒麟能夠與生番熟番作生意，也是因為傳教士將信仰傳至原住民社會，他們能夠接受外來的物資，而劉麒麟也有管道與原住民買賣。弟弟劉錫五開辦雜貨也有盈收，接受基督教信仰後他開始在教會中擔任職務，甚至是教會長老，已大大提高了家族的地位。劉家的第二代極重視子女的教育，受到西方的平權思想影響，能夠做到男女平等，因此第三代不論是男是女均接受高等教育，培育出各界人才，使劉家的經濟、文化水平皆大大地提升，成為府城地區的望族。延續至今，我們可以看到劉家的後代子孫都有良好的社會地位，在金融界、教育界、醫學界有所表現。 日治時期，劉家也感受到政治對於社會、以及教育的影響。雖然劉家與台南州知事、市長都能夠維持友誼，然而政治的影響，是更加全面而廣泛的。劉家迫於政策壓力，必須遷墓。也曾被迫改姓。在教育方面，對於日本無法信賴，認為台灣人受教的機會必定不如日本子弟，因而將學子送往國外。 戰爭也帶來劉家轉變。戰火的攻擊下，劉家古厝的主屋遭到炸毀，同時也造成一名女性傭人喪生。劉家古厝尚未整建完成前，劉瑞山等人必須暫住其他族人家中。戰爭結束，台灣光復。台南最末任日本市長羽鳥又男準備回國，劉瑞山資助他，並助他離開。根據後人的回憶，認為送走羽鳥又男後，劉瑞山的身體便大不如前，此後不久便去世。戰後的劉家，同樣在各行各界有亮眼表現。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此時積極強調「三自運動」，這方面在第四點再提。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劉家培育出來的人才，能夠帶動戰後的繁榮。 二、扮演傳教助手角色 劉家扮演著南部傳教史上，「遠心傳教」的助手角色。台灣的傳教工作，與醫療密不可分。外國傳教士來台行醫，並且將福音傳給民眾，這在台南地區，是重要的傳教啟始。馬雅各在台南，雇用台灣人當助手，與劉家關係也很密切。劉光求聽到馬雅各講道後，便自願受洗，成為他的助手，在教會中默默奉獻。馬雅各欣賞劉瑞山的才能，希望將他培養成醫師，雖未能如願，但劉瑞山仍然是以他的能力所及，為教會奉獻。高德耀曾經營鴉片館，在受到基督教感召後，下定決心戒癮，並且成為馬雅各的助手，學習西醫，甚至能夠在馬雅各回國後，繼續接只掌醫療傳教的工作。除了在馬雅各身邊的這三人之外，劉家成員在教育界、醫療界等奉獻時，不忘宣揚基督教思想。他們以自願的方式，視教會為中心，以自身能力將基督教傳播出去。也就是說，劉家在傳教過程中，是擔任遠心傳教的助手角色。 三、人才培育 提到劉家在「人才培育」方面的貢獻。正如之前所說的，劉家對教育非常重視，所以第三代開始，培養出各界優秀人才。劉青雲是留日先鋒。他也負責弟弟、族人們到外地求學事宜，給予照料。劉主安求學經歷完整，留學日本，又到劍橋深造。回國後，他成為一位教育家，任教台南神學院、長榮中學，更在長榮女中任教長達四十四年。劉青和是台灣第一位取得德國化工博士者。劉彩仁在醫學方面很有成就，取得放射線醫師執照。劉清風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醫學博士，也是在醫學界發展長才。劉家成員的培育，也是社會人才的培養。劉家有多人擔任教育工作，其培養的學子人數眾多。劉家又是西式教育的先鋒，在新教育、新思想的傳遞上有所貢獻。 四、教會本土化訴求的實踐 教會期望的「本土人士參與」這方面的實踐，在劉家的歷史也可看到。吳學明提到，初期的教會必須依賴傳教士們管理教會一切事務，在經濟上也仰賴傳教士的奉獻和教會的援助。西方傳教士來到台灣為了節省經費支出，僱用台灣本土人士，並且鼓勵本土人士參加教會活動、捐款幫助教會開拓工作，能夠自己供養自己的教會。長老教會在台灣從仰賴外國教會、漸漸走向台灣人自治的教會，發起台灣信徒「自傳」、「自養」、「自治」的「三自運動」。 台灣基督教史中，三自運動是在日本統治台灣後才真正受到重視的運動，有學者認為在1970年台灣基督教會才真正走向「本土化」時代。然而在日治之前，基督教長老會在南台灣設立醫院、學校…等措施，都必須募款取得經費，本土信徒的捐獻對教會而言是重要的助力。劉瑞山在建學校、醫院方面多有資助。劉錫五在樂山園的建立上，慷慨解囊。有關教會的多項建設，劉家都提供資金、土地，是不可忽視的貢獻。對台南社會而言，西方醫療，是由於新樓醫院的建立。新式教育的引進，長榮中學提供給貧困家庭子弟求學機會。長榮女中開啟女子教育，提供女性除去舊習、學習知識的機會。這些都是教會與社會聯結重要關鍵，而劉家便擔任了聯結的重要橋樑。教會的策劃，經由劉家的資助，得以提供地方民眾。不論如何，教會在地方的發展，必須要有傳教士的推動，配合本土信徒的捐獻才能完成。這樣的捐獻可說是信徒對教會的回饋，更可說是信徒對當地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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